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一个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会

水泊梁山：一个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会
——网上论《水浒》（四）
武振荣

与真理一致的文化之魂在于自由。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起始于人类对自由的重新理解；理解自由，乃是最神圣的精神事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运动”就意味着一次重新理解自由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进程。
——袁红冰执笔：《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言》（



（一）为什么说《水浒》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红皮《水浒》的包装上大都写着《水浒》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字样。所以，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读者们也都把它当成现实主义的作品去读。其实，这显然是一种天大的误会。

仅仅就《水浒》成书的时间看，那时中国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外国文学的“入侵”，何来“现实主义”之说？在《水浒》流行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还没有“出世”呢！因此无论怎么说，它是中国纯粹的民族文学产品，没有掺进哪怕一粒外国文学的沙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中有关个别人物及故事在施耐庵从事小说创作前就已经有了艺术的存在，如“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等人物都已经面世了，他们的故事或者出现在文人笔记里，或者在瓦子勾栏里被演唱，到作者搦管写作时，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小说素材，所有这一切和18世纪西方社会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对于《水浒》的评论，采用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方式是牛头不对马嘴。

关于上述一点，金圣叹说得好：“古人著述，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裦然成为一书也”。我赞同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要说明的是，它作为一部古典小说，作者在写作时，没有如我们现代作家那么多的“主义”要遵循，完全是作家的一种任意发挥，可以说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信马由缰，无拘无束。

应该说，中国四部古典名著，都是作家天才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所以，以至于一部小说出来就造成了一座文学的高峰，使后来写作类似题材的作家们望尘莫及。《水浒》出版之后，所有写江湖英雄的小说都不能够于之比拟；《三国演义》成书后，后来出现的历史小说都黯然无色；《红楼梦》成书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效仿它的言情小说，只是这些小说和它比较起来，都如同垃圾——这就是中国古典小说有别于国外文学的最显著之处。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中，最先问世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会引起一个连续的、持久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高潮，于是，一部接一部伟大作品的相继出现，好像不断地在刷新文学作品作记录，比原来的作品似乎更好的新作品会相继问世，以至于造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波浪式发展外观。因此，整体观察这种文学运动之现象，给人一种“这山望见那山高”的印象；而这样的印象和中国文学在一部高峰作品之后，连续出现的“一峰低于一峰”的作品之情形完全是不一样的。《水浒》成书后，江湖小说泛滥成灾，可是其中没有一部可以达到《水浒》的成就。《三侠五义》、《小五义》、《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说纷纷出版流行，哪一本比得了最先流行的《水浒》呢？

把《水浒》看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对之做出现实主义的研究与批评也是顺理成章的。根据《水浒》专家沈家仁在《煮酒说水浒》一节“生辰纲在哪里被劫”所做的考证，他认为发生了地点错误，黄泥岗不应当“在济州境内”，而应该在今天“河南南乐县”内。就此，他就有理由批评“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管杨志什么事，杨志其所以要走这一条路，是施耐庵要他走啊！于是，这位专家好像批作者：“真是莫名其妙，令人费解”。

对于专家的上述见解，我不敢苟同，原因是我们在研究《水浒》的时候必然要弄清楚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如果《水浒》真的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就凭这一点（劫取生辰纲地点的错误）就可以驳到它的价值。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真正地出现了“地理”上的错误，（譬如写作《保卫延安》小说的作者，若把延安写在了江西省,并且把延安首领毛泽东写成了蒋介石），那么它就全盘皆输。可是呢？如果一本书不是现实主义的书，其中涉及的地点是一个凭空想象的地点，那么即使此一地点子虚乌有（就是说山东省、河南省都没有一个黄泥岗），它也不失去其价值；而 《水浒》就是如此。

