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粘贴式民主

简论粘贴式民主

武振荣                                                        

“百年”话题的继续

粘贴式民主接连在“辛亥革命百年”话题之后，是用技术的方式对不成功百年民主革命史的一种“复制”与“粘贴”。

粘贴式民主认为，民主在我们生活着的21世纪已经是满满的、足足的存在了。因此，所有要搞民主的人，并不需要像17-18世纪的大师那样来“创造”或“发明”民主，也不需要像19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刻意为民主提供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说明。最省力和最简单的方式是你把民主假设成为一种网络的事物，它是自在的、存在的，你要搞，只要“复制与粘贴”就行了，你完全没有必要对它的出处、来源或者历史，作什么哲学式的探讨。

在粘贴式民主中，民主成为一种随着网络而存在的普通事物，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既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既不是孙中山的，也不是毛泽东的，它是一种随粘贴而来的东西，它经过了人们选择和复制，因此，即使和别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在粘贴的行为中，它的存在价值被单列开来了，成为一种失去了历史性质的存在物。

你复制了，粘贴了，它就是你的，你就有了它，谁也拿不去，就如同我们每天在电脑做的那样，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悬念和悬乎的。可是目前许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以为民主有好多先决条件，在“先决条件”没有时，民主就立不起来，这样，建立民主的事情，不知不觉地变成为 等待，“等待”“先决条件”的来临。于是，就有了“等待多戈”（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1952年用法文发表，1953年首演。...）的“剧情”。中国近20多年以来的情况既是如此。

粘贴式民主是对民主的一种描述，也同时是一种假设，它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它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经我粘贴的民主就是我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民主“创造权”和“发明权”。所以，我不创造或者发明民主，我依然民主；即使这样，我还得指出，上述假设在理论上或者逻辑上可能立足不稳，经不起别人的批评，而批评它的人，轻易地写下几个字就足以使其反对的理由成立。即就如此，我还是要说，“成立”的仅仅是一种“理由”，一个形式性的东西，它与粘贴式民主是不产生关联的。你粘贴了民主，是关乎你的一项权利，而你的权利的应用并不要借助“理由”。于是，粘贴行为就相当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你“劳动”，你收获——道理简单得出奇。

粘贴式民主原本是借助于网络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和技术，是网络对人的一种恩赐，是一种就本质而言的“网生”现象。因此，也是民主在现代条件下的一种特别存在方式，对于那种专制社会而言，它是“上帝兼魔鬼”式的存在。

粘贴式民主不需要理由

粘贴式民主的一种最具有意义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借用网络技术突破“理论”的关口，用“零理论”的方式以求彻底摆脱“理论时代”的“残余影响”，在新技术领域，以新的技术的方式提出民主的问题。因此，这事实上是一场革命，是由网络之水造成的革命。而未来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浪头必然也由此而兴起（联系去年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和中国刮起的茉莉花革命之风）。

过去，中国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电影中反对法西斯的人们用讽刺的口气反复说这样的话：“墨索里尼有理，有理，永远有理！”其实，一切的专制主义都是“有理，永远有理”，可是呢，粘贴式民主认为，反对专制主义的人并不需要提供一套专制主义没理的 “理由”。因为，此种提供“理由”的思路一旦形成，那么，人们的思考不步专制主义的后尘，就很幸运的了。

有鉴于此，我提出的粘贴式民主的一个最大的方便是提倡人们直接复制民主、粘贴民主，仅此而已，完全不必要对民主做出画蛇添足式的说明。

可供你粘贴的民主可能是很大块头的东西，也可能有好多的块，譬如武昌起义、北伐战争、共产党革命、国共战争等等，也譬如1957的“大鸣大放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或者1989年的民主运动。每一块都很大，都很复杂，要想搞清楚其中的一块，甚至要耗费一个人整整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但是，粘贴式民主给人的启发是，你当它是一个网络的拼图，因此，你对它的态度不再是“研究式”的，而是“游戏式”的，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去切割，去复制，去粘贴，喜欢什么就贴什么，用不着“精心思考”。

道理很简单，在搞民主的事情上，你是完全自由的，受兴趣的引导，不会像学者那样非得要弄出一个可以经得起理论论证的“学术成果”。被你相中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片段，一个小块，或者是一个最简单的截图，是完全可以独立于“整块”存在的东西。所以，你粘贴它时，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物，和“整体存在物”没有关系。

，于是，在搞民主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最后地就走到了“不要老师”的境地了。相比之下，你比毛泽东还厉害。当年毛泽东个人的权威虽然上升到“顶峰”，他也不敢抛弃他的“老师”啊，放个屄都要跟老师联系起来，生怕老师不要他这个中国式学生；而你呢？一个普通人，却根本不需要老师了。

