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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武----甘肃庆阳人，《经略》网刊编委。原文名：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姿势分子？大致内容如下。
作为社会群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陌生现象，早已有之；但作为概念，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如今国内学术思想界活跃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各方面的人，不甘于在书斋里坐冷板凳，遍布坊间书肆，或启蒙事业，或针砭时弊，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国内学术思想界曽大致分为两个阵营进行讨论。一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专业先行，不流于空疏；另一方认为知识分子应保持对现实的关切，也就是要有“人文关怀”，否则便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当年参与过讨论的人，往前看还是1980年代那些“青年学者”，只要登高一呼做有人文关怀状，就很容易获得传媒的追捧和观众的喝彩，如今多数算得上“著名学者”了，成了学术界的大腕，教授、博导乃至学校领导、政府高参。不过如今的年轻人要是想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需要费很大精力。
比如著名的法学家、名扬海内外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学术成果，居然20年来根本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列出来的全是发表在大众媒体类报刊杂志上的“意见”。为贺卫方辩护的人都认为，写一万篇几百年都不会有人读一遍的核心期刊，还不如他所提出的意见是否推动了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大。“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此，至于他的立论是否与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关，甚或他在专业领域里的知识贡献也与此毫无关系。
这种看法有无道理？当然有。但问题在于，“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公共性的一面，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尤其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多数处于高校、国家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也即今天我们常说的“体制内”。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在大众媒体上抛头露面、发表意见只是副业。
而一般社会公众之所以重视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恰恰是因为相信他们有研究专业。
但我们现在更经常地看到的是，文学教授在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经济学家在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学专家在谈历史问题。而且，越是如此，还越是被媒体和一般社会公众当成有公共关怀的表现。这是一个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在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他们更不满足于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意见，纷纷转战网络。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上的所谓自由完全没有成本、没有代价，不需要考虑自己偶尔从某个地方看到的一个事情是否属实，即可据此发挥。由此，“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汇。
1980年代，知识分子不分专业，都一股脑儿地讨论文化问题，是为文化热；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知识分子或下海或钻入课题项目，遂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说；2000年以后，全球化如约而至，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的，但离专业越来越远，就成了姿势分子。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19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2000年以来的姿势分子，其实都是同一拨人。
虽然他们常常批判体制，但他们早已是各个领域的学术霸权的拥有者。不仅享受着体制规定的好处，也享受了不少“市场经济”的好处。
如此看来，从最早参与文化热，到后来的职业反对派姿态，其实都不过是桩生意，姿态再高，调子再高，最后说穿了，也都是为稻粱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