在《水浒》中，类似黄泥岗的地点错误何止此一处？可以说是很多的。譬如，第58节“宋江闹西岳华山”，他要把梁山大批人马从梁山所在地山东发到陕西省华县，点了“共计七千人马，离了梁山泊，直取华州来”，一帆风顺地就到达了目的地；在目的地华州，又存在着一个把陆路来的人马换成水兵的问题，试问：如果这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那么梁山人马既然是一支非法的队伍，如此多的人马，如此大的行军阵势，难道就遇不到哪怕一点官军的抵抗吗？这样的行军和我在1971年当兵时参加的解放军野营拉练一模一样，是“没有”真正的敌人的；即使有，也是“假想之敌”哦！且不说梁山县到华县两地的直线距离也有几千里之遥，步骑兵要走完此路程连粮草计算无论如何也相当于一次远征啊！可是，写作《水浒》作者的笔锋就这么轻轻的一点，大功便最后的告成了，难道这一支“农民起义”的非法军队在大半个中国就可以逍遥自由的运兵吗？因此，我的观点是《水浒》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人们若站在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立场上对之批评，那是切不中要害的，结果，批评得再有道理，也无损于《水浒》一书的伟大。

如果不是我说的这样，那么，在《水浒》中于地点相关的是人物，试想《水浒》专家在考证出了黄泥岗地点的错误后，能不能考证出东溪村的晁保正是不是真人？如果专家偶然拿到了东溪村（我假设有这一个村子，它现在叫南溪村）一本宋朝传下来的族谱（中国有的是老族谱），上面有姓晁的人存在，那么他有可能就是晁盖，撰写出来的考证结果的论文肯定会一鸣惊人，如果人们认同这样的考证的结果，庶几，你考证得出，安桨村是否存在一个“白日鼠”白胜？

和《红楼梦》一样，《水浒》的写作方法也可以说是“瞒天过海”式的，翻开它，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它好像是“写实”（“写实”和“写虚”是中国文学的方法和传统，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码子事情）的书，书中的故事好像是“真的”，但是你如果仅仅这样看，那一定是看走了眼，因为，在写实的同时，作家又在写虚，于是就造成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结构，而《水浒》一书其所以很复杂，也可以就这一点去理解。梁山——这一个泊子是真实的，宋江——这一个人也是真有其人，但是除了这两点真外，一切都是作者虚构的。文学是什么？文学是艺术，而“艺术”——借用一个大作家的话来说：“是用谎言模式来编排真理的，……艺术化之语言特色，在于它谎话连篇却能自圆其说”（《地之灵：劳伦斯论美国名著》）。

议论至此，我得说一句，你即使论证出了黄泥岗地址出现了错误，论证出东溪村没有个晁保正，也同时考证出梁山泊“七千人马”根本没有去过华州，你也是驳不到《水浒》的价值，因为它是用“谎言模式来编排真理的”，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二）逃亡文学的笔锋一转：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我们可以把《水浒》作为一部逃亡文学看，在此篇文章中，我是要强调，作者写作出来的这一出逃亡故事容易引起读者们对故事的写实理解，不消说，若干非常精彩的逃亡故事的汇合的确可以造成故事结构的某种“真实性”；就依着这种“真实性”，我们现代人在阅读《水浒》时，视它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情有可原的。我的看法是，作为一般读者，人们即把它看成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无伤大雅的，只是当文学批评的主流也这样认为时，中国古典伟大作品的意义就已经被作践了。

如果我们持严格的文学批评观点，那么我们就应当对逃亡一事做出一种有价值的解读。我的看法是，多少带有写实性的逃亡之路，在作者笔锋一转的情况下，却结束在一个理想的、写虚的“落难”之地了。于是，虚实相兼的创作方式就给人们勾勒出来一副美不胜收的英雄生活画卷。

