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革研究致魏京生信

就“文革”研讨会致魏京生的信

武振荣

老魏：

在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之际，联席会议要举办研讨会，我非常高兴，感到这样的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总的看法是：作为民运团体的研讨会，应该和专家学者的研讨会有所区别，当有自己的侧重点，不应该费力去研究害人的共产党运动，也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揭露运动中的毛泽东、林彪阴谋方面，而应该重点研究造反的人民自治组织如何在共产党运动失控的夹缝里突然“涌现”出来？如何“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怎样在“革命权利”的张扬下实现自己的人权？怎样利用大字报、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的方式对抗共产党当权派？如何颠覆共产党各级组织？怎样砸烂“公、检、法”？如何分派？为什么分派？以及它为什么失败等问题。

有了上述思路，研讨会的重点就出来了，抓住此重点，中国民运人士在预见和引导未来中国民主运动时就不会显得干瘪。有鉴于文革发生于50年前，国内外人对它的研究也已经有了40的历史，我以为这一次研讨会若不流于形式的话，应该充分鉴戒已有的研究成果，人家研究过的东西，我们不搞，人家吃过的馍，我们不嚼，于是我提出以下的意见：

1、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简单地整理出3个文革版本：

   共产党文革版。1966年2月——1966年8月8日

   毛泽东文革版。1966年8月8日——1969年4月1日

   人民文革版。1966年5月29日——1974-1975年（全国自治组织消解日）

    共产文革是“害人版”，毛泽东文革是“阴谋版” ，这两个版本，我们不研究，再研究也不过是画蛇添足，而人民版本的文革其实是“解放版本”，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个版本的文革研究，已经成果累累，王友琴、冯骥才是其代表，我们民运人士认可而已，不必要步其后尘，去亦步亦趋的去搞。第二个版本的文革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严家琪、金春明、朱学勤等人很著名，写了许多东西，都很好，在文革起源方面，麦克法夸尔的研究也很有价值，很系统，只是，我们民运人士从中找不到现成的价值，所以，我们即使对之忽略，也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第三个人民文革版本我们却需要认真研究。虽然刘国凯、王希哲、郑义、方圆等民运人士人早有建树，可是都是各自为阵，小打小闹，到目前为止，缺乏一个明晰的、可普及的本子，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民运的本子。如果此次研讨会能够做出一定的成果，那肯定是人们期待的。

2、文革中的人民自治组织是“涌现”出的，它衍生出了“分布式”民主。对于这样的民主我们不能用设计式的民主去解读它；它又是在非常状态下产生的民主，所以，也不能用常态民主去解读。

美国的民主是全世界民主的范例，它是少数人（革命先辈）设计出来的民主，一部美国宪法是画在了纸上的民主，经历多次修正，而每修正一次，都是对原设计的一次改进，美国的政治家、法律人士、社会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人民运动家以及各界人民也都纷纷参与修正，因此，美国的民主在每一次产生前，都有一个事先画好了的草图。说它是设计式民主，一点不假。只是，1966年中国大事变中出现的民主却不是这样，它是在没有人故意设计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其中存在的方式也是分布式的。

所谓涌现式民主，是说这种民主没有一个来自上头（中央）的刻意设计，一旦人群的聚集达到一定的程度，民主就涌现出来了。简单地说，学生只要上街、工人只要罢工、农民只要进城,市民只要要游行，小官只要造反，民主就涌现出了。涌现式民主的存在方式是分布式的，是说它“依赖于一定数量的个体，一个群体、一个集体，或者是更多”。它“没有中央指令，没有中央存在”也没有“中央记忆”，“它是从它自己那里涌现出来的，一个自动谋划出来的形式”（引自（美）凯文·凯利《失控》一书）。不宁唯此，1989年全国性的学生运动也是涌现式的，北京市民的抗暴斗争，亦是如此，都是在没有“中央指令”的情况下“主动谋划”出来的啊！

我承认，这个涌现式民主的概念尽管是我今天才提出来的，但是，在我最初的文革研究中（1975年写作的《绝妙之戏》）和后续大量研究论文中，对1966年民主及其事件的描述和说明基本上暗合了它的模式。一开始，我就抛弃了文革中的民主是出于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设计的“鬼话”（见我的《六六运动论说》），也一再批评那种“没有民主的事先设计，就没有民主”的糊涂观念。时至今日，有人把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说成是“群氓”，我权且接受之，只是我提出“群氓”也有智慧，并且劝不是“群氓”的人好好研究一下，“群氓的智慧”（《失控》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已见，上述民主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已故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许多人都说是毛泽东设计了文化大革命，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个谁都喊过的口号：“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可是，经过金春明教授的研究，情况并非如此，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重大事件，也通盘地考察了运动的前前后后，阅读了所有的官方文件和自治组织文件，没有找到所谓的哪个“战略部署”，结论是：它根本不存在（武振荣《论金春明教授的文革定义》）。但是，运动却是存在的、实在的，并且在自治水平上惊心动魄的发展着。

3、用信息论研究文革。

在文革研究中，没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我接受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不可以推导出没有毛泽东的“作用”的结论，相反，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起作用之大，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变相人物，非常滑稽、非常可笑，但同时表面上却非常伟大、非常神圣（武振荣《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为什么会如此呢？

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国共产党挖空心思设计的一个运动，2月设计一次，5月又一次，8月又设计一次，每一次设计都体现了毛个人的“不破不立”的风格，可是在8月5号之前，毛游离出运动，运动的实际操刀者刘少奇、彭真等想找他，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在“神隐”了50多后，他突然露面，学着红卫兵的样子，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炮把党中央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打的稀巴烂，自己取而代之。对于毛这样的行为研究，我们民运人士如果顺着邓小平的杆子爬，或者按着公知的思路去研究，那么，不如去“打酱油”。

