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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起贪污案例的启示
大贪污腐化分子出在贫困省份居多。典型的有,贵州省的刘方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克杰,云南省的李嘉廷,江西省的胡长清。为何贫困省份贪官污吏挖出的多,除国家整个吏治制度不完善和法律监督不力,也与贫困地区官场的风气有关。贫困地区的官吏眼睛都盯着有限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将资源攫为己有。小官小贪,大官大贪,老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的地方政权甚至失控,发展到老百姓集体砸烂乡政府。贫困地区的官员们积极招商引资积极扶植私营企业,但是要讲究巨额回报。刘方仁、成克杰、胡长清几乎都栽倒在外资和私营企业手里。当然,由于官商勾结有巨额回报,一些敢于冒险的商人就会到这些地方去搞所谓的投资,拉政府高级官员上贼船。应该说,聪明的投资看重的是整体投资环境,而不是官员的大小许诺。
有层出不穷的现象。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成克杰犯案前,中纪委挖出了大贪官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出自江西省,这个省在1980年代初期就出了第一个被判刑的省长倪献策,他的犯案过程刘方仁是很清楚的。刘在江西省任省委副书记,给人的影响只会照本宣科,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又没有什么显著的业绩。这种人把官场的贪污腐化之风带到贵州省。因他一案牵涉交通厅厅长、地税局长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几十人,结果刘的升迁给贵州省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类似现象还有贵州省和湖北省连续两任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因犯贪污罪被判重刑。贪污犯不但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多。
贪污受贿的金额越来越大,判处极刑的人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胡长清贪污受贿700多万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挖出来的贪官污吏比他官职大,比他贪污受贿金额大的多得很。除成克杰,都保住了小命。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等贪污受贿的金额都比胡长清要大,性质要恶劣,但是他们都幸运地保住了小命。在中国谁都知道,只要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往后的名堂就多。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胡长清死得冤枉,这倒不是人们为贪官开脱,实质上是为步其后尘者幸运地逃脱死刑而愤愤不平。
反贪的力度有多大,多数老百姓提出怀疑。前任中纪委书记尉建行狠力查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现任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别的省份的人对他的底细不清楚说得过去,江西省的人对他是非常了解的。此人最擅长跟风,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最善于周旋人际关系。由他领头中纪委查处贪污腐化分子能查到什么程度,熟悉他的人有理由保持怀疑态度。时下,中国贪污腐化已成风,大小官员有染,作为执政党要强力查处贪污腐化,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谁愿意干。根本的问题是结束一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