逃亡：一个最显著的意义是从家里逃出，于是，逃出了家庭的英雄们最后被安置在一个兄弟社会，使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就顺理成章了；另一个意义是逃出中古的宗法统治，于是，在宗法社会实际统治中国人的族权就被摆脱了，如果说这已经寓于着一种解放的意义的话，那么，我认为《水浒》的解放意义甚至大过或者高于造反的意义；再，逃亡的最后意义如果是逃出官方和朝廷的统治，这事实上意味着人的政治解放；而人的解放意义最后之现实，亦取决于这一关键行为。因此，我的见解是，逃亡过程在书里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是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可以忽视的问题。

其实，金圣叹老先生在批《水浒》时，就已经批出了“逃亡”政治：“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之地，……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至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矣……为此书者，吾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

既然逃亡的意义在水浒中是如此的重要，但在解读水浒时，我们切不可把它看成是一个预定的过程，就是说逃亡者好像命中注定的要逃到一个新社会里去的，不是这样的，书中明明写着“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的话（第2回），我们何必对之强加意义哩？逃亡者是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安全在这里是第一位的，而在书中呢？安全的地方就是那些非常荒芜的、长满草的、人烟稀少之地（“落草”的“草”字意义），而这些地方一般都是中国宗法社会统治力量很难以到达之处，是中国社会的“软腹部”，别说10-13世纪中国王朝统治者统治不了这些地方，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国民党统治时代，落草者霸占一方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啊。据一份资料称，那时，除台湾省外，所有中国建制省份，无不被连年不断的匪患所困扰。因此，正确地说，根除中古社会遗留下来的草寇、匪患，是中国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啊！就这样的事看，《水浒》在我们中国最不理想的事情上，也给出了我们民族一种“预言”（文学的）。

我们视《水浒》写出了一个“播乱”的时代，也是指刑事犯罪分子事发之后有着多处可以“落草”躲藏的据点，二龙山、桃花山是先于梁山出现在《水浒》中的，而梁山乃是一座“后来者居上”的山头啊。除了这些山头外，晁盖的庄子，柴进大官人的府邸，以及像石碣村、安桨村这样的村庄，都是窝藏嫌犯之地，法度破坏程度之高，读者们自可以想象。其实，责任不在民间，而在官府，官府给犯人脸上刺字，这种异常野蛮和异常残酷的刑法在犯人身心上所留下的永远也洗刷不掉的奇耻大辱，把人被迫到了不得不以死抗争的地步；犯人于发配的路上，解差因收受贿赂，可以“结果”其性命而不负任何刑事责的事情，都把“播乱”时代的“内囊”给翻了出来，不消说，罪犯到了服役地方，新来人犯要被无端的打100杀威棒——而打杀威棒的制度，又给管理犯人的人开了收取贿赂的后门等事情，都表明了法律已经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如果说在众多的嫌犯之中，有一些是不当罪的也给罪了，或者说许多罪是出于政治情势之逼迫，那么，法度坏于执法者自身——是《水浒》的本意。“逼上梁山”——这个成语揭示的内容不是普通人爱造反，长着反骨，而是他们不造反就不得安生。于是，在一个失义的社会里，嫌犯逃罪之义就凸显出来了。在这里，我不是说施耐庵个人就已经具有了明确的“不公正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的近代法律概念，但，他写作出来的法律的败坏、法度的废弛和法律精神的死亡，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啊。

通读《水浒》，我们就可以发现，可以容纳落草英雄避难的各个地点都是临时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到梁山这一个大山头因晁盖上山而忽然间大开山门时，写实的笔锋一转，一座避难所在作者的“妙笔”之下，竟“生”出了理想社会之“花”：出现了一个兄弟般的第二社会；分析它的性质，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古时代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小社会。水泊梁山，在“可能”的意义上是一个造反根据地，但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它是逃亡者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以“义”结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兄弟们之间“交情混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

（三）论第二社会

在上面的文章中，我说《水浒》是一部“聚义”而非“起义”的小说，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对“聚义”的解释是：结成团体；然而当结成的团体达到了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那么它有可能自成一体。结论：由数万人聚集的水泊梁山就是如此的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

