中国顶级情报机构 — 郭文贵提到的“联络部”

       郭文贵新近爆料中，提到的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郭用的是旧名称。

      自去年军改，“总政”更上一层楼，现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其联络部即政工部下辖的二级部，行政级别：正军级，负责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在广州及上海等地设有军官均着便装的秘密分局。

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墓地碑文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全称）

        自2016年军改后的联络部，除部级军头调整之外，均为全班人马，只是更加集中了中央军委指挥权。习近平为实现党的全面专政，对军队前原班人马概不信任；对新班子的未来，则以军委主席名义直接辖制。

        但是，任何军头仅仅依仗皇权龙恩，或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意识形态的信念保守，并无法维系其庞大组织运作，唯有凭借巨额资金，才能上行下效，通俗点说，钱，钱才是人民军队的命根子！

       既然是命根子，就不能掌握在如同徐才厚那样的儿皇帝手里，是因为徐才厚能直接捞钱而不受任何监督，并不因为徐革命加拼命，对党和解放军作出过卓越贡献。

       一般公众只知道所谓的总参二部、三部，似乎中国特色的007都出自二部，三部，包括为革命而付出的金钱与美女，都由总参掌控，而老百姓对总政的崇高地位，以及一个被称之为”“联络部”的下属二级部，都不以为然：“政治部的二级部，这算啥东西，政治都是空的”。

        殊不知，”联络部”在军队的核心机密里居于顶级位置！它永远不公开挂牌。

        略微知情者，以为联络部只重在对台的谍报与策反，其实，在这里讲一件事，足见联络部的能耐：九七香港回归前，联络部以港岛为基地，通过下属“经济单位”，渗透于国际金融领域，并且以操作为主，情报搜集为辅，为香港金融秩序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金融票据战本来就是以操盘博弈取胜，解放军利用我党的雄厚资本实力进行境内外投资，控股，操纵资金流向，获取巨额利润。只有大陆那种发了疯似的股民，才乐衷于打听“消息”。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具有双重身份的军头出现了，他们一面为部队创收，一方面中饱私囊；他们在以国家和军队名义转账时，巨额资金不宜直接从中国汇出境，须变换“身份”，例如，有一种被称之为“技术性”的手法：即通过操作国际上的对冲基金，通过此类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等衍生品进行投机交易的同时，选择某些贸易性货物作为媒介而不断传递，在多个国家或地区转来转去，说白了也就是洗钱，时间上要花费好几年。属于军头贪腐的那一部分金钱，最后洗归中国，已面目全非，在名义上或实际上，可以是苏绣湘绣纺织品的回收款。随着军头子女亲属移民外国的潮流，有的钱就不回来了，这也就是所谓资金外流，占据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外流，要不改革开放以来哪有上万亿的钱都能直接从境内汇出去？

       层层黑幕里面，买卖军火是重头，其背景是联络部。由于军火买卖历来不都由政府机构出面，任何大国皆如此，尤其当军火卖给他国的反政府武装、意识形态同僚，如CIA卖军火给塔利班打苏联人，PLA卖武器给波尔布特打越南人；在中国，要通过若干名义上是民营的或半官方的企业，如保利集团，凯利集团等等，达到出口武器的目的，所涉及的这些机构，以及洗钱过程，属于军队的头等机密。中国严禁武器装备流转民间，仅指派太子党、红二代挂民营牌，暗地里买卖军火。总政是它们的最高组织，领导并指挥着这个国家的秘密行业。

        做军火生意需要资金的地下转移，无异于洗钱，将军用变成民用，民用变成军用，其资金贯穿军火买卖和情报活动的各个环节。徐才厚当道的那些年，正处于高技术带动下的金融交易全球化的成熟阶段，可谓时来运转，资金转移更为迅捷、简便、灵活，而各国法律制度、金融体制的差异以及一些国家无形划拨资金和转让证券的不透明性，使得各类金融机构都可能作为解放军洗钱的渠道；贸易也当然是进行大笔资金转移的常用变通渠道，最终，其中相当一部分现金转到师级以上军官的口袋里，副部级以上军官拿大头，所以贪腐“百亿”之说法，并非夸张。

         当中国进入习近平朝代，解放军腐败到极点之现状，令新主不得不大肆反腐，它一上来就反到徐才厚头上，以及挖出他的心腹，财务专家，总政联络部前部长邢运明。打军中老虎，并不是针对军队内部买卖官爵，那不是主要的，但“主要内容”皆为国家机密，即使徐才厚未死，依法审判，其洗钱的罪行也不会公开审理，至多让央视协助一下，开个场，然后宣判，只是亮亮相而已。

         徐才厚该死，且必须死，联络部为党和军队立下的不朽功绩，皆随同徐的赃款去向，将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