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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或问题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普选和直接选举,这不是宪法规定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实践就是这样的。以选举较为规范的城市选举为例,选举区代表虽然街道也将选民张贴出来,候选人是谁,什么时候投票,但没有任何宣传活动。比宣传党的任何政策力度都小,选民去不去投票,最后实际有多少人投票不得而知。中国现有的选举制度是间接选举,街道选举区人大,区人大选举市人大,市人大选举省人大,省人大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这种间接选举制度,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选举制度。西方人在批评伊拉克、伊朗和许多非洲国家非民主体制时,不会无视这些国家形式上存在的普选制吧。
民主与公民的政治自由不可分,其中最核心的是与言论自由分不开的。在中国公民没有公开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由,也没有批评领导人的自由。大众传媒被党和政府牢牢控制,文人没有公开发表自由言论的场所,如果以极端的方式发表文章或文艺作品,那要被监禁和永远被监视的。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公民因自由发表言论而被政府处罚恐怕找不到几个。
民主是要讲究成本的,但是不民主承担的成本更大。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文化大革命”内乱损失更大的运动,这种个人专制的代价太大,足以使担心民主可能产生负作用的人振聋发聩。一项重大抉择的出台,公民的参与既可以减少抉择的失误,也是公民自身利益的得以表达和维护的最有力方式。专制主义者认为他们比绝大多数人聪明,并且视自身利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觉得快刀斩乱麻比无休止的争执更合他的意愿。
民主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成比例。专制体制为自己辩护的最大理由是,经济不发达不宜实现民主。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民主不是大众可以选择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讨论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从中国历史讲,2000年历史就是专制的历史,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的官民对立。共产党的纲领公开承认是阶级专政,而阶级是由先锋队党来组织的,党是由领袖来领导的,所以,如果2000多年历史是皇权专制的话,现代中国丝毫不差的是少数人专制,说开明转制也可以,但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从西方历史讲,民主最发达时期不是近代也不是现代,最鼎盛时期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直到现代也难以匹配。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设计最好的民主制度,但那时在设计美国政治制度时,美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比不上现代的中国。所以,试图以经济发展程度来说明民主发展的需求程度是站不住足的。
现代社会人被俗务缠绕,又被蝇头小利所蒙蔽,只顾眼前,还有多少心思去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只有当政治腐败和压迫危及自身生存时,他才会有所行动。而政客们正是利用分散的个人无政治反抗能力达到谋私和权利膨胀的目的;在像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尚且如此,在中国民主化程度很低的国家,人民对民主的冷漠和不关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虽然也为经济而奔忙,但不应该如此,而应该为民族的未来,为子孙后代真正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而作不懈的努力,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