读《水浒》第71回，除了梁山上的军事、政治方面的重大分工外，我们单看一眼有关管理生活设施人员分工之详细（主管军政的人员除外），你对这个“麻雀虽小，五藏俱全”的小社会就可以形成一种明晰的看法了：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圣手书生”萧让
　　　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铁面孔目”裴宣
　　　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神算子”蒋敬
　　　监造大小战船一员　　　　　“玉　竿”孟康
　　　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　　　“玉臂匠”金大坚
　　　专造一应旗袍袄一员　　　　“通臂猿”侯健
　　　专治一应马匹兽医一员　　　“紫髯伯”皇甫端
　　　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　　“神医”安道全
　　　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筵一员　“金钱豹”汤隆
　　　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　　　“轰天雷”凌振
　　　起造修缉房舍一员　　　　　“青眼虎”李云
　　　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　　　“操刀鬼”曹正
　　　排设筵宴一员　　　　　　　“铁扇子”宋清
　　　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　　　“笑面虎”朱富
　　　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　　“九尾龟”陶宗旺
　　　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

读了以上的内容，你对梁山社会的整个架构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 了。他们有自己公共的财务制度，所有钱财都“收在库内公支使用”，不用说房屋乃是公共建筑，山上人员“各拨定房使用”，生活来源不是和后来的八路军一样“开荒种地”，而是劫取，取之于大路、通衢，有时候也取之于临近的山庄。据书中的某一回交代，吴用在筹划打祝家庄时，就和宋江谈到粮食问题。宋江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果不然，打下祝家庄后，梁山“得粮50万但”。

分析梁山社会，虽然书中没有说梁山一干人吃的是“大锅饭”——但是，我以为“吃大锅饭”是毫无疑问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就是存在于书里的一个价值。下面我就对这种生活做进一步的解读。

我在本组文章中，批评“农民起义说”，是我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发现《水浒》英雄和一般造反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追求政权这样的强烈而明确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漠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人。除了宋江和后来上山的卢俊义可以说是热衷于“功名”（这和热衷于权力仅有一步之遥）外，在108位英雄中可没有几个权迷心窍的人啊！这样一来，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就可以问：“那他们追求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追求自在，追求快活，追求酒和肉的食欲享受”。这样一说，我在评价水浒英雄的时候就没有故意的拔高他们，也不想贬低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些热爱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于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就在作者的笔下生花了。如果我把这个意思再发挥一下，那么我说《水浒》的人物追求中古时代的自由，也许恰如其分。以下分几个小题目论述。

A.关于富贵：

梁山的第二任首领晁盖是一个追求“富贵”的人，赤发鬼刘唐“送一套富贵”给他，把他引上了犯罪的道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宋江语），在逃亡中，来到了王伦占据的梁山。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梁山是在晁盖手里坐大的话，那么，晁盖本人是一个明明的享乐主义者——就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晁盖作为一个庄主，不是缺吃少穿的人。就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他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生活是优哉游哉的。但是，就人的本性看（《水浒》是写人的本性之书，没有过多的涉及阶级性），恰恰是处于中流生活状态的人（中产阶级）最具有人生的进取心。林冲、晁盖、宋江、吴用、卢俊义、柴进等主要首领，家庭都不是“贫下中农”，所以“农业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多少牵连。

如果说大宋社会因为腐败，已经绝了大多数人追求富贵的梦想的话，那么，《水浒》就为已经破碎了的人生之梦，给出了一个“理想”的再现。“理想”与“梦想”就是我们理解《水浒》的一把钥匙。《水浒》从王进逃亡的路开始，终结于宋徽宗的游梁山之梦，不是没有用意的。

