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法、法制的断想

关于宪法、法制的断想

写在韩国宪法纪念日之后

武振荣

楔子：

昨天（17日）是韩国宪法日，我接受了一位韩国记者的采访。应她之邀请，我谈了自己对韩国宪法的认识，同时也对韩国与中国的宪法做了反复的对比。采访结束后，我的思绪依然起伏，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片段，虽然不成体统，我还是把它贴出来。

◆大韩民国宪法于1948年7月12日颁布，此后64时间内经历过9次大的宪法修改。目前的宪法是1988年2月5日的号称“第六共和宪法”。

◆大韩民国宪法是治理韩国的根本大法，韩国在战后的的确确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人们贫穷得在垃圾堆里拣食物吃。可是在宪法颁布后的64年之，韩国一跃成为世界明星级国家。今年因为人口总数已达5000万，人均收入2万美金，加入了“20-50俱乐部”成为世界上7个最富有国家之一。

把韩国比作一颗生物学意义上的“树”，那么，它的“根”就是大韩民国宪法。

◆中国宪法运动历史要被韩国长得多，好歹，中国宪法历史也有近百年了。当中国在大搞宪法运动时，韩国因为已是日本殖民地，连自己的国家形态也不存在，何言宪法？

如果说事情都是变化的，那么，在上述问题上，韩国是后来者居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上”，而是“超前”意义上的“居上”。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韩国1948年颁布宪法，距今64年，中国在1952年颁布宪法，也不过晚了几年，可是呢？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说有它们有“天壤之别”，亦不过分。

◆粗看起来，在上述时间里，韩国“靠挂”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而中国却以为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参与了前苏联的“共产主义世界”。

冷战时期，属于“自由世界体系”一方的许多国家或者地区，虽然不一定是“民主的”，但是，至少都可以说是“自由的”或者“法制”，也就是说在这种世界体系内，法律价值和自由价值几乎等值，是一种可以“换置”的东西；而在“共产主义体系”中，法律、宪法是低一等的东西，而自由——却一直都是被蔑视的东西，常常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放任自流”此类词连在一起，虽然偶然也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之词出现，也只是一个词，没有实际可以操作的程序和内容，好像“风”一样，具有飘逸不定的性质。

韩国在第三共和、第四共和国时期，是朴正熙执政，“维新宪法”为军人专政提供了支持。反动派几乎被噤声，反对党的存在虽然奄奄一息，但是，它没有死亡，有着法律存在的外观，不用说说存在着却一定程度上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有着宗教信仰方面的完全自由，并且公民有产业的自由，私人财产有法律的保证……。一句话，“自由与法律”的基本框架是存在的，没有被取消，其观念亦是正面的。

◆共产主义世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其国家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看不见了，共产主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东西成为国家的“基础”，自由与法律成为笑料或者下脚料。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维系纽带是最高当权派的喜怒哀乐。法律是有的，宪法也有，都是一纸具文。

因此，此等国家的“根本大法”不是宪法，而是“党法”，问题就在于“党法”叫“法”，实际上不是“法”，是类似于“纪律”的东西，发挥作用的动力是当权派的“喜好”。没有法律组成的硬件和软件，其软硬，凭着当权派的手的触摸（感觉），毛泽东当年以为林彪要杀它，和邓小平感觉89运动要“软禁”他一样，其真实性都是依靠“感觉”得来的啊！

◆中国宪法的第一次形态由“临时约法”体现，正式宪法形成后，很快就被袁世凯的复辟所破坏。此一破坏行为所引出的“护法运动”却成为国民的“法律课”。

到1946年，国民党在搞第二共和时，当时政治羽毛已经丰满的中国共产党被排斥在宪法之外，是一种事实；而此一排斥行为所引出的共产党对“宪法”和国民党的双重厌恶，产生出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仅仅3年时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的共产党就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了。在大陆专政的共产党的第一个行为是“取缔”“国民党6法全书”。结果，国民党制定的宪法连同临时约法在内，被“连根”给拔了。

此一“连根拔”不要紧，要紧的是，此法所系的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律法及民法的“须根”也给“拔”掉了。国家和社会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一张白纸”。

韩国的情况不同，第一任韩国总统李承晚被韩国学生运动和公民运动“赶跑”了（和蒋介石被“赶跑”差不多），但是，李承晚签名的宪法却没有被“废止”，它被“修正”后，依然是国之根基。朴正熙遇刺后，“维新宪法”被“废止”的后果是“维新宪法”之前的宪法反正，于是，被“修正”的宪法愈来愈好，宪法没有因为被前总统“滥用”而被“废止”。