朋友们：这就是我提出的“解放”，它是对某一种长期禁锢我们中国人思想的一种解放，而造成解放的有效手段又是技术的（而非哲学的）。我们中国人以往经历多次“思想”或者“精神”的解放，但是，到头来，这些解放的意义都先后给流失了。粘贴式民主不是这样，它附带着技术，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的存在。

我得需进一步说明，可供你粘贴的对象其所以不被你讨厌的一个方法是，你在“切割”要复制的东西时采用了传统的“庖丁解牛”方式，就是说一个整体的牛——在你的眼里就不存在，只存在着块状的肌肉，条状的筋和液态的血，所以，你即使讨厌“整体”的牛，却看不见它，于是你就获得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就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你很讨厌它，但是，你只喜欢其中人民造反一点，或者只喜欢自由放任式的结社自由，那么，其它的你全不要，就粘贴这一两块就够了，谁有权利批评你为什么要此而不要彼呢？简言之，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你不喜欢的那些“块”，绕过就行了，假设它不存在也行，完全不需要你自己去把它“批倒批臭”，那样做，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

我这样说，你以为我的方式“肤浅”，而要你追求“深刻”，那么，你就可以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路了，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在中国名气很大的文学家铁流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在中国不把毛泽东彻底批倒批臭，中国就不可能有民主。这话，“深刻”，也“彻底”——我一点都不反对，可是呢？怎么就算批倒批臭了毛呢？标准是什么，是13亿人都向它吐口水吗？这样的事情谁可以做到呢？要强迫每一个人向毛吐口水，你根本做不到！在不民主的今天你做不到，在民主了的后天，你也做不到。对那些乐于给毛赞歌的呢，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搞民主，所以不容许你用毛的生前的方式堵住反对者的口，割了他们的舌头，因此，你得给他们留出像你那样宽窄的言论自由空间；若是这样，你就达不到把毛“批臭”的标准了，民主也就立不起来了，况且就人类本性而言，其中许多人有异样的怪癖，爱闻臭味者，大有人在啊！

没有理论，仅凭借兴趣也可以拿到民主

粘贴式民主打破了传统理论的模式，把民主从理论包裹的历史中拉了出来。民主——不管怎么说——只是一条信息，获取信息的权力给民主一种常识性的支持。任何人，只要他想着民主，没有理论，妨何事呢？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它是从我们中国人过去教训中演绎出来的东西。在过去，我们认为拿到民主——必须要有理论；于是，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放下民主去追求“理论”。结果“理论”也许拿到了，可民主丢了。最糟糕的不至于此，我们在相信到手的“理论”里预设着更好的民主（譬如“无产阶级民主”）时，就不再单一地去想民主了，也不会固执去要求它，只等我们手里的民主“理论种子”在“未来”的时间（共产主义）里“开花结果”。这样的教训同铁流的批倒毛之后，中国才会民主的推断不是出入一辙吗？

粘贴式民主是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词，它不具有学术的规范性，不正规，但是，它可以使用。使用它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一种思路：在经历百年民主革命之后，我们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没有收集到民主；收集不到的原因不是我们的水平不高，文化程度低，能力有限，而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不当，方法不对头。就好像我们是要去打渔，拿了一把镢头一样。试想一想，这能够打上鱼吗？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时间里，我们一镢头或者打死了一条鱼（那鱼一定很笨），可是呢？营生式的打渔，我们就得弃镢头以换鱼竿或者渔网啊！

粘贴式民主还告诉我们：民主是小人物的。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民主都被中国的大人物给占有了，先后贴上了大人物的标签，我们“人民”这等小人物之所以存在，好像就是为了呼应他们的民主，当他们的拉拉队。在他们的宣传中，民主的东西太伟大了，我们小人物们是粘贴不了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把我们的先辈和我们自己在以往时间里所“盲目投入”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那许多段历史忘记掉，相反，我们甚至在在不断地重复历史的过程中回味着民主。不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多次说“民主是人民流血流汗的结果”是“无数普通人牺牲换来的。”，可是到头来，我们从历史拿不到任何东西，而我们恰恰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失去民主的。

就此，如果我们老是被失去民主的遗憾所纠缠，我们就会变成为否定的人和充满醋意的人，而粘贴式民主有助于改变这一切。粘贴式民主提示我们，即使在过去的百年时间里，我们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都是失败的，那么，对于此一失败，我们可以做出我们“拼图错误”的解释，也就是说，在民主的拼图行为中，我们把许多应该和我们“个人”拼起来的图，却拼在了大人物的版块上，那么，现在纠正之不就是可以了吗？