中国农民，如果说没有在现实的生活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福分，那么在《水浒》的“梦”中，却是美美地过了一把“吃肉、喝酒”的瘾。你翻开《水浒传》，吃肉喝酒的场面简直是数不胜数。在打胜仗后，书中每每出现“椎牛宰马”，“一连吃了数日宴席”的片段，就是在出手救人的紧急情况下，也不忘“摆宴”，大吃大喝（如救宋江后，敌情还未解除，好汉们在穆太公庄上就大摆宴席）。读《水浒》，虽然我们对于书中英雄人物命运多舛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也对死里逃生的英雄们的开怀畅饮，大吃大喝留有印象，仿佛感觉到他们是一批很有口福的人，总是有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酒。就如武松，在景阳冈上就一连喝了18碗酒啊，张纪中执导的《水浒传》在拍这个镜头时，想必是多费了一碗又一碗的凉水啊（那个演员可以连喝18碗酒呢）！

在简单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是简朴的，因此所谓的“富贵”也可以简单的做“吃的好，穿的好”的理解，上面我已经说了“吃”的“富贵”，此处说一下“穿”的问题。别人不说，就说阮小二吧，他第一次在书中出现时，穿的破破烂烂，“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第14回）。上山后没有几天，他就变了样，他与他的两个兄弟再次出现书中时，变成了另外的模样，你瞧：“头带绛红巾，都是一样红罗绣袄，手里各拿着留客住。”嘿！人不是变样了吗？书中虽然没有他们写穿什么鞋，但肯定不是“赤脚”了，我想他可能穿着黑靴子，这才配得上“红罗绣袄”啊。俗语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啊！施耐庵写作《水浒》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思想要避嫌，因此，他就写出了梁山英雄的享乐。

个人富贵了，对于梁山好汉来说，算不得什么，还要父母跟着享福才是啊！李逵接母的那一节就写得很出色。他在看着宋江的父亲上山后，就“放声大哭”想起了他的老娘，说：“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宋二首领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李逵回家后对盼儿心切、已经双目失明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话很有意思：“铁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来取娘”。书中虽然点名，这话是“假说”，可是，我们在“假说”的话里，却可以听出上了梁山的李逵已经有能力和“官”一样的“取娘”享福的意思了——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东西。因此，我设想李逵的老娘若不是途中被老虎吃掉，那么她在梁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谁可以反对呢？

在一个贫穷、简单的农业社会里，有饭吃，有衣穿，有肉吃，有酒喝，就是“大富大贵”的生活了啊！《水浒》也就写这个：人追求富贵的欲望和天性。写出了一个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中国农民向往富贵、也得到了富贵的故事，尽管这种富贵是昙花一现。红皮《水浒》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想要用“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替代它，结果把《水浒》弄得不伦不类。

B.关于快活：

《水浒》中的人物是追求快活的，只因为它是一部古典作品，所以我们现代人在理解“快活”时没有一个正确的可与之对应的词汇，于是，我就勉强用“自由”这两个字去解读它。当然，我肯定这样的解读会引起争议，只是，如此解读可以有价值的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我则又是认可的。

如果有人问我：“《水浒》那么一大帮英雄聚集在一块，图个什么？”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图一世快活”。如果说我回答的话，是取《水浒》中的人物的原话，那么我回答就符合《水浒》本意。用我们中国官方的文学观点去看，《水浒》人物如果“图一世快活”好像就没有了“思想性”，或者说作者的本意如此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就是贫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快活”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很古老的人类价值。

自由是针对特定的束缚而言的，在一个农业的宗法社会里，对于人的最大的束缚是家庭和宗族权力。我已经说了，逃亡的行为一是逃出家庭，二是逃出宗族，于是，在这两种束缚都解除了的时候，人不快活等待何时？梁山上虽然也有家庭，但是家庭的原来性质已经解体了，不再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基本单元了，因此不存在家长的权力。阅读《水浒》，明眼人就不难看出，宋江没有上梁山前，他父亲宋太公对着公人也曾经说，宋江是“逆子”“自小忤逆”，已经告官“出了他籍”。不仅如此，他一再行使家长权力，管束宋江，不要他“入伙”上山，“教人骂做不忠不孝”；但是，宋太公被接上梁山后，倒是成为一个合格的梁山泊接待员了，专门接待“入伙”者的亲属，书中有几处关于此事的交代。更不用说，在上山后，他对于儿子（宋江）从来没有走行使过父权。这样就是说，梁山上虽然还有家庭，但是家庭已经没有了父权和夫权。张青与孙二娘是一对夫妻，王英与扈三娘也是一对夫妻，但是，你看到的却是妻子要凶过丈夫好几倍哩，妇女解放的信息，在《水浒》的三个女英雄的身上已经有了那一点的表露。

