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与六四

茉莉花与六四

武振荣

一、六四的“两超”：

22年过去了，今天的六四，对统治者来说，它是一个“超级”忌讳的话题；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一种“超强”的记忆。无论怎么说，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最近一次的记忆是六四。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统治者一方，任何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情都是“忌讳”的，都不准谈，因之，连当年杀人的主谋者现在都不红了，即使邓小平也不例外，早已没有人再敢吹他的六四“功劳”了，相反，那些和六四没有直接关系的前当权派人物在即将淡出人们记忆时，却又被高调召回（譬如华国锋）；于此相应的是，所谓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一概消失，甚至连踪影都寻找不见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超级忌讳”，好像是22年前的今天，北京城风平浪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在人民的一方，如果说民主依然存在着的话，那么它就是六四了，尽管对于六四时期的人们作为大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可在一点上却非常统一：六四是一场民主的政治运动，是先由大学生搞起，最后吸引了市民参加，经过了由大学生和平请愿到市民赤手空拳起而抗暴的不同阶段，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我们民族永远应该记忆的，且不说它的影响于90年代越出国界，造成了人类民主化的巨大一波。

二、今天的六四和往年的不同之处：

今年的六四和往年的最大不同是，从2月份就吹起的茉莉花革命之风，给我上面说的“两超”又加上了一“超”，使得统治者的一方和人民的一方更加敏感。

如果说“敏感”一词是指“人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外界事物反映很快”的话，那么，茉莉花革命之风所造成的敏感，就是指它把六四运动的“革命”性本质不经过“理论”的渠道给突然地揭示出来了，使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它的价值。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份里，人们认为六四至多是一场民主运动，似乎把它定位在“秩序”的范围内，没有发现它将可能要演变出的“革命”性后果。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六四时，只看见六四运动的“已有现象”，没有研究运动如果继续发展可能导致的“未来现象”或“后续现象”。

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不难发现，在六四时期只有主张坚决镇压的几个人（六四时期的“八老”），才看到了它的革命性后果（共产党丢失政权，邓小平说他们“被软禁”），而参与六四运动的人们，特别是六四的主力军——中国大学生们——却没有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意识仅仅停留在“自我展示”的这一点上，其方法没有逾出“秩序”一步，更没有估计到它可能引发的“革命性后果”。

茉莉花革命之风一吹，六四运动的革命面目一下子就被人们看清楚了。所以，我说如果今天中国若是发生第二场六四运动，还会有人要“拒绝革命”吗？还会有学生“拒绝”“社会人员”参加运动吗？还会有人坚持不要提“打倒XXX”的口号吗？还会有人说“见好就收”，不要搞“激进”吗？还会有人以为它仅仅是80年代的运动，和60年代的事件、50年代的政治以及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的历次中国革命没有联系吗？显然不会的。就此，“敏感”一词再好不过地表明了在今天的时空里，人们变化之快，如果你不是身临其境，你会以为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时间里人们竟判若两样。

三、“一阵风”吹跑了“主流假设”：

理论——这个东西，是人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人解决问题时有一种工具性质的东西可以凭借，可是呢？在许多时候，人被“工具”困住了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的。就如六四，它本来是由两副画面组成的东西而印入人脑的，即大学生们为了争回自己运动的正名权（不是“动乱”而是“爱国”），宁愿饿死自己和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地与坦克、装甲车搏斗，可是呢？在六四后的 许多年中，这两个发生在同一个时空里的事件怎样组织才好？却引起了无数的争论。一般的看法是：学生们过于激进，只知道进，不知道退，以至于自己的行为失衡而导致败北。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学生们“过激”，市民能够出手相助吗？也就是说，正因为有学生的“过激”作为先导，才有了六四运动。如果那时的大学生和今天的一样四平八稳，一点都“激动”不起来，哪会有六四呢？

六四留下了一场伟大的行为，可是呢？此种行为在民主的理论上却是提不起串子的啊！原因是什么？六四后，围绕着对六四的“总结”，形成了民运人士的一种“主流假设”，也就是许多民运人士假设，如果学生在解放军进城后立即“撤退”（韩国“五·一八”运动中，汉城的大学生就是这样做的，齐茬茬地撤退了，剩下了广州的学生和市民单挑地同政府斗争），那么，民主的力量就可以保存，赵紫阳就不会下台，大学生组织不会非法，军队也不会开枪……，民主的实力保存了，民主运动有可能东山再起……。一句话，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六四时期，大学生们没有这样，他们的“过激”行为，把民主的“柴”给“烧”光了。

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在成型后就会产生内部的支持因素，所以，它总是有着一种自圆其说的功能。中国民运中的“主流假设”也是一样，所以，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以正统“理论”外貌维持着“正确性”。幸喜得是，年初一阵茉莉花革命风吹，把它给被吹跑了。原先最初做出“主流假设”的人也赞成茉莉花革命了。于是，一个“新”的“假设”好像无意间给形成了，那就是：六四时期的大学生们如果勇于革命，积极呼吁社会各界人民参与运动，并且把学生们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打成一片（如中东茉莉花革命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那么，民主之胜利好像是很有指望的事情了。

原来，一个国家要实行民主政治，一个社会要民主化，不是一部分人、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所能够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的是全民参与。可见，参与不仅仅是手段，它同时也是目的啊！

四、展望：

无论怎么说，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中，六四的图像又套上了茉莉花革命的图案，它成为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精彩的人类民主的东西。于是，我们反过头去看22年前发生的六四，它的伟大进程的驱动程序是大学生们、知识分子们为先锋的民主诉求将要启动我们全民族的民主要求，于是，历史过程中的那种存在着的、却一时没有完全启动、亦不为人们感知的力量并没有被记录在“历史错误”的一栏，而是它作为一种十分厚重的东西沉淀在“历史的积淀”之中，而后变化为一种促进我们民族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之动力。

可不是吗？就在我写作此一篇文章时，刊登于《》的两则消息，已经构成了中国第二个六四的要件：

一是“不发毕业证 数百名中央财经的大学生在教育部静坐”            

二是“·  [装甲车现呼和浩特街头][呼市戒严 传38军前往]”      

文章的最后，我说：“该要开的花，就让它开吧！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

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