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书展提问香港的敏感书哪去啦

在前天结束的台北国际书展上，除了感受到大陆的'学习强国'程序的强烈冲击外，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普遍有的感觉，香港的Banned books disappear from Hongkong(敏感书哪去啦)。

当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香港敏感书的销售市场、以及书稿来源主要是大陆的读者，而且其中不乏大陆的政治界学者与官员，这些敏感书在香港的出版，比较重要的目的是期待有关信息能够通过大小、多种渠道最终返回大陆。

有一种解释很有吸引力，认为今年元旦以来的近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发的“学习强国”手机应用程序（App）在中国各界自觉蹿红，并爆发绝大的影响，“学习强国”手机应用程序（又俗称习近平App）连日高居"苹果"和"安卓"平台下载榜单的榜首。识字的人群自觉投入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学习网络，实现了有组织、有指导、有管理、有服务的学习，打造集大成创新学习生态。这款App名为“学习强国”，红色的图标是毛泽东书写的“学习”二字，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双关语，暗指习近平上台后治国理政的思想。大陆公务员、党员被要求下载和定期阅读“学习强国”App，重点是学习在线版的习近平“红宝书”，参与活动得到“学习积分”，被称为是线上版小红书、习语录，男人们大都扎堆学习，长头发的人群本来近年来就是沉醉有广场、有臀部扭跳就是满足，这样，所谓的政治敏感书自然就失去了买方市场，盈利与否自然也是出版社出政治书的考量之一，记得香港天地图书业务发展经理陈志全回忆说过，占领中环运动后曾进了一批相关的书籍，最后亏本。没人要的书我们不可能出版，也没人叫我们不要出，但我们会看那本书值不值得出版啰，他说。

香港立法委员马先生在回答记者时颇为心不在焉，但却句句是大实话，他在记者的提问时首先纠正了香港绝对没有禁止出版的高度自由，他认为香港以前是、现在和将来还是最具出版言论自由的地方，他认为香港从来没有出版过Banned books，也无所谓敏感书，有的只是合法与非法出版物之分。

至于民间的反映，政府方面一般不大作重视，有的只是具体的措施。香港三联书店的中资身份是否会自我审查不出大陆当局不喜欢的书？三联书店负责发言的经理高启发根本没有正面回应记者的问题。他只说自己负责的部分是介绍书籍，其他的问题没有责任查询。

多年来，香港一直被视为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出版自由之地。内地被审查、被遗忘、被隐藏的讯息，在香港的纸张间留存了下来，填补了内地因审查制度而留下的空白。这些空白不但包括民间披露的中国历史真相，还有官方资料的解密以及严肃的中国问题研究。香港宽松的出版环境使这个城市近年以前历来是中国政治敏感书的出版、发行的集中地，来香港游玩的大陆内地游客打卡事项之一就是踏足香港的各大书店，购买内地买不到的书籍。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敏感事件，但是近年的香港寒蝉效应，香港以前表象的自由出版市场显著萎缩，首先，香港的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早已姓党，香港媒体去年的调查就发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通过内地公司，已经持有的联合出版集团，控制了香港超过一半的书店和近30家出版社，当然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等大型书店。中联办以中资控制出版社和书店，将自行审查敏感书籍。敏感书籍流向读者的过程中自然有了许多阻碍，而且，直接后果是香港印刷厂不敢接单，书店不敢销售这些书。

台北国际书展提问香港的敏感书哪去啦，其实，不少已经流向台湾的图片出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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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半个多世纪来台湾出版业的发展，台湾书业的变迁可以看出呈自由不可逆转，左、中、右类别图片百花渴春...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摆脱了战后阴霾以降，各产业开始成长，连带带动台湾出版产业开始起飞，出版社到60年代末期增加到2,200余家，而图书出版种类到60年代末则增加到6,000余部/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台湾图片市场的扩大，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出版界由少数出版社主导早已转向战国群雄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