快活生活的另一个束缚之解除，是说官府的权力管不住梁山，所以，在兄弟的社会中，兄弟们可以自由的生活，就是书的眉眼了。因此，我以为会看书的人，是可以看出这个眉眼的。《水浒》英雄就“图个”自由！自由如果是人类古往今来的一种宝贵价值的话，《水浒》一书就追求它。关于这一点，英国阿克顿勋爵说出了一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主要的观点：“根据欧洲大陆国家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新的。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是最近史学家的荣耀。希腊英雄时代证实了它，在条顿人的欧洲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见《自由的历史》一书）。

C.关于平等

《水浒》提供给人们的最大价值是：在一个兄弟的社会中，众兄弟一律平等。上面我已经说到了自由，这一节就说一说平等。《水浒》平等的第一个意义是超越阶级；第二是超越等级。《水浒》并不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不是如共产党官方文学所说的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它事实上写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社会——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无论年龄之大小，无论本事之高低，无论能力之强弱，大家都在“兄弟”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我读《水浒》总是有这样的一种疑问，为什么在晁盖、宋江上山之后，那么多的反对梁山的人（如秦明、关胜、徐宁等围剿梁山的军官），或者与梁山英雄性格差异很大的人（如神医安道全、玉麒麟卢俊义等），往往经不住梁山首领的一拉，就轻易的“入伙”了呢？我看，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梁山是一个平等的第二社会（现实的大宋社会可以说是“第一社会”），在这里兄弟们过着平等的理想生活。

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能会说；“你说的不对，梁山的首领们座次排得那样的严格，从不允许任何一位首领僭越，等级如此森严，当作何解释？”其实，我说的平等是指人的价值之平等，待遇之平等，或者说生活条件之平等（衣食住行），而不是指一切的平等。研究梁山的排座次，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因为军事或者政治情况而产生的兄弟们的分工制度；分工明确之事情，可以在座次排列的有序情况中看出，不用说随着分工而来的是个人责任。因此，我的意思是说，梁山虽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他没有“理想”到“乌托邦”的程度，军事和战争的特殊形势要求它的首领要有高度的指挥权和独断权——这一切在书里，体现在首领们座次排列的次序上。因此，它实质上意味着众首领的分工和由分工而来的个人责任，和特殊的权力是不沾边的。坐在下位的首领，如果认为上位的首领做错了事，是有批评的权利。书里有一回写到，李逵在抓住了宋江一次欺负良家妇女的错误（其实是误会）后，甚至用骂娘的口气批评宋江：“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是个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是大样”，最后还威胁宋江：“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指的是，还是离荆门镇不远的庄主太公）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看！这就是说，下属对于顶头上司的错误享有抵制权和批评权，只有在平等的人与人关系中，才可以出现出来啊。

这一下该明白了吗？梁山泊其所以像吸铁石一样的把“天下豪杰”招引来了，它的一个未被言明的性质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构建出来的理想而又平等的社会；在书中，这样的事情虽然没有一个人说出口，但是所有的人却都心知肚明，到了梁山可以过上好日子，可以出头，可以富贵，可以自在，可以快活，可以不受官方的气，还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乐子（价值）。

我在否定了《水浒》“农民起义说”的价值之后，拽出了《水浒》一个更大、更持久的价值，就是：人类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理想的追求。

