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去红皮说《水浒》
——网上论《水浒》（一）
武振荣
献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袁红冰先生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中国民运人士开创一个文化的战场，并且在“文化战”的拼搏中，打碎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枷锁，使中国人民在文化和精神上获得解放，实在是伟大的事业。我这一组文章，就是为响应“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专门写作的，但愿《自由圣火》能够如期刊登。
（一）什么叫红皮《水浒》？
《水浒》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但是，在上一个世纪它被官方意识形态给包装了，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东西塞进去了，所以我叫它红皮《水浒》；这一组论文（计划写作七篇）就是要专门批它的。红皮《水浒》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农民起义说”；另一个是“阶级斗争说”本组文章分别批之。最后一篇文章是专门批评1975公开年发表的毛泽东（个人）关于《水浒》的批示（我叫毛批《水浒》），是70年代毛泽东“路线斗争理论”升级后的产物，它把一个共产党官方定性了的《水浒》斥之为“反面教材”，这就造成了在《水浒》上的“党批”和“毛批”的对立，比较复杂，我不得不专门批之。
（二）去盐去醋评《水浒》：
《水浒》一书如果不是产生于元末明初，即使成书于明朝中期，那么，它至少也流传了近400年之久，因此别的不说，仅就时间而言，这一部伟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不朽的。同人类所有不朽的作品一样，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被人们添加自己的意见，时间一久，被品味的它，就如同一盘菜肴变成了一种加盐加醋的东西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在读《水浒传》之前，谁个没有对它的一个读前之印象和了解呢？
就以我个人来说吧，在没有读《水浒》之前，对于《水浒》的印象已经是层层叠加的了。在儿童时代，我最初是听说书的人说《水浒》故事，而后又看了关于《水浒》的戏，读了《水浒》的连环画，并且免不了和儿时的伙伴们发表有关议论（例如，我们那时的伙伴们常说，李逵“歪得很”（意思是“凶”），吴用“能得很”（聪明），宋江“义的很”（忠义）。上中学的时候，好像语文课本上有《水浒》的节选，老师讲解时，免不了要按照官方的意见说。因此，到我自己正式读《水浒》的时候，脑子里并不是“白板”，而是满满的写上了有关《水浒》的文字，虽然这些“文字”的意义模糊不清、且又缺乏连贯性，但它的确是一种“存在”，并且对于我在阅读时起了无论怎么估计也都不会过分的作用与影响。
读古典名著，不比读现代某一本新小说，在没有读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对于它的“读前”“底本”。因此，轮到我们阅读时，它已经是多次被前人评论过的东西了，而这些评论也都多多少少地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中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读不到“原汁原味”的它。但是，说到伟大而不朽的作品，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接受它产生之后任一个何时代的解读，仿佛它是一种可以贯通人类所有时代的东西，同一切人对话。
古典作品被人们加盐加醋，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就是说在解读的意义上，意味着它没有疆界，是一种完全开放的东西。中国四部古典名著都是有大批家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大批家把作品的意义推到了高峰。毛氏父子拔高了《三国演义》，脂砚斋拔高了《红楼梦》，张竹坡拔高了《金瓶梅》，金圣叹拔高了《水浒传》都是不争的事实。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每一个读者却在阅读古典作品中不知不觉的要求一个原本的意义，所以最好的读者是那些能够独立的读出自己意义的人。于是，在上一个世纪兴起的诠释学，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事情了。依据诠释学的观点，我们视一部伟大的作品为“本子”，那么“本子”的意义就好像物理世界里的矿物质一样，老是一种“埋藏着”的东西，需要我们动用文学批评的“镐”“挖掘”之，方可以显示出意义。
我这一组文章如果说有新意的话，那就是我在读《水浒》时，被别人更注意到它在20世纪50-60年代加了共产党的“盐”和“醋”的情况，所以，我在读它时，就想着要如何去掉这些过分加上去了的“盐”和“醋”。其实，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水浒传》的内容极为矛盾复杂”，但是，特别是红皮《水浒》流行之后，人们在读《水浒》时，却把它看成是一部很简单的书。对于“极为矛盾复杂”的作品之简单解读，不只是始于今天，早在金圣叹批《水浒》时就已经建立了。金圣叹的批本只70回，后面的50回文字都被删去，形成了半部《水浒》，这样如此大的删节虽然拆卸了《水浒》的整体结构，但是对于“内容极为矛盾复杂”的《水浒》的传播却起了非常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与之比拟的作用，至少，他从复杂的《水浒》中，取了一个简单的、易读的本子，使之流传天下。在我们中国，宋有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批《水浒》，也可以说是“半部《水浒》传天下”！
