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谁的故事？

民主：谁的故事？

民主日记（3）

公元2010-10-14 星期四

主词：民主是人民的故事，现在却被知识分子讲着。

民主是人民的故事，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都是如此，但是例外总是有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民主在近20-30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已经成为个人或者极少数人的故事了。说它是个人故事，现今的大量的民主言论都是关乎过去时间里不同时期的受害者个人，对于这些人的故事的讲述和张扬，已经成为中国民主的主流声音了，给人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民主好像就是为过去时间里的受害者翻案；说民主是极少数人的，是指今日中国的民主的话语权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异议人士所垄断，而人民大众到对民主的话语失去了兴趣，于是，健康的民主似乎于人民大众无关，非但是无关，甚至在这样的一种民主话语中，凡是有人民大众参与了的民主运动，最终都被叙述成为“社会动乱”。

说到“人民”一词，网上的一些人就曾经说过去，过去共产党用“人民欺骗”中国人，今天，这个曾经“欺骗”了中国人的词应该从民主的话语中淘汰之，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此一类言论的正确性，他们不止一次地引用罗兰夫人的话：“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借你的手而行!”这里，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文学上的真理当成了政治的、社会学的真理，显然是混淆了真理的种类。

“人民是谁？”“谁可以算人民？”“她有或者没有使人清楚辨认之面目？”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以诘难的方式提出，我当怎样回答呢？

若是用学者的话讲，人民是一种政治的建构，它指某一个社会或国家中以数量而言的多数居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这样的定义你也许不满意，但我的文章是为大众写的，所以，我在视“人民”为中国社会里的多数居民时，此“多数”如果需要解释的话，那么，相对于社会的上层而言，它就包涵社会中层、基层和数量更大的下层。无论怎么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个在不精确意义上的多数人群。

但是，同许多概念也许有一点差别，“人民”一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还会表现出特别的政治功能的，此一功能有时候可以把此前不属于“人民”的人包括在“人民”之内。譬如，在1989年，你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那么，你就站在“人民”的一边了；在1966年，凡主张“造反”的也都是“人民”。

在这里，人民的概念实际上早已突破了共产党圈点的范围，向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着。共产党的人民概念的实质是“阶级的”，而“阶级”在被共产党划定之后，就成为一种世袭的个人身份了，因此，此一概念虽然同“居民中的多数”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但是它因“阶级”而俱生的生硬性拒绝了“人民”概念的开放性。所以，在共产党手里它已经失去了意义，只有在民主理论体系中，“人民”的概念才可以最充分地体现其价值。

说到这里，我就该进入正题了，为什么人民的故事没人讲，在目前的民主话语中张扬不开？

原来这一切都于邓小平之后的官方政策有关，那就是统治者们一下子停止了对人们的政治鼓动，非但是这样，并且他们把过去人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当成“社会大动乱”来批判，这还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他们用“新政策”成功地把中国人民引导于“一切向钱看”的地步，瓦解了政治上的人民“教育”（包括非常重要的“自我教育”）之基础和功能。“复辟倒退”的中国统治者们已经丧失了控制带有“民主情绪”的中国人的能力和方法，所以，他们必须在人民中间推行“去民主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过程是于他们的“民主革命”发迹史是格格不入的，但统治的眼下要求是“现实的”，而非历史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只是从“口头上”说过“复辟倒退”的易行性，而在“新政策”实行时期，人们才普遍感觉到了“下坡路好走”。仔细研究便会发现，毛泽东把人们从“钱眼里”拽出来，拉向“革命”的过程是一种“逆人性而动”的行为，因此，其统治行为收效甚微；“邓小平的改革”实质上不是改革，它只是逆着毛的政策而动，拉人入“钱眼”。所以，仅就“新政策”不再逆人性而动看，它不是反动的，但是此一行为却同时破坏了民主之于人民所需要的基本教育和由此教育而造成的历史，它又是“反动”的。随着“新政策”的实行来越来越多的要借助于暴力，它越来越反动了。

