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底”了的革命
武振荣
人性是如此的不可靠，以至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对我们来说 “恍如隔世”之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事情就是一例。
在今天的中国，当人们争论中国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时，无论是当权的共产党高层，或者基层的普通人，大都忘记了过去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岁月，好像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即使某些“学者”认为它发生过，也被打上了××，计在了“错误”的一栏。
“到底”了的革命是什么样？
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1948年12月30日），当时中国共产党离夺取大陆政权还有一步之遥。因此，最初，它是一个共产党的口号，在共产党专政的“共产主义”时期被废弃不用。特别是在1958年的“共产主义化的高潮”中，“革命”已经是完全胜利了。因此，这时谁如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话，是“落后于时代”了。
可是，在“共产主义”的牛皮被吹破之后，有关革命“胜利”的“神话”也跟着破产了。可见，“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好像预设了“革命并没有胜利”的话题，所以，在共产党拒绝批评的同时，不得不 “开”出了一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路子。于是，1948年的毛泽东口号再一次被翻了出来，成为一个主导社会的话语；发扬此一话语，不但可以遮盖“共产主义化”时期之丑，还可以突出毛泽东的“伟大与英明”，好像他就是一位传统的“先知”，把革命搞了个“半截子”的事情提前说了出来。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革命不过是那些“老革命”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战争”的一种怀念，那么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讲，就有一种好奇的成分掺杂与内。俗话说；“好奇害死猫”，正是这一种“好奇”的成分，在1966年中国巨大政治事变中促成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也正是经历了1966年的政治事变，革命是什么——这个对于一代中国青少人来讲，才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又深刻的印象。大略的说，回忆“文革”，对5-10%的人来说，革命意味着“大迫害”；而对于95-90%的人来说，革命意味着“大解放”。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是赞成后一种，即主张“大解放说”；可是呢？我的此一说并不意味着“大迫害说”就是错误的，我同样认为“迫害论”是真实的，是有“事实”为证的，所以，它的价值可和“解放论”并列，只是，当我们还不习惯于两种价值的并存时，我们就只可能取其中的一种，即人们常说的“非此即彼”。可见，在这里，要改变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方法。
在这里，我持这样的观点，即为绝大多数人辩护的观点，因此，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主”的观点。如果我们要考察民主的本意，我的观点不会错误，可是呢？导致别人说我的观点“错误”，即在于它没有和毛泽东——中国最大的“错误者”——划清界限。可见，在这里真正导致错误的原因和上面（“迫害论”和“解放论”）的一模一样，都是“一元论历史观”惹的祸。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
就逻辑讲，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一个革命的党，而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以前，革命就没有完结。因此，“继续革命”理由的“正当性”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除非这个党放弃了革命。有人讲，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不就是放弃了革命吗？我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是放弃了革命（这是“吃”之不尽的“老本”啊），而是“躺在了革命”上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要别人革命。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追求革命的，于是就有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可是呢？“到底”的革命是什么？毛泽东并不清楚，也没有多少的研究，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模子认为自己应该去“探”革命之“底”，其行为和动机却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天随人愿，1966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探”了革命之“底”：几乎100%的共产党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都应该被“革命的人民群众”“打倒”。于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口号成为中国社会“最最”时髦的口号了。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革命实现了大换班，数以万计的“老革命”一时间变成为“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或“坏分子”比当成“垃圾”“扫地出门”，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摇身一变”，变为“响当当、硬邦邦的革命派”了！就在这样的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中国民主革命的“民主”的“底”，也同时被“揭”了出来。原来“到底”了的革命竟然是“民主”。