在金批本的前70回中，《水浒》中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人物已经是都被立“传”了，而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如辽国的一班人物以及被宋江平了的田虎、王庆、方腊等都没有了。因此，读者们只看108个正面英雄人物在各自的“传记”中栩栩如生的存在着，就好像已经心满意足的了。如果说在70回书中，这些主要英雄人物被着了“造反”的底色，那么最简单的读法就是读者们用自己想象的方式把他们的“底色”加浓、加厚，并且定位成“造反者”。于是《水浒》就是一部“造反”的书，甚至在上一个世纪共产党革命中，它好像也起着“造反教科书”的作用。50年代伊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水浒》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长篇小说”。它“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财的整个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情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塑造了一大批梁山好汉的光辉形象，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客观真理和农民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民文学出版社九八年版《水浒传》）。
可是，对于上面的官方意义，我要说“不”了！我不认为《水浒》是一部“起义”的书，虽然我承认《水浒》的人物被作者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起义”底色；我不认为《水浒》中的政治就是单纯或者简单的“农民造反”政治，而是具有明显的“造反、起义”态势的政治，并且此种政治连带的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招安政治”；我不认为水泊梁山是一个“农民起义的根据地”，视它为众英雄“聚义”（书中明明写的“聚义”啊）的场地；我进而又认为：梁山英雄“聚义”不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行动，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所谓的“逼上梁山”谁不认可呢？）；再，我认为水泊梁山是一个政治避难所；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从头至尾都缺乏“起义”的完整计划、周密纲领和用心的筹算，于是，在宋江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招安”政策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实现。综上所述，《水浒》可以说是一部“反抗——逃亡——聚义——招安”的书，去掉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意义，它都是不完全的。至于说《水浒》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书，那就更不着门了，以后的文章我将要论及之。
（三）去掉盐、醋，通批读《水浒》：
A.一部播乱的书：
如人们通常看法那样，《水浒》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是水泊梁山英雄以单个的力量反抗当局的书，最精彩的画面是单个人的反抗：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雪夜上梁山，杨志刀劈牛二，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宋江杀惜，卢俊义上山等等，精彩的描写都是“个人”的。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败中的社会和一个“播乱”时期的政治，但是书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写作出乱之根源出于朝廷，可作家的《史记》式笔法给人暗示：“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可不是吗？高俅仅仅因为会踢一腿，就一下子坐着火箭上去了，摇身一变，一个街头小混混成了“殿帅府太慰执事”。好家伙，在书中。他是一个一只手就可以遮住天的人物了。即使这样，我要说明的是，《水浒》并没有和《三国演义》一样地写“天下大乱”的事情，写的是治疲之乱，是成堆的乱，是社会在乱中不能够治理、因而积压下来的乱。于书中，在乱中专门“打家劫舍”的山寨就有七、八个之多，若是再加上田虎、王庆和方腊之乱，中国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乱态和乱相就被作者给刻画出来了。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读《水浒》的乱，就不由得联系起共产党社会之乱。
B.逃亡者之书：
与其说“水浒”是一部“起义”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逃亡”的书来得准确。书的开头部分，就写王进为避高俅而进行逃亡；在逃亡途中，他用手推车推着母亲，风餐露宿，冲州过府，够辛苦的了。如果说这第一个逃亡者的行为是危险没有发生时就动作的，那么第二逃亡者——鲁智深却是在惹下了人命官司的情形下逃亡的，第三个出场的逃亡者——武松林也是作为杀人犯而逃亡的……，此后晁盖的逃亡，宋江、卢俊义的逃亡……，可以说是一拨接一拨，一直持续到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