上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中，使普通人失去了方向和方向感，这恰恰是“新政策”的制定和推动者们梦寐以求。于是，中国从辛亥革命起，革命家所欲赋予人民的“民主方向”就被“修正”了，此一种修正的行为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亟待解决时，民众生理方面的需求就抵制了思想或者精神方面的要求，于是，一种“否定”民主的非常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来自已经受到了长期民主教育的人民抵抗，反倒助长了人民对于以往民主的厌恶：“民主能填饱肚子吗？”

在我看来，全世界的民主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民主都是在危机时被唤醒的，所以，在民众生活生活处于平稳或者温饱时期，民主就退居后台了，特别对于那些正在追求民主制度的民族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当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像鸟儿一样的各自关心自己巢中的事情，而把巢之外的事务视为“多余”，那么，这个民族建立不起民主制度，哪怕它有一万年文明史。民主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大多数人对于“巢外”的事情必须有一种持续的兴趣，如果没有，那么，就没有民主。可见，当人们兴趣的一头没有联系着民主时，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即就是民主，其民主也会面临丧失的危险。因此，我们中国人的问题的核心是当人们只向社会讨生活，而不过问政治事务，认为民主对自己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就不会有民主。

显然显而易见，这样的“不民主”状况是一种官方“设计”。说穿了，中国的官方并没有“设计”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设计”了中国式的“统治”：逆民主潮流而动的统治。问题并不是就此而完结，而更严重的情况是，在中国社会里，立志搞民主的人却忽视了此间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此一种统治的可怕性，相反，他们的许多言论无意或者有意地为此一种统治做了背书。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具有言论上的优势，被认为是享有话语权的人，是塑造社会和公民生活的骨干人物，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没有成为上述人物，可相对于其它社会阶级和阶层而言，他们却是具有明显的言论优势，是一个多少可以表达意见的群体，特别是在其他的人群发不出声音时，他们的声音就构成了“社会的第二声音”（“第一声音”是共产党），是一种具有影响的声音。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就此发生，那就是知识分子因为在过去是一个带了“帽子”受到了迫害的群体，因此，就“第二声音”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诞生的历史看，是对“第一声音”的一种“响应”，是“摘”了“帽子”的人对于“帽子时代”的控诉，其话语显示出为“新政策”辩护的特征。和任何事物一样，话语这个东西也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因此，到1989年前，“第二声音”已经具有了“异议”性质（相对于“第一声音”），所以，也就具有了民主的意义。也就是说，异议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是一个民主的事件，只是这个事件到底关联着多少民主的意义？很少有人研究。

无论怎么说，“第二声音”不言人民之事，只关注过去受迫害的“个人”，使单纯的民主事件所可能包含的民主意义大量丧失，民主在中国可以发出的声音就变调了，成为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了；而我们所说的普通人，为生活所迫，不认为自己是吃“民主饭”的，自己用不着为民主操心，那也是人之常情。于是，民主在两个人之常情（为自己的苦难“鸣冤叫屈”和“不吃民主的饭，不干民主的事”）中被耽搁了。民主并不要求改变人性，但是，人性中所具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常情，却不被民主认可，民主需要人一种事事关心。因此，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或者空缺一个使人民趋向民主的设施，就出现了民主的空缺，可民主空缺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民众生活的干枯，有时候，它还是有滋有味的，甚至是生气勃勃的。

一句话：在我们中国，有能力、有水平为人民说话的人，不说人民的话；而被生活被迫的广大普通人没有时间、没有能力，也没有水平为“人民”这个整体说话，于是，民主的人民故事就被“个人故事”替代了。就实质而言，此一替代说不上是“错误”的，但它却有非民主之意义。民主的干柴为什么点不着——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我以为，在一百年的启蒙中，在六十年的磨难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民主的故事，可是他们的故事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那么，他们就“被民主”了。下一节论“被民主”问题。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