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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是月节。
中国的中秋,日本也过,但是,日本过的是阳历8月15。而中国人的中秋是以圆月为标志,寓意父老子女团圆的梦想、积寄家人团洱之心理诉求。另外,中国太大了,各地区、民族过中秋的习俗亦纷呈异趣,然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中秋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的特征,它的基本就是凝聚儿女心,熔铸儿女魂。因而中国的各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月亮文化。中秋这个月节亦因此与太阳分别成为中华文化中代表阴阳的“两极”。看月出月落,望月缺月圆,心里感受的却就是一股股神秘的、支配着大地的力量,并心生敬畏。
今天于北美,正还就是中秋月节。
两天前的週末,阅读到一则新闻,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上海地下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并在1946年10月接受党组织安排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在美获教育硕士学位的、还将纪念美国南北战争时反对黑奴制的歌曲《约翰・布朗的身躯》主旋律重新填词,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的先生陈一鸣逝世了。8月2日上午,上海举行了陈老先生的追悼大会,献花篮的原沪江校友中,有一个名字令我激動万分。他,就是我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任领导,頂头上司,我的老板。
我的老板也是早年上海地下党学联负责人之一,主持过一个新文学时代学生半月刊的业余编辑,自己兼作者、发行,他还是个诗人。老板也是193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上海的地下学生运动,并精于资料通讯活动。自“维基百科”介绍,他还历任上海高安路19号市委办里的几个处长、上海市的一个副局长等。
在我出校门踏上社会、随7、8个血气方刚的后生仔一起进入这个机关的三年前,他已经担任了这机关的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
根据所学的专长,我这个学数字的、有一个戴过帽子的父亲的也就很自然地被分到了经理部所属的后勤科。
这个机关届时有正式职工248名,合同工50余人,至今天也能算是地球上同類公司的世界之最。
当時这个机关东面的“大社”(指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个很象样的医务室,我常去领些治血圧偏低的薬片,那里的小曹医生很好相处,她経常会摸摸我的头说,看不出你一副小开卖相竟然不怕难为情地踏着三只轮的人力“黄鱼车”进进出出,还吹着口哨,曲目竟是奧地利舞曲、意大利歌剧片断......
“小曹,你说的是谁啊?”有一天,旁边簾布后有个声音在问曹医生,声音发自老板。
“还有谁,你的部下哪,”小曹答。
“部下,我怎么勿认得”,老板的宁波口音极重。
“这条马路上有人不认识你,可就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有这种事体,让吾看看...还是勿认得!珍(真)格...”
大家哈哈大笑。
之后小曹握着我的手说,没有关系的,他不是官僚。
小曹,原上海市市长曹萩秋的女儿。
我在这种环境下照样自得其乐。毎天踏着三轮“黄鱼车”买全体职工的这样那种的东西,女职工的生理用品、男职工的肥皂草紙、文房用具、厠所潔具、马桶备品、春夏的猪足、秋冬的死白鱼,只要是后勤福利的事都就是我的职务,而且,我的专业---帳面煞清,数字輒平。
更年期的女职工经期小腹痛、乳房下垂会打电话给我要求帮助,男便所的便器漏水自然更就是我的本行。
能进这样的机关,已经就是祖宗烧过高香了,还求什么奢华呢。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其中有一件我在两年前添油加醤地编制了小字《扬州认识的女朋友》刊在倍可亲,也贴帖于facebook,待会把连接贴在文末的评论欄里,若得闲请賜目。
机关连总社带分部共三处,都在一条小马路上。那年盛夏因为职工福利要我在一处的分部搭一个自行车棚,热得受不了的我边干边打了个赤膊。楼上中华书局的人从窗外看见了,一只电话打到了社长室。
秘书来了,说了一通。
我悠悠地对他说,天太热,加之咱的修養不灵犀。
“我去告诉社长”,秘书说。
待会,经理部来了电话,要我上去。社长,即老板也在了。
“知道这里是上層建筑単位吗,可不是建筑工地単位,穿上衣裳,等会随我回家洗个澡”,老板说,继尓转向经理、也就是副社长,说,不能把这种生活(工作)找外面的专业人做吗?