在《水浒》中，逃亡者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更多的人是好人。如鲁智深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惹下官司的；林冲是无辜事件中的受害者；武松杀人是为屈死的兄长报仇，因此，造成英雄们逃亡的原因是世道的坏。《水浒》之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大凡都可以读出“世道之坏”的意思，因此，对于它之中的英雄们的念顾就多了几分。从明朝中期到今天，都是如此啊！就在我写作本文的2008年，上海发生了杨佳杀警察一案，他用一把尖刀，一连捅死了6名警察，刺伤了4名，从而在网上获得了“杨大侠”的绰号，被许多人捧之为“时代的英雄”、“当代的武松”。对比地看，在《水浒》第25回“偷骨殖何久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中，武松一连杀了潘金莲、王婆和西门庆3个人，而杨佳竟一刀毙了6命，比武松多出了2倍。难怪《博讯》2008-7-7刊登一篇名为《柳叶快刀杨佳大侠传略》的文章，称杨佳“一刀而封喉之功，盖举世独杨公无有也！”
（此文作者的笔里，有金圣叹之气质）
C.避难的政治：
逃亡者得有个去处，水泊梁山是一个好去处。因此把梁山看成是逃亡的英雄们的一座避难所那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梁山是一个大的避难所，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避难中心，围绕它而存在的有登云山（邹渊、邹润）、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二龙山（鲁智深、杨志、武松）、还有芒砀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避难的网络。因此，在把《水浒》看成是一部逃亡小说时，还得弄出一个连带的避难所政治。一般的看，避难者大都是个人行为，也有集体的或者拉家带口的，但避难所不是国家或者朝廷建设，而是一种类似于迫不得已的选择，到逃亡者都上了梁山时，“大事业”就做成功了。
别人不说，就说书中的晁盖吧，在取了生辰纲后，他和吴用是如此的焦虑：“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所以，作为第二任梁山头领，不是为了要进行“起义”而上梁山的，实在是为了躲避官司，不是怀着“起义”或者“造反”的思想或动机把梁山泊选为根据地的。听一听在书中，晁盖是怎么说的：“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第19回）。
把上面的意思连贯起来，无非是说逃亡者需要一个避难所，而梁山泊就权当为他们的避难所。问题又在于梁山泊的避难所是一个非法的建设，因此它的存在就具有了和朝廷、国家对抗的性质，如果这样的对抗，事实上可以把避难者推到造反的一边的话，视梁山人物为“反贼”就事出有因。《水浒》这一部书对于避难所的写作却是很有技术的，在作者特别技巧的处理下，水泊梁山被刻画成为一个“兄弟般的第二社会”，生活于期间的兄弟们事实上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在此可以“图一世快活。”
D.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会
在第二社会中，英雄们实现了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人所说的“政治改造”，结果，以前开“人肉作坊”的人（如孙二娘、张青等）、打家劫舍的人（如王英、燕顺、邹渊、邹润、吕方、郭盛等）、偷鸡摸狗或挖古坟的人（如时迁）都在“聚义”后变成了人模人样的英雄了，以至于他们每一个人都顶着天上的一颗星。
《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对于我所说的人的改造问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写法，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都没有弄出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或者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那样的说教，而是像川剧的“变脸”一样的闪电般地使人物变化了面目，于是，一个从“人肉作坊”走出的杀人女魔王，在成为梁山人物时，竟然美得可爱。
E.持续的冲突或者造反式的反抗：
一种由犯罪（大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之人组织成的社会，肯定会凝聚一股造反之气，因此，无论是朝廷或者民间都视它为灾星，朝廷对之组织围剿就在所难免。于是就产生了梁山泊英雄与朝廷的斗争，也同时产生了它同正常民间秩序的冲突（如祝家庄、扈家庄），因此，仅就这一点看《水浒传》，说它是一部“播乱”的书，宣扬造反的书，也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是对《水浒》的一种看法，或者说是对它的一种评论，也就是说《水浒》中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弄不好梁山英雄完全有可能变成为陈胜、吴广、张角、张宝、黄巢式的人物，风风火火地走上造反之路。可是，如果我们在读《水浒》时，尊重文本，而不是对文本的意思肆意发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看到，整部书中，连一个陈、刘、张、黄的人物都没有，而梁山的最具有代表的头领人物——宋江却是一个半心半义的造反者，他没有造反者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和决心，却有着招安的情愫，在还没有上梁山时，就已经心存“招安”的了。在书的第31回中，宋江就已经跟武松说到了“招安”的问题，原来，被读者们认为是最坚决的反对“招安”的武松，其实是书中第一个说出了“招安”二字的人。
F招安的政治
