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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谁站在民主的上风头?
民主日记(31)
武振荣
2011年1月25日 星期二 (晴)
2000年,台湾政权成功变革之后,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它在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交出了政权,变成了“在野党”。对此的解读是:当台湾人民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抛弃了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国民党时,国民党认输了……,而民主——在我的日记中——存在的一个要义是“革命党必须认输”,其实,“认输”还不够,必须“服输”,于是,一个至今没有上教科书的观点就被我提出来了。如果,我把这个目前还不是教科书的观点重复说一遍的话,无异是说,革命党所追求的革命胜利恰恰意味着革命党在政治上的失败。毋庸讳言,革命党胜利的故事被大家都讲“滥”了,而我唯独对于它的失败的故事感兴趣,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1949年,也是国民党的一次大失败,可以说失败得很惨,一塌糊涂。可是,国民党并没有认输和服输,而是用“反攻大陆”的方式紧紧地捆绑自己在台湾的政权,在台湾上演了一段几乎和共产党一模一样的“一党专政”的活报剧。因此,在台湾2000年以前的民主中,都有着一个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意义。可见,国民党把自己认输、服输的时间后托了51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正因为在51年后国民党认输、服输,所以,它才没有死亡,避免了自己可能变成为“历史上的垃圾”的命运,并且在失败的8年后,以卧薪尝胆的方式又夺回了政权。可见,在国民党后一段历史中,民主是它实践里的事情,不再如共产党那样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了。
可见,在最近的这10时间里,国民党是在做民主的事,扎扎实实地做,老老实实地做;而共产党不过是卖民主的狗皮膏药,胡锦涛的“执政权七谋”、“新三民主义”和他的文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及“人民有权收回执政权”等言论,不都是狗皮膏药吗?在我们中国,过去卖狗皮膏药的不过是一些“江湖术士”,可如今,“推销”它的却是一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物,他们不是“院士”就是“教授”,不是“教授”就是“专家”,反正都不是平地里卧的兔。
1949年,大陆事变的意义是:革命并没有赋予革命党以永远革命的权利,因此,此刻的国民党政府和政权即使孕育着在未来时间里可以放大的民主因素,它被别人“打倒”也是符合民主意义的。民主对于一个政权和政府的“民主与不民主”之判断是当下的、眼下的事情,而不是长远的、将来的,这与我上面论述的民主的阶段性有关,是一个多少具有哲学意义的论题。民主要义是:即使“政府”是革命的,它也存在一个及时的“换人换马”问题,如果不换,那么,“革命政府”也同样会走上自己的“反面”。
质言之,1949年的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的阶段性特征与特点在中国造成了一种教科书上没有过的那种现象。具体地讲,这种民主是变天性的,不是制度性;是社会性的,不是法律性的;是精神的,而非实践的。可就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民运人士无所作为,甚至是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胆量、没有能力,也没有力量为此类民主提供出证明或者说明,在许多人的看法中,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就等于给共产党脸上贴金,就是“五毛”,其实,也正是在这里,被民运人士们所推进的民主才偏离了历史的轨道,成为一种风花雪月式的东西了。民主——是一种历史或者是历史的遗留物,如果说社会上也存在着一种“未来民主”的话,那么,它的出发点只能是已有的民主。30年一来,中国民运人士主要失败是:他们没有能力把产生了自己本身的这一段民主历史给整理出来,所以,他们的过去和今天都生活在“没有民主”的时间里,于是,民主——中国的民主——就成为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了。
依据网上最流行的看法,中国民主在1949年就彻底完蛋了,没有了,随着国民党撤离大陆,大陆就成为一片民主的荒原了,什么也没有了,长满了专制主义的“草”……,于是,辛亥革命100年的历史中就非得减去最后的这60年不可,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常说“历史空白”,就得需要民运人士的文章来填补了。无论怎么说,100年的时间在这里出现“空白”,再好的文章也“填补”不了它,历史有它自己的现身的方法和方式,所以,民运人士在不能从历史的方面寻找到自己的任务和作用时,只能是充当混乱时间里的一个玩偶。
民主——依据我本人的看法,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所以,在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总会伴随着出现某些民主的因素,特别是在所谓的“革命民主”所促成的改朝换代中,大量民主因素的涌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仅就这一点而言,不民主的人,在此刻无意或者下意识地做民主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这里真正地存在着“历史潮流”的话,情况一定如此。说到这里,我已经接触到我要论证的问题的焦点了,那就是共产党在掌权初期所实行的各项政策里,存在着一种并非刻意“设计”的民主(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是先哲们“刻意的设计”),它具有几分“自出”的性质。为了详细,我论证如下:
1、 关于变天性民主:
变天性民主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自然产物,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它的存在是人们共识的事情,新统治者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寻找经验与教训,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实行经济和社会恢复政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共产党作为这个线上的东西,它之“胜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即使舍去了50年代人类社会进步的这个大背景不说,共产党作为之意义也可以解读出来,何况它作为一个从革命过程走了出来的政党,无论怎么说都脱离不了50年代人类命运巨大变化之干系。
1949年,中国社会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出现了过去历史上出来也没有过的现象,那是就是共产党利用手里的权力促成了社会中方方面面的“穷人翻身”现象,一时间,社会里发生几千年都有了没有过的变化,富人可耻,穷人光荣。考虑到中国社会刚刚走过了长达40多年的社会大动乱,人民已经贫穷到骨子里了,所以,此一变天性现象在 人民社会里造成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今天我们研究它,此种变化虽然不是“民主”的,但是,在民主的“准备”的意义上却有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内容。在现代情况下,在所有的经历了民主革命的国家里,民主的准备和出现都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民主)的,都是一从底层出现的(第二民主)。此时的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亿万贫苦人民来说,“翻身”带来的一个最实惠的东西是,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被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给落实了。事实上,在农村生活的人,每一家都有一块土地;在城市生活的市民,有了职业的保障,失业的事情一夜间给没有了。这样的“翻身”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在此刻,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1911年民主革命所带给他们的“成果”,我想就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红包袱”可以包得住的。
2、 关于社会性民主:
社会性民主——是理解中国民主过程中事物的一个词,它在阐述问题时具有方便的意思,是说这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民主不是产生于制度性设计之途径,而是新统治者施行的社会政策的一种附带物,也是民主在现代途径下所必须有的一种准备。在专制主义不断坐大的时间里,此“准备”的东西好像“没有”了,其实,它作为一种不可见之物依然存在着,直到民主的制度确立后,它支持民主的事实才有可能在事后被人们发现。
在这里,社会性民主有这样的几样性质特别值得一说:一是大众教育;二是合作医疗;三是恋爱、婚姻自由。
对于亲身经历了50年代生活的那些人来说,人们不是更多地感觉到一个新政府的出现,而是真正地体会到了一个新社会的产生。被新政府压迫和剥夺的人仅仅是中国社会里按比例计算大约5%的人群,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刺激,走出了“社会大动乱”(1911-1949)人民的第一个感觉是“新鲜”,如果说此“新鲜”的东西常常可以和“幸福”挂钩,那么,人民群众有没有“幸福”的问题就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幸福”的感觉。
50年代,共产党一把就抓住了青年人,一种到70年代末。研究其间的事物,我以为下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共产党对于自己革命里的“自由”的唯一的兑现是恋爱自由与婚姻的自由,这样的变化在中国青年社会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青年人对于新的生活之热情一下子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不仅如此,在农村社会里,青年人被组织集中起来,开会、学习,男女青年们自由交往,自由恋爱,是地地道道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把中国青年人的社会给成功地组织起来,并且造成此一社会巨大的“活力”。此时此刻,对于城乡广大青年人来讲,“今天”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被“未来的希望”所吸引了,把目光投到了“未来”,一种类似于宗教性的东西把青年人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于是,民主所最需具备的东西——人民对于“未来”的兴趣和热情——忽然间给形成了,并且高涨起来了。
3、 关于精神性民主:
民主需要有精神,这是常识中的事情,没有精神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可是呢?民主如果不是周期性地被投放在极其形式的选举中去的话,精神就会“迷走”。正因为是这样。我以为民主是有两件东西合成的:精神和形式(选举)。就此而言,我认为,50年代中国民主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的另一半(形式的选举)却是缺失的。
精神可以升到很高的程度,也可以降到很底的地方,它脱离了形式存在物的支持是飘忽不定的东西。中国人一会儿感觉到自己有了民主,一会儿又感觉到没有了,就因为民主只是精神,没有物质的硬件来支持它,所以,即使它上升到高处,免不了也会跌下来的啊!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民以往所受到的民主教育,也只是精神的,没有“科学”性可言,所以当民主的政治制度在今天需要一种“科学”的建构时,我们中国人的缺欠就出来了。
综上所述,50年代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民主革命战争之后,并不是拿到了民主的“光板”,而是得到了民主的“毛坯”,如果说人民手里的这种民主还不足以建立“民主”的制度的话,那么,肯定中国民主还要走很长的一截路。就此,我把这个时代里中国人民在民主方面之所得看成是民主的一种“原始积累”的话,那么,中国民主化的资源就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贫乏了。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