粘贴式民主的态度是这样：做不到的事情，不做，不勉强做。能够做到的事，竭尽全力去做，做好它。简化处理某些事物，不止是为了做事方便，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现代性的一种积极呼应。特别在民主这一方面，许多的传统做法和传统思想都存在着“舍弃”之必须，也就是说，把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民主之教条、理论都当成“统一”的“信息”来处理，卸载它之上原本附着的“客观”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意味着一种“失去”，其实，却是我们自己知识世界的一场革命。

我们过去的价值建构是依赖于诸多的“条条框框”，是“条条框框”搭建了我们的“理论”建筑，而我们自己就委身与其中。现在，网络世界的推土机已经把世界给碾平了，先前那沟沟坎坎的“资本主义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那个时代我们获得的理论或者知识，已经没有用处了，其中，再好的武器，都不管用。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以为“调转枪口”就管用。比方说，他们以为把大陆当年批判蒋介石的方法用来批判毛泽东，就很管用，殊不知这是一种误会，是同样不管用的。民主之于我们不是要“清空”过去的一切，而是在“信息场”里，搜寻过去所有的有用信息，使之实现信息的最优交换。

论1966年的民主

其实，用事后的分析看，1966年的民主，也可以说是粘贴式的，毛泽东造反了，写了一张大字报，广大的学生、工人、农民复制了这个行为，也都造反了，正因为“复制”行为是广泛的，所以，每一个被复制了的单元都构成了独立存在的基础，一个并非出于人们自觉追求的东西（派性的独立和自立）造成了价值的最终确立，以至于到最后，人竟然变成了派性的“携带者”。回过头去看，无论是在毛泽东的设计中，或者是人民参与时的动机中，你都找不到文化大革命是要给每一个人生产“派性”的问题，可这样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毛泽东）的面前，谁都不能回避。在这里，如果当时的人们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本身就包括了“两大派”的对立与对抗，那么，一个完整的民主，已经被六六运动（即“文革”）给立起来了。可是，事实是，“两大派对立”的民主现象，在被当时的造反派们判断为“资产阶级派性”时，民主就失去了。

在这里，民主的失去并不意味着粘贴行为是错误的，而是没有对粘贴后出现的民主局面给以民主的解读，也就是说造反派用一元化的思想解读了多元化的局面。

在网络时代以前，类似于粘贴的行为这叫“模仿”，在网络时代之后，说复制、粘贴更加准确，所以，当我们事后对于发生于46年前的文革在被当权派“彻底否定”之后，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不请自来的问题，至少有一种不同官方也不同于自由知识分子们的解读了。

用模仿论分析1966年的民主，固然可用，但是它存在着一种理论的“危险境地”，即它需要给政治上的模仿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而此诸理由的展开，必然涉及到道德问题。在道德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模仿论可以给1966年民主提供价值，但道德环境一旦发了生变化，模仿论就被迫走到道德“的险境”或“绝境”了。对比地看，粘贴论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它以技术的手段复制和粘贴的民主，一劳永逸地脱离了道德的领域。在粘贴论中，一个人要“复制”什么（相当于“偷窃”）， “占有”什么（相当于“抢夺”），谁会说是“偷窃”“抢夺”呢？谁会想到道德问题呢？

论1989年的民主粘贴

2007年5月，我在写作《谁为89运动的失败负责》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89运动的发动者和策划者？”寻找来寻找去，没有寻找到之。因此，我断定1989年的民主运动没有传统理论上的“发动者”或“密谋者”，那么，一个没有发动者的运动怎么可以成为气候呢？我说了模仿；模仿什么呢？模仿1966年的政治运动，联系到89运动中的学生行为，如贴大字报，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罢课，成立高自联，各校、各地之间的大串联等行为，都是23年发生的文革运动中学生行为的“翻版”，我立定了这样的判断。今天，在89运动23周年前，我坚持上述判断的思路，认为89运动者粘贴了66运动。

在粘贴式民主运动中，传统意义的“发动者”、“密谋者”就不重要了，没有他们，运动照样可以掀起来。粘贴行为 不再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性机构来做为运动生成之首要要件，它是网络行为的一种“分布式”的建构，是“群生”现象，是在没有英雄领导人物存在下的一种运动现象，有着“自组织”的能力。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粘贴行为涉及复制，而复制行为又关乎切割，那么，89运动中的学生们，只复制和粘贴66运动的学生行为，就理所当然。换句话说，他们拒绝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整块”，只要其中的学生运动，这样的动机无论是在当时或者今天，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见。既然是这样，那么，我就不得不涉及一件很棘手的发生于89运动中的“湖南三勇士事件”，分析一下粘贴运动可能遇到的窘境。