《水浒》在造反者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形成时，就已经写出了“招安”的政治，第31回，宋江和将要上二龙山“落草避难”的武松分别时，武松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听了这样的话，宋江的回话，也是招安的内容：“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敢苦劝，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就这样，作者还嫌不够，此前借宋江之口，对武松又说了如此意味深长的话：“如的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去上边一枪一刀，博得个荫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生”。可见《水浒》与其说是写农民造反，不如说是写了一个准备中的民众造反，或者说是写了流产的、没有勇敢举起造反旗帜的不成功的民众造反；当然这种造反也就必然连带着一种被招安的政治结局。因此，通观《水浒》，造反是分段的，不连续的，非但没有贯穿全书，招安却是一个前后贯通的线索。
G.招安后的英雄们戴罪立功，为朝廷效命：
《水浒》一书最精彩的章节大都集中在前面的70回，在这70回书中，主要的英雄人物都被塑造好了，因此就现在的眼光看，招安后的人物所面临的变化是很不自然的，给读者们的一个印象是：后50回似乎出于另一人的手笔。就拿武松来说吧，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在阳谷县城里的除暴安良者，是飞云浦上的披枷带锁、用左、右腿打杀歹人的豪杰（一位专家讲，用腿打是很利害的招式，武林有“十腿九凶”、“脚打七分手打三”之说），是鸳鸯楼上的飞刀溅血的快刀手——所有这些都是已经定了格的武松，招安后的武松，在为朝廷效命的一次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成为了一个残废的人——这一切却并没有摸去前70回这那位浓墨重彩的打虎英雄形象。可见《水浒》在把人物最精彩、最精华的那些作为在写出来之后，人生这的那些灰暗的片段好像被一带而过了。
大体说，宋江带领兄弟们投降朝廷后，“报效国家”的事迹是“一征三平”。“一征”是：征服辽国，成为民族和种族的英雄；“三平”是：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关于后一点，用鲁迅的话说：被招安了的强盗“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三闲集》）。
H.悲剧结局：
宋江在“与国家出力”时，屡建奇功。和所有那些“成功人士”一样，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是在水泊梁山上和他结了仇的对手——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没有罢手，他们机关算尽，最终用药酒毒杀了宋江，可怜的宋江在知道自己已经中毒，“死在旦夕”，“恐怕”李逵知道真相后“造反”，“坏
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竟然毒杀了和他手足之情最亲的李逵。庶几，一部宏大的作品在最后的悲剧中收场。
以上A.B.C.D.E.F.G.H被组织在整部的书里，一个都不能少，它们之间虽然缺乏内在联系的钩链，但是却奇迹般的聚在一起，造成了《水浒》的宏大的整体架构。就上述各点讲，每一个故事好像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和别的故事可以单列开来，研究它，分析它，每一个故事所表现的意义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但是，当众多的花朵汇集在一起而开放时，其局面却是四面开花，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这些单列的故事都在搭建一个整体的故事结构，并且天衣无缝地合成物一体。因此，对于一体的它，你或者喜欢，或者不喜欢，都不关你的事情，是作品里头的东西，你如果仅就A.B.E，得出一个“农民造反”或者“农民起义”的结论，那显然是忽视了此三点同其它几点之间的关系，因此，你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武断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以我们今天的写作方式看，上述的几点肯定是很难同时存在于同一部小说里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水浒》是一部“奇书”，且又是古典作品，它的意义总是在读者们意想不到之处搭建，并且搭建的过程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四）《水浒》：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翻看《水浒》，没有读不懂的章节，偌大个书中，甚至没有一处读者们读不懂的地方，所以这些故事好像是简单的、明晰的，但是——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这些明晰而简单的故事组织在一本书中，就没有人可以轻易地读懂它了。于是，《水浒》却好像是一部最复杂、最难懂、最隐晦的书了。
因此，去盐去醋读《水浒》的结果是：人们发现了一支流淌着的文学之河水，以至于观赏它的人不得不顺河而行。此间，人们也许终于可以看见在一个朽坏中的社会流程里英雄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他们勇敢地反抗，慌张地逃亡，无可奈何地“落草避难”，避难中的有意识“聚义”，忽然间的“快活”生活，“大碗吃肉，换套穿衣”……，但为后来计，他们被朝廷招安，不是壮烈地战死，就是悲惨的被人设计害死，以至于全书在宋徽宗的一个游梁山泊的梦中戛然而止。
（注：此一组文章其所以又叫“网上论《水浒》”，是因为我手头缺乏现成的文学本子，文章中引用的书，来自于网络亦凡书库里的《水浒传》；为好读期间，少写了个“传”字）
2008-12-17写于韩国首尔市 《自由圣火》首发
