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论“王勇平悲剧”

应当看到，王勇平的“官僚腔”有着相当广阔的背景。如果类似信誉危机发生在中国其它政府部门，它们的发言人未必就能有比王勇平更被公众接受的表现。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需要官方做出比撤换新闻发言人更加艰苦、认真的努力。

发言人制度是中国政治朝着公开、透明的实质性前进的产物，还影响了中国社会基层的信息透明，这个过程相当深刻，也相当纠结。

问题是中国舆论的开放进程，比发言人制度的进步还要快很多。发言人能够提供的信息，总是赶不上舆论的要求。发言人的“官腔”也最容易导致与民间舆论的对立。当然，全世界官方发言人都比活跃的舆论要“刻板”得多，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更严重，有时发言人的表态不仅无助于危机公关，反而火上浇油。当遭遇危机的官方机构被舆论已经假定为“有问题”时，发言人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或者笨嘴笨舌，或者油腔滑调。

中国官方应认真反省今年以来铁道部、红十字会等机构与媒体沟通的失败案例。由于有了互联网和微博，通过传统的信息披露方式来引导舆论，今后肯定会越来越难，一旦失误的代价也将越来越高。　　

当信任不足的时候，官方在遇事时的坦诚是最重要的。不刻意隐瞒负面信息，还原事情的复杂性，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当前舆论对“信息不透明”的尖锐情绪。这种情绪常超过人们对一件错误本身的不满，成为公共事件额外的发酵区。

中国问题很多，但解决问题太急了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民间是懂的。其实中国官方对解决问题的着急程度一点也不低，看看中国建保障房的速度，推动医改的速度，就知道中国官方一刻也没闲着。现行的官方表达体系鼓励宣扬成绩，同时对各种问题“悄悄改正”，而不是把改正问题的艰难、挫折全都展示给公众。

王勇平遭舆论围攻直至被停职，是个悲剧。但可以预见，他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黯然下台的政府机构发言人。但愿我们的这个预测落空。但愿各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透明”的路上走得比舆论质疑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