这小年轻能干呀,副社长说。
他还能干其他的事,该他干的事怕不会少吧?记住了,从今天起,这种粗活找外人,还有,分配派发“月经紙”等的也请你另外找合适的人来,一个男小孩的做这种事,如果換作你家的公子你怎么干?还要不要让其拉(宁波话的“他”)以后做人啦?
那天中午,随老板回家,走出绍兴路沿陝西南路往北,永嘉路朝西走,路过嘉善路,进了一条石库门的大弄堂。老板的家,逼仄的空间、陈旧的家具,屋内的洗澡间横空一条绳子上还晾晒着未干的衣服,仿佛走进几十年前的老上海。而且进去时穿过的灶披间,即厨房间,简陋的方桌、方凳、碗橱,饭菜就摆在那张桌上,食物也极其简单。这就是一个38年式的老党员、前局领导的住房。
是夜,我第一次在被窩里一个人号哭不止,控制不住了,就因为听懂了那几句话。
在老板家里,他对我说,他早就注意到我了,听人说我踏三轮“黄鱼车”之后,还暗地里看着我出机关的黒板报,修理机关会议室的音响器械,读到过我以笔名发在“解放”、“文汇”上的“豆腐干”文字,还看到过我发在“新民晩報”的夜光杯版上的小插图...自然,更知晓我的父亲因为什么被“右派”,老板就是搞资料情报出身的么。
半年后,老板特意新設了个社长办公室,我被指名进去了,并命令我从那天以后不必坐班,随时待命工作。
以后的日子里,老板带我去四川路的山阴路上拜见趙家璧先生、去复兴路富民路口的公寓里看望作家呉强、去复兴西路上请问剧作家柯灵,更去武康路上问候巴老。等等。
再其后来,介绍我认识了建国西路75号里的朋友,朋友的友人再介绍我去了建国西路394号的道斐南公寓旧址地。
其实,在贝壳村里,我读到村友的“安徽农民”在回复中好友“总裁判”时讲起过“那栋大高楼离我家直线距离不会超过300米,而且我家的北窗斜对着他。上学时每天都经过那栋9层高的黄色大楼。我们称之谓'大高楼'。当年也是我们地区最高的...”
“总裁判”则回复道,394号,米黄色马赛克墙面,它是旧上海遗留下来的三个同类经典公寓之一,另外两幢一个是在复兴西路乌鲁木齐南路口的东北角,局级干部和高知的住宅;另一幢是在淮海中路音乐学院对面的中波轮船公司洋人职员住宅。
还有人寄语说,站在岳阳路195弄口,往东南方向可以看到394,鹰犬总部。太原别墅是市委招待所,写作班子常到里面写专题专案。它搞的工程是防核子攻击掩蔽所...
......记忆犹新。公安局的局长和高级主管们(黄赤波,王鉴等)都住在岳阳路195弄的花园洋房里。文革前经常去玩。文革开始不久那些公安局的高干们差不多都被抓到了北京去了,而他们的子女是每个月到建国西路75号拿生活费......
而我则不只是听说,老板的朋友带我进到了这些地方的里面,我阅读到了家父的部分档案,直到后来,老板黙认有人拿着“X办”的介绍信到机关的人事科要求准许我随他、她们去酒店宾馆面会,那时候还远远没有请喝茶这么一种说法。由此,也就知道了在“总裁判”兄写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第六办公室里,其实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是没有“科长”这样的职位了,因为那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就是科級。
巧的是,我的子女回上海玩时,也路过上述的地方,他、她们用Date通讯式相机拍下了那些高档住宅区里的神秘的别墅建筑。
好了,码字已经码的够多的了,让我去找找孩子们拍的照片还在不在。
最后,引用一段老板的话作为今天寄忆我的老板的中秋月节断想之余音。
记忆中,老板说过,行文走笔不必太过尖刻辛辣,有理不在嗓门大,投枪、匕首固然不坏,能否这么写呢,除鲁迅风之外还有邓拓路子,今天还是邓拓的路要好走些,绵里藏针,循循善诱。当然也没有必要那么小心翼翼......
老板对职工们的感染、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数几十年过去了,请益老板时的他的教晦今天尚在目历历,绝难忘却。
僅以小文恭请老板长寿,想像着他在沪上华东医院的客间里沉思运笔,行文如流,更頌老板秋安并笔健。
待上图片,如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