——网上论《水浒》（一）
武振荣
献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袁红冰先生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中国民运人士开创一个文化的战场，并且在“文化战”的拼搏中，打碎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枷锁，使中国人民在文化和精神上获得解放，实在是伟大的事业。我这一组文章，就是为响应“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专门写作的，但愿《自由圣火》能够如期刊登。
（一）什么叫红皮《水浒》？
《水浒》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但是，在上一个世纪它被官方意识形态给包装了，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东西塞进去了，所以我叫它红皮《水浒》；这一组论文（计划写作七篇）就是要专门批它的。红皮《水浒》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农民起义说”；另一个是“阶级斗争说”本组文章分别批之。最后一篇文章是专门批评1975公开年发表的毛泽东（个人）关于《水浒》的批示（我叫毛批《水浒》），是70年代毛泽东“路线斗争理论”升级后的产物，它把一个共产党官方定性了的《水浒》斥之为“反面教材”，这就造成了在《水浒》上的“党批”和“毛批”的对立，比较复杂，我不得不专门批之。
（二）去盐去醋评《水浒》：
《水浒》一书如果不是产生于元末明初，即使成书于明朝中期，那么，它至少也流传了近400年之久，因此别的不说，仅就时间而言，这一部伟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不朽的。同人类所有不朽的作品一样，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被人们添加自己的意见，时间一久，被品味的它，就如同一盘菜肴变成了一种加盐加醋的东西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在读《水浒传》之前，谁个没有对它的一个读前之印象和了解呢？
就以我个人来说吧，在没有读《水浒》之前，对于《水浒》的印象已经是层层叠加的了。在儿童时代，我最初是听说书的人说《水浒》故事，而后又看了关于《水浒》的戏，读了《水浒》的连环画，并且免不了和儿时的伙伴们发表有关议论（例如，我们那时的伙伴们常说，李逵“歪得很”（意思是“凶”），吴用“能得很”（聪明），宋江“义的很”（忠义）。上中学的时候，好像语文课本上有《水浒》的节选，老师讲解时，免不了要按照官方的意见说。因此，到我自己正式读《水浒》的时候，脑子里并不是“白板”，而是满满的写上了有关《水浒》的文字，虽然这些“文字”的意义模糊不清、且又缺乏连贯性，但它的确是一种“存在”，并且对于我在阅读时起了无论怎么估计也都不会过分的作用与影响。
读古典名著，不比读现代某一本新小说，在没有读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对于它的“读前”“底本”。因此，轮到我们阅读时，它已经是多次被前人评论过的东西了，而这些评论也都多多少少地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中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读不到“原汁原味”的它。但是，说到伟大而不朽的作品，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接受它产生之后任一个何时代的解读，仿佛它是一种可以贯通人类所有时代的东西，同一切人对话。
古典作品被人们加盐加醋，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就是说在解读的意义上，意味着它没有疆界，是一种完全开放的东西。中国四部古典名著都是有大批家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大批家把作品的意义推到了高峰。毛氏父子拔高了《三国演义》，脂砚斋拔高了《红楼梦》，张竹坡拔高了《金瓶梅》，金圣叹拔高了《水浒传》都是不争的事实。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每一个读者却在阅读古典作品中不知不觉的要求一个原本的意义，所以最好的读者是那些能够独立的读出自己意义的人。于是，在上一个世纪兴起的诠释学，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事情了。依据诠释学的观点，我们视一部伟大的作品为“本子”，那么“本子”的意义就好像物理世界里的矿物质一样，老是一种“埋藏着”的东西，需要我们动用文学批评的“镐”“挖掘”之，方可以显示出意义。
我这一组文章如果说有新意的话，那就是我在读《水浒》时，被别人更注意到它在20世纪50-60年代加了共产党的“盐”和“醋”的情况，所以，我在读它时，就想着要如何去掉这些过分加上去了的“盐”和“醋”。其实，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水浒传》的内容极为矛盾复杂”，但是，特别是红皮《水浒》流行之后，人们在读《水浒》时，却把它看成是一部很简单的书。对于“极为矛盾复杂”的作品之简单解读，不只是始于今天，早在金圣叹批《水浒》时就已经建立了。金圣叹的批本只70回，后面的50回文字都被删去，形成了半部《水浒》，这样如此大的删节虽然拆卸了《水浒》的整体结构，但是对于“内容极为矛盾复杂”的《水浒》的传播却起了非常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与之比拟的作用，至少，他从复杂的《水浒》中，取了一个简单的、易读的本子，使之流传天下。在我们中国，宋有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批《水浒》，也可以说是“半部《水浒》传天下”！