8月8日，毛泽东绕过了共产党各级组织，把“革命”信息用“红色电波”直接向社会、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在校学生们传达，而相同的信息，却在社会上、党内、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中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反响——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文革研究的关键。在毛泽东的信息的作用下，共产党社会不是“无产阶级”的了，而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统治”，共产党高层人物不再是革命家了，他们变成“隐藏在党内的坏人”，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炮打司令部》）而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信息的作用下，一下子则变成“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和“主力军”（《十六条》），所有这一切，只有傻瓜才会以为是“理论”造成的，其实，它根本不是理论，是一种明晰的、不需要解释、接受它的人立刻会明白的一条指令。

现在，文革研究中一个重大错误是人们把“革命的信息”误当成“革命的理论”，从而在研究一开始就步入歧途，最终步入理论的迷宫。因此，我个人的文革研究一直是循着信息论的思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信息虽然是毛泽东发出的，但是，革命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就此而言，他发出的革命信息很难说是他“创造”的，他只是整理了信息，并且运用他个人的权威放大了信息而已，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们接受此一信息所作出的激烈反映，也凸显了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以来便已经形成的历史积淀。

4、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所有参与文革、卷进文革的，几乎是每天都在变化，甚至一天一个样，但是，人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却是不变的，难怪这样的研究令人厌倦。

“2月提纲”中的文化大革命和“5·16”通知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所主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是整人的，害人的运动，彭真、刘少奇等是发动者之一，此运动开始由迫害“五类分子”紧接着又迫害大学生。一份公开官方资料显示，8月初，北京各大学逮捕的学生数就有1000人之多。“红色恐怖”笼罩全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大字报出笼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以个人权威排除了共产党，以至于共产党各级当权派（军队中师以下机关除外）上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罗瑞卿等，下到最基层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相继成为“斗争的对象”，运动的共产党性质完全变化了。情形变化得异常险峻，如同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中所说的那样：大炮脱开了，“物资完全自由了，这个永恒的奴隶似乎在报复，我们称为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邪恶全部发泄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报复”。

非常明确，共产党的文革运动被颠覆了，此空间潮水般涌现出来的人民自治组织填充空白，于是，数以千万记的没有在《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甚至稀奇古怪的人民自治组织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而《十六条》中规定的那个“权力机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出生后没有几天，便消失得无踪无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是谁？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切不可用毛泽东来搪塞之。

解放运动需要偶像，在共产党17年专政历史中，偶像被造了个半个，于是偶像变“神”的事就应运而生。此刻，经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毛泽东一下就成为“神”了，“政治”的运动同时又衍生出了“宗教运动”，而人民运动失败的时间表就可以读出了。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事实上宣告了毛泽东个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确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一下子“炸”飞了毛的“成果”，“神圣的毛泽东”一时间变成为“尴尬的毛泽东”。

就此可见，真正“否定”文革的人不是邓小平（他那时下放到工厂当工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敢否定文革），是谁呢？是毛泽东，他让被打倒了当权派“复辟”，为当权派恢复名誉，解散造反派组织，逮捕造反派头目，消灭造反派报纸、刊物，把“革命的造反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者”，并且最终恢复了共产党的“一元化”专政等等。就此，人民的文革彻底失败了，这就是文革中最大的“真相”。今天我们研究1966年人民运动的失败和研究1989年大学生运动失败一样，都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业务”。和中国共产党较量，我们人民不怕失败，一次、二次……甚至四次、五次，一句话输得起，只是共产党一次都输不起啊！

5、一个人的文革。

我向研讨会提出上述新研究视角如果显得呆板，那么，我提出我个人原汁原味的文革史，似乎可以避免呆板，供大家批评：

一个人的文革史，用30分钟就可以说完，除具体事件的时间不准确外，书其中的人物、事件、过程都是真实的。（见网上发表的武振荣《对于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和理解》）

内容如下：童年所受的教育——学校教育——我所参加的我校“社会主义教育整风”运动——成为我校“整风”的重点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学校的大字报风潮——校长自杀——兴平县教师学习会——“整”老师——坐在大操场听广播播放的《十六条》和刘少奇“犯错误”的检讨录音——由共青团员变为党办红卫兵——“抄家”——由党办红卫兵转化为造反的红卫兵——北京见毛泽东——组织“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组织“于仟中学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在学校两派斗争中我们一派失败——为逃避失败——于1968年2月参军——反思文革——1971年一作为“军宣队”成员的——如何“整”陕西省石棉矿的造反派头头——写作《绝妙的戏》（也叫“我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在上述我个人的文革史中，有“害人版”的血泪文革，但是，没有几天，我们就“踢开”了它，大步流星迈向解放文革；也有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高层斗争的线索，只是因我所处的环境距离北京太远，所以，在我和我们同学们的文化大革命中，高层人物那种非常复杂的“政治阴谋”通过时间、空间的过滤，并且在以广播为主要传媒方式为我们所接受时，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之地变化为简单的信息。我们在处理这些信息时，无不显示出信息系统内部的那种自我修复功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很快就被我们自己纠正，然后又行动，也就是说，错误没有挡住我们的路，我们在错误前进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义无反顾的行为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于是，民主、自由、权利等等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涌现”出来了。

6，民运人士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民运人士为民主而活，要搞成民主，必须颠覆共产党，而人民文革就是50年前颠覆共产党的第一次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就是当务之急。

以上，文革事大，非片言所能覼缕。

顺祝大安！

武振荣 顿首

2016-3-22与首尔

（备注：此信写完后，我准备写个专门的论文提交给研讨会，若是写不出来，此信请提交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