毛泽东不想“揭”民主的“底”——这用不着多说，但是，他欲“探”革命之“底”的行为却生出了民主的是非——这便是近6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绝大政治事件，看不见它，就是瞎子；否认它就等于睁着眼睛说瞎话。
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专制主义的化身，是一个永远值得批判的人物，但是，以此以为他是一个一无所是的人物则不是我的观点。毛泽东是在站在中国现代化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因此，他对于现代化有着一种特别的理解。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思想中，已经有了现代人际关系的构想，只是它模糊得连毛泽东自己也整理不清。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就应该看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判断带有“民主”的性质，他认为，1949年至1966年的共产党统治其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是“不合理”的，“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以，应该被“革命”之。这样的看法为新的人际关系的出现开辟了空间，具有民主的意蕴。到后来，事情发展到提倡“人民群众造反”的一步，现代人际关系的民主因素就很突出了。人民合法造反的行为和民主政治中的政府换届，只距一步之遥，可是，在有些人的看法中，它竟然被塞进古代造反的历史袋子里，根本没有看到民主政治是在建立在人民有权造政府之反的基础上面。
当然导致毛泽东此一行为的破坏性后果，也与毛个人有关，那就是他缺乏对现时中国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之意识和自觉，非但如此，他甚至敌视它，于是，他想要调整人际关系的价值就在进一步地维系和强化专制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之给毁了。
就前一点看，毛是有价值的，导致价值败坏的原因也是他在经济上对人的束缚趋于极端，如果说这一切都有着一个“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修正主义蜕变”之背景存在的话，那么，毛驾驶一辆失控的车子要奔向深渊却是无人可控制得了的。没了，当经济上人对人的“全面”控制沿着愈来愈紧的方向发展时，人的“政治解放”最终就变成“笑料”。李光耀批评毛泽东，说他“是在瓷砖上绣花”，可谓一针见血。
问题是：毛泽东是一个“可疑人物”，和他打交道的人难道也以此而“可疑”吗？这就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我的大体的看法是，在议论民主的事情上，和“可疑人物”，打交道并不一定是“可疑的”。那些忌讳和“可疑人物”打交道的人，恰恰是犯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的前半生，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做的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见《武振荣论毛》《民主论坛电子书》），后半生却是要提倡人们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以至于在极端的行为之中，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物都被他划到了“资产阶级”一边，甚至在中国农村家养母鸡的屁股上，都可以看出它要下“资本主义的蛋”的印记（1975年的辽宁经验）。最后，革命就剩下他孤身一人，连老婆也给陪了出去啊。
质言之，毛泽东“探”革命之“底”的行为得罪了整个的共产党阶层，触及了此一阶层所有人的利益和神经，因此，它被中国共产党“否定”，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共产党作为一个阶层或者阶级（统治的），它要否定的东西难道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否定的吗？
“到底”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此问题如果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就可以容人瞎说，可是在1966年中国人政治实践中，它却以“事实”的面目出现的。而此一种“事实”，不光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这些风云人物占所有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普通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甚至士兵都经历过的；而此种经历又非表皮，的确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任何人对此的印象是终身难忘。