在金批本的前70回中，《水浒》中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人物已经是都被立“传”了，而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如辽国的一班人物以及被宋江平了的田虎、王庆、方腊等都没有了。因此，读者们只看108个正面英雄人物在各自的“传记”中栩栩如生的存在着，就好像已经心满意足的了。如果说在70回书中，这些主要英雄人物被着了“造反”的底色，那么最简单的读法就是读者们用自己想象的方式把他们的“底色”加浓、加厚，并且定位成“造反者”。于是《水浒》就是一部“造反”的书，甚至在上一个世纪共产党革命中，它好像也起着“造反教科书”的作用。50年代伊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水浒》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长篇小说”。它“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财的整个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情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塑造了一大批梁山好汉的光辉形象，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客观真理和农民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民文学出版社九八年版《水浒传》）。
可是，对于上面的官方意义，我要说“不”了！我不认为《水浒》是一部“起义”的书，虽然我承认《水浒》的人物被作者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起义”底色；我不认为《水浒》中的政治就是单纯或者简单的“农民造反”政治，而是具有明显的“造反、起义”态势的政治，并且此种政治连带的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招安政治”；我不认为水泊梁山是一个“农民起义的根据地”，视它为众英雄“聚义”（书中明明写的“聚义”啊）的场地；我进而又认为：梁山英雄“聚义”不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行动，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所谓的“逼上梁山”谁不认可呢？）；再，我认为水泊梁山是一个政治避难所；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从头至尾都缺乏“起义”的完整计划、周密纲领和用心的筹算，于是，在宋江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招安”政策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实现。综上所述，《水浒》可以说是一部“反抗——逃亡——聚义——招安”的书，去掉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意义，它都是不完全的。至于说《水浒》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书，那就更不着门了，以后的文章我将要论及之。
（三）去掉盐、醋，通批读《水浒》：
A.一部播乱的书：
如人们通常看法那样，《水浒》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是水泊梁山英雄以单个的力量反抗当局的书，最精彩的画面是单个人的反抗：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雪夜上梁山，杨志刀劈牛二，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宋江杀惜，卢俊义上山等等，精彩的描写都是“个人”的。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败中的社会和一个“播乱”时期的政治，但是书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写作出乱之根源出于朝廷，可作家的《史记》式笔法给人暗示：“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可不是吗？高俅仅仅因为会踢一腿，就一下子坐着火箭上去了，摇身一变，一个街头小混混成了“殿帅府太慰执事”。好家伙，在书中。他是一个一只手就可以遮住天的人物了。即使这样，我要说明的是，《水浒》并没有和《三国演义》一样地写“天下大乱”的事情，写的是治疲之乱，是成堆的乱，是社会在乱中不能够治理、因而积压下来的乱。于书中，在乱中专门“打家劫舍”的山寨就有七、八个之多，若是再加上田虎、王庆和方腊之乱，中国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乱态和乱相就被作者给刻画出来了。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读《水浒》的乱，就不由得联系起共产党社会之乱。
B.逃亡者之书：
与其说“水浒”是一部“起义”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逃亡”的书来得准确。书的开头部分，就写王进为避高俅而进行逃亡；在逃亡途中，他用手推车推着母亲，风餐露宿，冲州过府，够辛苦的了。如果说这第一个逃亡者的行为是危险没有发生时就动作的，那么第二逃亡者——鲁智深却是在惹下了人命官司的情形下逃亡的，第三个出场的逃亡者——武松林也是作为杀人犯而逃亡的……，此后晁盖的逃亡，宋江、卢俊义的逃亡……，可以说是一拨接一拨，一直持续到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
