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群体弥漫着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

摘要：在过去的10几年间，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代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19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有满意的方面，也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这是一种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工薪阶层都普遍弥漫着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

　　2012年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发布题为《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进入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转型陷阱的提出，从制度角度为改革困局做出了注解。它与当前社会矛盾激增的状况有何关联？未来的改革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报告主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作了解答。

　　渐进式改革的陷阱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从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改革开放起始的时候，要结束和破除的东西是明确的，这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告别人整人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上，是较为模糊的。当时叫“拨乱反正”，就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在经济上引入一定商品经济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经济自由；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变。到了1980年代中期，开放开始推动改革，导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设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随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增多，带回了关于国外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译介过来。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说，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标是“文革”前17年的话，现在的坐标是新技术革命体现的一个新的文明。于是，许多突破性的思路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般评价是，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鼓励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但由于不具备相应条件，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与市场的结盟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19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尽管在现实中，正当利益集团和非正当利益集团的分别是存在的，但在理论上，正当的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很难界定哪些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重建社会公平正义
　　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但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贫富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10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代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称之为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与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而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乌坎实验的意义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这个实验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如果成功，我们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败，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打击。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由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双方的试探和博弈，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用选举这种民主的方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论证了在较为严峻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
　　“顶层设计”在“十二五”当中被进一步强调，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
　　现在都在说改革和革命赛跑，但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只有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才能与革命赛跑。因为革命的动力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
　　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