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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在4月16日发表题为“鼓吹照搬西方的人离胡耀邦名字远点”的文章之后,4月18日发表了题为“中日友好不能成禁忌”的评论,文章简介如下:
中日关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敌对关系。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动的展开为此后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基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40年间保持了友好关系,可是在2012年9月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一直陷入僵局。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有必要认真解决如何改善紧张关系这一课题。
目前中日两国当局都采取了长期作战的姿态。加强经济交流、民间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间的氛围是一大关键。所幸中日对此均无异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系趋于正常化。虽说如此,但如不恢复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不谋求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常化,那么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为此,应该重新确认过去40年间缔结的四项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构筑信赖关系。
首先,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的“反对霸权”进行对话,推动在军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它在新时代显然有了新的内涵。
其次倡议“友好创新”。“创新”是中国最近常常使用的一个词语。我所说的“友好创新”,就是要在持续40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谋求新的创造性发展。目前出现过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败的论调。这是错误的,必须根据事实讲道理。
最近在中日两国说“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再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需对安倍在历史问题上表示抗议。对中国来说,不应该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帮了我们。虽说中国当前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却仅有日本的1/5。中国还需要向日本学习,珍惜中日友好关系。
友好如何“创新”?提议开展“日中朋友之会”运动,不带偏见地审视对方。超越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对立,活跃地开展草根交流活动,开展利用网络的有灵活性的小团体活动,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笔者早就主张,现在的全球化标准是美国标准,中日应该携手主导,努力创立东亚标准,并将其升格为全球标准。
中日关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敌对关系。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动的展开为此后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基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40年间保持了友好关系,可是在2012年9月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一直陷入僵局。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有必要认真解决如何改善紧张关系这一课题。
目前中日两国当局都采取了长期作战的姿态。加强经济交流、民间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间的氛围是一大关键。所幸中日对此均无异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系趋于正常化。虽说如此,但如不恢复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不谋求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常化,那么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为此,应该重新确认过去40年间缔结的四项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构筑信赖关系。
首先,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的“反对霸权”进行对话,推动在军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它在新时代显然有了新的内涵。
其次倡议“友好创新”。“创新”是中国最近常常使用的一个词语。我所说的“友好创新”,就是要在持续40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谋求新的创造性发展。目前出现过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败的论调。这是错误的,必须根据事实讲道理。
最近在中日两国说“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再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需对安倍在历史问题上表示抗议。对中国来说,不应该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帮了我们。虽说中国当前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却仅有日本的1/5。中国还需要向日本学习,珍惜中日友好关系。
友好如何“创新”?提议开展“日中朋友之会”运动,不带偏见地审视对方。超越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对立,活跃地开展草根交流活动,开展利用网络的有灵活性的小团体活动,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笔者早就主张,现在的全球化标准是美国标准,中日应该携手主导,努力创立东亚标准,并将其升格为全球标准。
严峻的中日关系也许会持续几年,但是我不认为能够持续10年。
文章作者:凌星光。
文章作者:凌星光。
“环球时报”去年第3110期 8月26日号于“国际论坛版块”曽刊发同一作者 凌星光的:《中国不妨与日本站着谈》。认为安倍在参院选举获胜后,多次示好呼吁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日方不应将“对话”停留在口头上,应切实正视历史和现实,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同中方相向而行。日前,据共同社报道,安倍晋三有意谋求在9月上旬的G20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站着交谈的方式进行接触。
近几个月来,中国采取暂时搁置政府间首脑会谈的作法,使安倍一方面推行包围中国外交,另一方面让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或副首相麻生太郎访华打开局面的策略完全落空。为此,日本开始焦急,日本舆论也议论纷纷。中方不予理睬的“越顶日本”政策,已使日本逐渐认识到中日外交的重要性。此次日本提出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谈,安倍认为即使被拒绝,也可向世界强调日方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
在与日本右派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讲究战略和战术。但战略和战术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事物的大小而异。中国同日本右派的斗争是定位为3-5年的战略性任务,对正式首脑会谈要采取谨慎严厉的态度,即必须坚持原则,具备各方面条件才能谈。但非正式首脑会谈应灵活一些。笔者认为,不妨考虑在G20会议期间借用非正式会谈对日展开说理斗争。
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谈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共识,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另一种是强调原则和坚定立场,进行说理斗争。
近几个月来,中国采取暂时搁置政府间首脑会谈的作法,使安倍一方面推行包围中国外交,另一方面让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或副首相麻生太郎访华打开局面的策略完全落空。为此,日本开始焦急,日本舆论也议论纷纷。中方不予理睬的“越顶日本”政策,已使日本逐渐认识到中日外交的重要性。此次日本提出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谈,安倍认为即使被拒绝,也可向世界强调日方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
在与日本右派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讲究战略和战术。但战略和战术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事物的大小而异。中国同日本右派的斗争是定位为3-5年的战略性任务,对正式首脑会谈要采取谨慎严厉的态度,即必须坚持原则,具备各方面条件才能谈。但非正式首脑会谈应灵活一些。笔者认为,不妨考虑在G20会议期间借用非正式会谈对日展开说理斗争。
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谈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共识,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另一种是强调原则和坚定立场,进行说理斗争。
“环球时报”数番出现的作者凌星光 为何许角色?
凌星光(1933— ),浙江青田县仁庄镇垟心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78年10月进入新成立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该中心1982年经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批准为社团法人,现为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公益团体。会长野泽太三,原日本法务省大臣、原参议院议员;理事长凌星光,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又是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主要成员之一。“环球时报”曽介绍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在中国也享有盛誉,被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指定为国家公务员境外培训机构。并于2010 年通过中国教育中介机构工作委员会、全国阳光留学综合办公室评审,正式被授权成为“阳光留学”驻日本境外联络处。凌星光还是国内一大学的客教。
下图片中黄圈者即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