在《水浒》中，逃亡者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更多的人是好人。如鲁智深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惹下官司的；林冲是无辜事件中的受害者；武松杀人是为屈死的兄长报仇，因此，造成英雄们逃亡的原因是世道的坏。《水浒》之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大凡都可以读出“世道之坏”的意思，因此，对于它之中的英雄们的念顾就多了几分。从明朝中期到今天，都是如此啊！就在我写作本文的2008年，上海发生了杨佳杀警察一案，他用一把尖刀，一连捅死了6名警察，刺伤了4名，从而在网上获得了“杨大侠”的绰号，被许多人捧之为“时代的英雄”、“当代的武松”。对比地看，在《水浒》第25回“偷骨殖何久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中，武松一连杀了潘金莲、王婆和西门庆3个人，而杨佳竟一刀毙了6命，比武松多出了2倍。难怪《博讯》2008-7-7刊登一篇名为《柳叶快刀杨佳大侠传略》的文章，称杨佳“一刀而封喉之功，盖举世独杨公无有也！”
（此文作者的笔里，有金圣叹之气质）
C.避难的政治：
逃亡者得有个去处，水泊梁山是一个好去处。因此把梁山看成是逃亡的英雄们的一座避难所那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梁山是一个大的避难所，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避难中心，围绕它而存在的有登云山（邹渊、邹润）、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二龙山（鲁智深、杨志、武松）、还有芒砀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避难的网络。因此，在把《水浒》看成是一部逃亡小说时，还得弄出一个连带的避难所政治。一般的看，避难者大都是个人行为，也有集体的或者拉家带口的，但避难所不是国家或者朝廷建设，而是一种类似于迫不得已的选择，到逃亡者都上了梁山时，“大事业”就做成功了。
别人不说，就说书中的晁盖吧，在取了生辰纲后，他和吴用是如此的焦虑：“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所以，作为第二任梁山头领，不是为了要进行“起义”而上梁山的，实在是为了躲避官司，不是怀着“起义”或者“造反”的思想或动机把梁山泊选为根据地的。听一听在书中，晁盖是怎么说的：“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第19回）。
把上面的意思连贯起来，无非是说逃亡者需要一个避难所，而梁山泊就权当为他们的避难所。问题又在于梁山泊的避难所是一个非法的建设，因此它的存在就具有了和朝廷、国家对抗的性质，如果这样的对抗，事实上可以把避难者推到造反的一边的话，视梁山人物为“反贼”就事出有因。《水浒》这一部书对于避难所的写作却是很有技术的，在作者特别技巧的处理下，水泊梁山被刻画成为一个“兄弟般的第二社会”，生活于期间的兄弟们事实上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在此可以“图一世快活。”
D.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会
在第二社会中，英雄们实现了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人所说的“政治改造”，结果，以前开“人肉作坊”的人（如孙二娘、张青等）、打家劫舍的人（如王英、燕顺、邹渊、邹润、吕方、郭盛等）、偷鸡摸狗或挖古坟的人（如时迁）都在“聚义”后变成了人模人样的英雄了，以至于他们每一个人都顶着天上的一颗星。
《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对于我所说的人的改造问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写法，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都没有弄出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或者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那样的说教，而是像川剧的“变脸”一样的闪电般地使人物变化了面目，于是，一个从“人肉作坊”走出的杀人女魔王，在成为梁山人物时，竟然美得可爱。
E.持续的冲突或者造反式的反抗：
一种由犯罪（大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之人组织成的社会，肯定会凝聚一股造反之气，因此，无论是朝廷或者民间都视它为灾星，朝廷对之组织围剿就在所难免。于是就产生了梁山泊英雄与朝廷的斗争，也同时产生了它同正常民间秩序的冲突（如祝家庄、扈家庄），因此，仅就这一点看《水浒传》，说它是一部“播乱”的书，宣扬造反的书，也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是对《水浒》的一种看法，或者说是对它的一种评论，也就是说《水浒》中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弄不好梁山英雄完全有可能变成为陈胜、吴广、张角、张宝、黄巢式的人物，风风火火地走上造反之路。可是，如果我们在读《水浒》时，尊重文本，而不是对文本的意思肆意发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看到，整部书中，连一个陈、刘、张、黄的人物都没有，而梁山的最具有代表的头领人物——宋江却是一个半心半义的造反者，他没有造反者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和决心，却有着招安的情愫，在还没有上梁山时，就已经心存“招安”的了。在书的第31回中，宋江就已经跟武松说到了“招安”的问题，原来，被读者们认为是最坚决的反对“招安”的武松，其实是书中第一个说出了“招安”二字的人。
F招安的政治
