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

日本二战前就已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苏联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负增长，国民储蓄率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实际已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的地震和海啸，核电站爆炸，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很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最近，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有平等或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债务已经高达16万亿——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早踏上破产的境地。

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互联网泡沫，后又房地产泡沫，最后次贷危机大崩盘。对外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出了严重的问题，中国则抓住每个机会高歌猛进成。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

对于美国的制度，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

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欧洲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据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同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也没有出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推进改革。整个社会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 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冲击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远超其他四国总和（广东一省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西方的制度模式缺乏延续性，阿拉伯世界缺乏灵活性，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2008年7月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以外的人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