未读完此文的人会纳闷：我上面说了，“到底”的革命——这个连毛泽东本人也理不清的东西，难道会被一些懵懵懂懂的红卫兵给弄清楚了？岂非天方夜谭。
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此一理解和那些人云亦云的“理论”，有天壤之别。其实，我的理解不是纯理论的，而是从我个人以及当时我身边的同学们的政治实践中来的，也是我在个人在此一实践阶段结束之后对之长期反思的结果。所以，我感觉它有价值。
要客观的说这一段历史的话，我得承认，我们那一代参与了六六运动（“文革”）的人，在运动发生前，没有自己的东西，所有的一套都是来自于学校教育，而教育之于我们的也都是共产党官方的东西。所以，就此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希望的，如此愚蠢、忠诚、无知之辈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卷入了政治的“大风大浪”之中，并且要在其中靠自己的“拼搏”才可以存活，此一情况实乃是前人没有遇到的，因此说它“史无前例”，一定也不过分。
大家不都是热衷于谈论“文革真相”吗？“真相”是什么——此处我得给出一种说明。政治问题的真相不同于法律上的真相，所以，后者寻找真相的过程是要为以此确立责任（民事或者刑事）的担当者；而前者，政治的真相（特别是人民政治运动的真相）在许多场合里，都只具外表的意义，起掩饰和遮挡的作用，所以，一些人视之为真相的东西（也就是第一事实），却并不如此。人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是毛泽东之发动，其实，这如果算是“真相”的话，也是一种“罗生门”式的真相；在它之外，还有若干个不同于它的“真相版本”存在。
回到前面的话题，在“文革”发生前，一代红卫兵共同拥有的东西是共产党官方灌输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对于在学校生来说，“到底”的革命是什么？谁都不清楚，如果说，在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中已经预设了革命在目前陷于停顿的一种潜意识假设的话，那么，六六运动的发生就不只是毛泽东“战略部署”所成就的，它乃是人性之水泛滥的结果。
人性之水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的生成物，就好像有个大池塘里，水在日益积累的过程生成了浮游、蝌蚪、蛤蟆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生成。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在那种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运动之，政治上的突然生成现象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在我们中国，对之发生兴趣的人，数量比大熊猫都少啊！由1966年《5·16通知》所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在字面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但是一条共产党控制的“弦”却依然蹦紧，只是经过了大约3-4个月的时间，当紧绷着的“弦”突然“断”了之后，运动才进行了自治阶段，民主和自由价值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完完全全是人民运动的自生现象。
“到底”了的革命是什么？原来它就是人民自治运动中自生现象，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是在学校生们的大串联，是人民群众对各级当权派的广泛造反，是数以亿计的人民造反组织的产生，是每一个人从“灵魂深处”生出的观点，是观点的对立和派性的斗争，是用不着注册的结社自由，是用不着申请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一句话“到底”了的革命竟然是“民主”和“自由”。
值得强调的是，所有以上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一个是毛泽东“设计”的，也没有一个是他故意“部署”的，只是他对它发放了“通行证”而已，使运动前被定性为“反动”、“反革命”的事物批上了一张“革命”的合法“外衣”而已。
显然易见，如此“到底”了的革命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他希望革命的“底”是“无产阶级”的，结果却出了“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货色”，是可忍，孰不可忍。运动后期，毛开始取缔它，取缔的方式就是直接终止由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他的“革命”“探底”行为就显得荒谬可笑！
“我”字横空出世的后果
按照毛的愿望，“到底”的革命原本是要消灭“我”字的，有谁料到，在“到底”的革命中，“我”字横空出世，嚣张一时，大有取代“革命”之势。
运动前“我”字是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只是，在运动中，当“我”在同一个“圣神”的东西粘连在一起时，情况就产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突然间，人感觉到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一些仅仅读了中学，甚至连中学还没有读完的少年人觉得自己在革命问题上，要比那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还“成熟得多”、“正确得多”，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这样看，社会上的成人也都这样看，到后来，就连“老革命”自己也还是“承认”了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口头上）。