《水浒》在造反者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形成时，就已经写出了“招安”的政治，第31回，宋江和将要上二龙山“落草避难”的武松分别时，武松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听了这样的话，宋江的回话，也是招安的内容：“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敢苦劝，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就这样，作者还嫌不够，此前借宋江之口，对武松又说了如此意味深长的话：“如的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去上边一枪一刀，博得个荫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生”。可见《水浒》与其说是写农民造反，不如说是写了一个准备中的民众造反，或者说是写了流产的、没有勇敢举起造反旗帜的不成功的民众造反；当然这种造反也就必然连带着一种被招安的政治结局。因此，通观《水浒》，造反是分段的，不连续的，非但没有贯穿全书，招安却是一个前后贯通的线索。
G.招安后的英雄们戴罪立功，为朝廷效命：
《水浒》一书最精彩的章节大都集中在前面的70回，在这70回书中，主要的英雄人物都被塑造好了，因此就现在的眼光看，招安后的人物所面临的变化是很不自然的，给读者们的一个印象是：后50回似乎出于另一人的手笔。就拿武松来说吧，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在阳谷县城里的除暴安良者，是飞云浦上的披枷带锁、用左、右腿打杀歹人的豪杰（一位专家讲，用腿打是很利害的招式，武林有“十腿九凶”、“脚打七分手打三”之说），是鸳鸯楼上的飞刀溅血的快刀手——所有这些都是已经定了格的武松，招安后的武松，在为朝廷效命的一次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成为了一个残废的人——这一切却并没有摸去前70回这那位浓墨重彩的打虎英雄形象。可见《水浒》在把人物最精彩、最精华的那些作为在写出来之后，人生这的那些灰暗的片段好像被一带而过了。
大体说，宋江带领兄弟们投降朝廷后，“报效国家”的事迹是“一征三平”。“一征”是：征服辽国，成为民族和种族的英雄；“三平”是：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关于后一点，用鲁迅的话说：被招安了的强盗“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三闲集》）。
H.悲剧结局：
宋江在“与国家出力”时，屡建奇功。和所有那些“成功人士”一样，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是在水泊梁山上和他结了仇的对手——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没有罢手，他们机关算尽，最终用药酒毒杀了宋江，可怜的宋江在知道自己已经中毒，“死在旦夕”，“恐怕”李逵知道真相后“造反”，“坏
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竟然毒杀了和他手足之情最亲的李逵。庶几，一部宏大的作品在最后的悲剧中收场。
以上A.B.C.D.E.F.G.H被组织在整部的书里，一个都不能少，它们之间虽然缺乏内在联系的钩链，但是却奇迹般的聚在一起，造成了《水浒》的宏大的整体架构。就上述各点讲，每一个故事好像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和别的故事可以单列开来，研究它，分析它，每一个故事所表现的意义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但是，当众多的花朵汇集在一起而开放时，其局面却是四面开花，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这些单列的故事都在搭建一个整体的故事结构，并且天衣无缝地合成物一体。因此，对于一体的它，你或者喜欢，或者不喜欢，都不关你的事情，是作品里头的东西，你如果仅就A.B.E，得出一个“农民造反”或者“农民起义”的结论，那显然是忽视了此三点同其它几点之间的关系，因此，你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武断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以我们今天的写作方式看，上述的几点肯定是很难同时存在于同一部小说里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水浒》是一部“奇书”，且又是古典作品，它的意义总是在读者们意想不到之处搭建，并且搭建的过程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四）《水浒》：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翻看《水浒》，没有读不懂的章节，偌大个书中，甚至没有一处读者们读不懂的地方，所以这些故事好像是简单的、明晰的，但是——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这些明晰而简单的故事组织在一本书中，就没有人可以轻易地读懂它了。于是，《水浒》却好像是一部最复杂、最难懂、最隐晦的书了。
因此，去盐去醋读《水浒》的结果是：人们发现了一支流淌着的文学之河水，以至于观赏它的人不得不顺河而行。此间，人们也许终于可以看见在一个朽坏中的社会流程里英雄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他们勇敢地反抗，慌张地逃亡，无可奈何地“落草避难”，避难中的有意识“聚义”，忽然间的“快活”生活，“大碗吃肉，换套穿衣”……，但为后来计，他们被朝廷招安，不是壮烈地战死，就是悲惨的被人设计害死，以至于全书在宋徽宗的一个游梁山泊的梦中戛然而止。
（注：此一组文章其所以又叫“网上论《水浒》”，是因为我手头缺乏现成的文学本子，文章中引用的书，来自于网络亦凡书库里的《水浒传》；为好读期间，少写了个“传”字）
2008-12-17写于韩国首尔市 《自由圣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