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汉就要有堂堂正正的浩然正气！

孟子的天命观思想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要懂得“尽心”、“知天”和“事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如果人人能够保持善性并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那么“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周游列国而弘道。孟子到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等的礼遇，被齐宣王拜为上卿，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

当时孟子声望颇高，据传，孟子一次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被大雨所阻，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地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后来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也称“孟轲庙”。孟子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学生们一起著书立说。孟子认为君子必须只追求符合道义的东西，劝化君臣、百姓树立道义至上、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使德入人心。以下为他坚定不移劝善的几个故事。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 ‘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他国君的人，往往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他国君的人，往往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西汉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好善足以治天下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听说这一消息很高兴，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经验吗？”孟子说：“不。”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呢？”孟子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且做事尽职尽责。”公孙丑问：“这些就够了吗？”孟子说：“凭这些可以治理天下，更何况鲁国呢？如果喜欢听取善言，就愿意与善人结交，小人就没有市场；如果不喜欢听取善言，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徒就会来到，他身边要都是这些小人，要想治理好国家，怎么可能呢？为官就要敢于维护正义和公道。不能尽职，不能尽责，当什么官呢？”阐述了君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正气，识大体、明大义，以从善扬善为己任。

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两次来到齐国劝齐王行仁政而不被采纳。当孟子第二次离开齐国时，齐国的尹士对孟子的学生高子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就是不明智；知道齐王不可能，然而还是到齐国来，那就是为着期求好处。不远千里地来见齐王，不相投合而离开，在昼邑住了三夜才走，为什么这样滞留迟缓呢？我对孟子这一点很不高兴。”高子把这番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尹士哪里会知道我的想法呢？千里迢迢地来向齐王阐述王道，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劝谏没有成功而离开，难道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是不得已罢了。我住了三夜才离开昼邑，在我心里还是觉得太快了，心想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如果他召我回去，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等到离开了昼邑，齐王没有派人追我回去，我这才毅然下定决心走。我虽然这么做了，难道肯舍弃齐王吗？齐王还是完全可以行善政的。齐王如果行善政，那岂只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安宁，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宁。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期望着他能改变！我难道像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吗？向君主进谏不被接受，就怒气冲冲，脸上显露出不满的表情，离开时就非得拼尽一天的气力赶路，然后才歇宿吗？”尹士听了这话，说：“我真是个小人啊。”

以德服人，心悦诚服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第三次赶到了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齐宣王说：“讲的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

孟子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哪敢抵挡我！’这只是个人的小勇罢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武？《诗经》上说：‘文王勃然发怒，整军备武保护莒国，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严守道德规范，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份？’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就感觉到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孟子接着说：“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减轻赋税，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们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齐宣王点头称是。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齐国得到了大治，百姓们都非常感谢孟子的恩德。

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因此，进谏君王修德行仁，这才是恭敬；向君王陈述正理，使其消除邪念，这才是尊重；阿谀逢迎，这叫坑害君王。自身端正，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他。《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然而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弘扬道义，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认为君子应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而使其归于天理正道，这也正是劝善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