无论怎么说，人突然感觉到自己伟大了，彻底地克服了运动前的“个人空虚”，消除了教育使人成为“昆仑山上的一颗草，万吨水压机上的一颗螺丝钉”的影响，因此，正如一位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所言：“伟大不靠智力上的优越，因为智力上的优越可以配合着恶劣的品质。伟大乃是某种精神和某种意志的结合”（布克哈特著《历史讲稿》中译本第37页）。
就这样，一个民主的意义立了起来，支持“我”“革命”的那种东西，原本是朝生暮死的、临时拼凑起的乌合之众，它的名字五花八门，甚至稀奇古怪，什么“反到底兵团”（其实只有十来个人），什么“联合造反司令部”，什么“老大娘战斗队”，什么“红小兵尖刀团”、“打不烂铁骑队”，还有“托儿带女战斗队”等名目，除过繁杂的名目，其组织的性质也是极其松散，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和慎重的规划，都是一时间头脑膨胀的人“心血来潮”之产物，看不出有多少理智的成分，所以，它不严密，也不整齐，甚至连必要的纪律都没有，可是，这种刚刚一出娘胎的小型组织，却被组织者们吹得比“修正主义化了的共产党组织”还要伟大和正确。说实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由它领导和控制的，是它替代了已经被“打倒”了的各级共产党（中央局以下），对于它，毛泽东是鞭长莫及的。
此一人民自治组织和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双胞胎”、“多胞胎”的生产物，不是“独苗一根”。因此，它的“使命”好像就是与它的兄弟组织“敌对”。它在意识上也赞成“一元”，可是它是从“多元”之胎生出的，命里注定了它要“打派性战”。在向共产党各级组织造反时，“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共产党组织一跨台，“内战”就开始了，谁也没有办法。
从理论上讲，大家应该是一个组织的，可是呢？谁在此认同理论呢？人已经从里面被改造了，人性深处的东西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多党制”已经在这里发芽生长了，一直达到了省、区一级。就此，我判断，如果这种局面不结束，不出半年就会产生出跨省、区的全国自治组织。
毛泽东探革命之底的行为，被后来的共产党叫“瞎折腾”，关于此点，我不想去给毛泽东“翻案”，我只是强调，毛泽东的“瞎折腾”行为使“七亿中国人”（“文革”时的人口数）探到了民主的底——却是伟大的创举。
我的观点是，中国人一定要记住：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被中国造反派“打倒”的时间和情形，这是在60多年时间中国人民最有作为、最勇敢、最有智慧的一次运动。我相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共产党专政垮台！
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在进40多年时间内一蹶不振？
对此，也许可能会有100种解释，我以为总是有一个解释最棒，那是什么呢？当中国人民探底行为在被作为“瞎折腾”、“大动乱”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时，民主的底气（它升起与1966年）就没有了。期间，虽然不乏知识分子们的鸣叫，可是呢？鸣叫的声音都是要泄人民之气。
目前，在说民主的事情上，大家都抱着外国的本子，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虽然谈不上错误，可中国的事情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民主都和外国不一样啊！所以，学习外国的事情就是邯郸学步，外国的走法不但没有学来，自己的走法也给忘记了啊！
情况尽管这样，可那些已经在历史上和我们民族结为一体的东西并没有被批判者和否定者们所去掉（如果能够去掉的话我乐于接受），只是它在“历史-现实”的存在空间被挤压着。 的看法是这样，它如果得不到有价值的方式挖掘，那么被“挤压的存在”有可能在一个突然的时间内释放出可怕的能量，以至于酝酿成真正的“社会大动乱”，那才是致命的后果啊！
就我写作之一篇文章时，有的人似乎发现了这一迹象。例如《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中国人的戾气究竟是从何而来？(组图)》一文说道：“中国人似乎越来越爱生气了。在自身的利益面前，我们是有权利生气的，但如果你生的气已成了暴戾之气，也终究会转化为暴力。”（引自《贝壳村》）。又例如，邵阳爆炸案发生后，有人评论说，中国人现在争做“人肉炸弹”……，总之，极端压制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后果，人们看得很清楚，如果说那种“被挤压”的历史遗留物之类的东西也进入人们的视线，那也是中国的一种福分。
“昨天”与“明天”
我在数年前便说道，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将会套上一个“文革”的图像，此一图像给人的直观是“天下大乱”（“文革”发生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民族在此30年中，只是养成了一种“怕乱”的心理，在“乱”字面前胆战心惊，我们就完了；反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人民像“文革”发动时期的人一样，破除“怕字当头”，勇往直前地参与运动，在“乱”中求变，在“乱”中勇进，我们就会克乱、止乱，最后赢得一个可以使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民主。此时此刻，我们好像感觉到自己回到了百年前民主革命的“出发点”上了。
就此而言，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我们才迈出了民主的一步，古老《诗经》上“天步艰难”的话可以做我们行为的脚注！
2012/8/31《民主论坛》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