◆在中国，领导人滥用宪法的后果是领导人和宪法“同归于尽”，于是就出现了“重搭台子重唱戏”的局面。

韩国不同，领导人的错误在从宪法中被剔除后，宪法依然受尊敬。所以，宪法的“台子”依然存在，只是唱戏的“换人换班”了。

◆把国家比作一座建筑物（高楼大厦），其根基是什么？就非常重要。国家要“长治久安”，没有宪法是绝对不行的。

中国宪法搞了60年，为什么从最高当权派到人民群众都感觉到国家“不稳定”，摇摇晃晃，原因何在？答案不是明摆着吗？

◆韩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先后有4位总统受到“弹劾”，一个被赶跑了，2个进了监狱，一个曾经被“停止”行使职务权力。以上，都以宪法的名义提出的，也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为的。所以，在韩国，普通人可以亲眼看见宪法是如何约束大人物的，如何管他们的和“整”他们的。

我3岁上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在我53年的中国生活中没有看到一例宪法弹劾案。这不是说，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倒台的，不是，而是说，没有一例是因“宪法”惹的祸。宪法没有弹劾刘少奇，他倒给死了，没有弹劾林彪，他到给“摔死”了，没有弹劾华国锋，他给倒了，没有弹劾赵紫阳，他也给没了……。

◆韩国宪法保护公民的例子举不胜举，可是，中国宪法保护了谁，我却不能指名道姓的说出来？当年，刘少奇在挨整时，曾经想运用宪法来保护它，说“我是共和国主席，受共和国宪法保护”，可是，他作为共和国主席却明显缺乏以下常识：即宪法在没有能力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也保护不了他。宪法就这么怪，在保护人的问题上，它不计大小，不看大小，要么，它保护一切人，要么一个人也保护不了！

◆上一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犯了与全斗焕一模一样的罪行（动用正规作战部队镇压人民运动），可是，全斗焕进了监狱，受到法律的惩罚；邓小平却毫发无损地死了，并且把“班”“完整”地交给了接班人，谁可以对之提出弹劾呢？谁有能力对之兴讼呢？他活的时候如此，死了多年也没有人能动啊！

这就是在宪法问题上，肉眼可以看出来的中国与之韩国差距！

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此一类肉囊囊的人，本身就是法律，就是宪法。如果古典法学上有“法即命令”一说的话，那么，21世纪的中国法律体制是中世纪的，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啊！

◆中国高层抱着“中世纪”法律不放，导致有良知的民间法律运动的兴起。08宪章就是如此。

08宪章运动在中国时下提出了宪法的“现代性”问题，为亟需要之中国宪法做出了一种伟大的呼唤。尽管在其字面意义上，它好像是“改良”的，但是，它在民间所引出的实际后果是触动了蛰伏已久的中国革命精神。

中国当权派要扼杀08宪章运动，是已经看出了上述危险，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撕破共产党要搞法制的面皮，公开露出杀机。

◆在韩国宪法修正活动中，公民运动是起主导作用的，特别在在1988年的第六共和宪法时，数以百万计的持续不断的人民上街运动，是韩国人民斗争的成果。反之，没有韩国人民积极而又广泛地政治参与和不懈的斗争，第六共和宪法是不可设想的。

由此，引起我的思考：中国在宪法没有确立，民主没有实现的今天，却有大批的人公开提倡“放弃斗争精神”，其中不乏名气很大的“公知”们。改良运动不是真正的民间运动。因为“改良”需要权力，而在专制国家里权力只在上头，不再下头。可见，吃错药的事情在中国到处都有啊！

◆宪法在中国是一纸具文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要民主，要进步，不可能存在“宪法意义”上的选择，于是，传统的革命选择就是不可替代的了。

以革命的方式再一次地造就一部具有革命内容的宪法——是我们目前中国人民摆脱不了的选择。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当年搞的那种事情，我们即使讨厌之，也不得不搞。这不是人的“自由选择”可以决定的事情，它有一个必须填之的“天意”的空间。

◆一句话，一部文明的宪法是斗争的产物，在人民放弃斗争的前提下去寻找宪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今天的中国，人民上街行为本身就是书写宪法条文；缺乏它，宪法条文写得再好，也是“空”的啊！

2012年7月18日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