1989年5月23下午，湖南青年人余志坚、喻成岳、鲁德成三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想亲自给学生运动助威，直接支持一下学生运动，但是，到达天安门广场后，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广场的学生们完全拒绝他们的参与，根本不理他们的茬，一时间，他们遇到了如此的尴尬：在遥远的湖南，他们可以听到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之呼唤，要求全国人民支持他们，但是，眼下作为“人民”来到了广场又被拒之千里之外，其“支持行为”不但得不到学生们的承认，反而有可能被怀疑是“学生运动的破坏者”，气愤之极，他们向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泽东画像波了墨汁……，于是，就被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纠察队给“扭送到广场派出所”。就此，三勇士分别坐了16-20年牢。

我记得余志坚刑满出狱来到美国后，有几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当着他的面，为当时学生们“扭送”行为表示了“深切的忏悔”，这样的事情，我看在眼里，一种想在心里，我假设三勇士的行为由当时的大学生们来埋单，自然不需要事后的这一番“忏悔”，可是，后果怎样，谁可以预料？因此，窃以为如果不就此深入研究下去，那么，89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就是一句空话了，而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大多都满足于“空话式”的结论。

在上述行为之，当年学生领袖们的“忏悔”很是感动人，坐了20年牢的余志坚不会不为之感动，也许因为有此一番“忏悔”，学生领袖的“负罪感”也就消失了，如此，大家都过得去。可是呢？我认为这有问题，于其说学生领袖的认罪和忏悔不明不白，不如说此行为是对当年运动中复杂事情刨根问底途径之堵塞，无论怎么说，以“忏悔”就没有事了。

我是这样看的，1989年5月，学生们粘贴自己的运动是用不着非议的，如此这般，学生们拒绝外部人员（当时叫“社会闲杂人员”）进入运动是必须的，没有这种拒绝学生运动就不会发展到已经达到之程度。况且，粘贴行为是关乎自己的，拒绝他人在所难免。学生“切割”了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运动这一块，舍过了他们认为的“社会大动乱”的“整块”，所以，让运动保持在纯粹学生运动性质之上，是“粘贴”的要求，没有什么错误可言。只是一点需要注意，大学生们的粘贴行为在已经引出了民主之后，民主模式（粘贴式）就存在着和民主本身的矛盾。于是，一种相对狭小的民主模式向一个更加大的民主模式转化的迫切性就由此而产生，但是呢？当时被如火如荼的运动蒙得晕头转向的大学生们没有能力可以看见全局，由此，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想把大学生们的粘贴式运动转化为全民（市民、工人、农民以及普通干部）粘贴式运动。也就是说，当运动要换一个更大的版本时，学生们拒不换，要死硬地坚持自己的小的版本。

依据粘贴式民主论的基点，人们可以发现1989年学生运动呼唤出来的民主在一种积累的意义呼唤着“社会闲杂人员”在学生之外围参与运动，于是运动就形成自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第二波，从而挤破了此前狭小的学生模式，形成了北京市民参与运动的全民模式。与此相应的是，民主的意义不断地被放大，一种模仿学生行为的全民粘贴，成为运动的高潮。此刻，是民主的广泛意义支持了所有中国人对于民主的粘贴，不光光是学生，“社会闲杂人员”也都享有民主运动的参与权。就此而言，湖南三勇士此时虽然身陷缧绁，但是他们的行为的民主意义却是鲜为人知地发挥了作用。

粘贴式民主的现实意义

民主运动有两种形式：有发动者发起的和无发动者兴起的。前一种运动是最典型的民主运动，也是上了教科书的东西，很现成；而后一种民主运动却并不是这样，它目前还处在无章法可循之阶段，不用说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前一种民主运动之模式，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当权派高层有意识地放松政治控制，想给以政治运动方式推进民主进程的人准备一个空间，如上一个世纪80-90代台湾的国民党高层那样（也包括1966年的毛泽东）。但是，我要说明的是，高层一旦没有这种打算，不放松政治控制的任何一点空间，后一种运动模式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了。

中国在百年民主革命之后，已经具备了能够为中国民主运动提供足够领导力量的人物和团体，可是呢？中国专制主义高层对此抱着“强势的高压”，使得正常民主运动生产的渠道完全被堵死，类似于“政党”的组织处于一种“被冷冻”的“休眠”姿态，而那个压不住的民主，必须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自己。粘贴式民主论就是这样的政治空间显示出意义的。

 在粘贴论中，民主作为一种普通事业，不再是“伟大”的了，因此，它和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发生直接关系，不仅如此，在政治组织因极端压制而不能发生功能时，粘贴式民主呼吁“个人”行为，于是，就出现了生物学上的“群现象”，各自为战的个人粘贴者就像蚂蚁、蜜蜂那样地在民主的“群系统”中发挥类似“本能”的作用。也正是在这里，人们才有幸发现民主的“生成”现象脱离了以前的“有王”时期，出现了，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本能”平等。

2010-5-12

（本文首发与《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