（四）两点说明：

第一点：梁山为什么没有出叛徒？

按照《新约全书》提供的比例，大凡人类秘密组织，有12个人时便会至少产生1个叛徒。就此看，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人中先后产生了2个大叛徒（周佛海和张国焘）证明了此比例具有普遍性。但是，水浒的108位首领中却连一个叛徒都没有出现啊,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此并不意味着《新约》比例不适合《水浒》，而是说《水浒》中的首领群不是人类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社团，而是作者以写虚的方式写出来的“虚构”人物组织，所以，没有叛徒出现一事，恰恰是为了使“虚构”中的理想社会更加升华。我以为，如果《水浒》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如官方说的那样），那么，作者写不出十五、六个叛徒才怪哩！

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水浒》好就在于它写出了人性。所以，如果我们用“叛徒”的线索去读《水浒》，那好像有一个人，他就是“白日鼠”白胜。生辰纲事发后，白胜被捉了，他熬刑不过，供出了7条好汉。就这一事看，白胜已经是叛徒了，按照共产党在秘密时期的惯例，叛徒非死不可啊！可是呢？《水浒》这一本书就没有这么写，被他供了出来的晁盖等人，没有把他排除在兄弟们之外，晁盖在做了梁山首领后，就立即作出“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的决定，吴用随声附和，立即策划和了营救白胜的事情，“可教蓦生人去那里使钱，买上嘱下，松宽他，便可脱身”（第19回）。在书中，我们虽然读不到晁盖、吴用原谅白胜的具体理由，可我们却看到被营救出来的白胜并没有因为“供出”行为而被晁盖等弟兄们疏远却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要还原出这其中的原因，那无非是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于是，人性柔软所造成的人的错误，就在假设“人都如此柔软”的情况下被众兄弟谅解了。可见，白胜没有被描写成硬死不屈的汉子，并没有使他显得丑陋，反而到是添了他为人的几分“真实”。

所以，《水浒》这的“义”是一个包括面很广的东西，其中也包含着对于兄弟们错误的理解、谅解的因素，在许多场合中，兄弟们互相的行为甚至是“要命的”，在误会解除后，什么事都没有了。譬如，宋江在揭阳岭被李立“麻倒”，作为“行货”，绑在了板凳上，准备“开剥”时，被李俊救了，说明了姓名后，宋江一笑了之。此前，“爱吃人心醒酒汤”的王英，因为不认识宋江，把宋江也当成行货，拉上山，绑在木桩上准备掏心时，宋江在临死前的一声叹息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王英知道他是“宋江哥哥”后立即请罪，而宋江也不怪他，和他结成为异性兄弟。你看这样的人物们所结成的社会怎么可以出叛徒呢？

书的后半部，宋江被朝廷招安时，把108位首领一个不拉的带下了山，也是因为这个兄弟的社会是“义”字凝聚成的啊！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许可以碰见几个义人，但是把他们和《水浒》里的108位义人对比一下，不就是显得黯然失色吗？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义人、没有好人，那么文学可以给你提供义人和好人。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水泊梁山的阶级问题

把《水浒》说成是一部反映了阶级或者阶级斗争的书，不是认真的学术观点，因此，不论是“地主阶级内部斗争”说，或者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说，都是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都不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范畴内，所以，根本不可能在《水浒》研究的历史上形成一种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价值。毛泽东死了，他的《水浒》的论点也跟着死了（现在没有人吹了，谁还说《水浒》是“反面教材”），将来共产党一党专政解体了，红皮《水浒》也可能会寿终正寝。

我说《水浒》的社会是理想的，就是因为它超越了社会的阶级，超越了国家的政治等级，也超越了宗法、礼法的繁文缛节。因此，说《水浒》为哪一个阶级立传，都不好。在这里，我不是《水浒》的专家，所以我借用一个《水浒》专家的话，想必不会招来更多反对。

沈家仁曾经对水浒的人物做过统计，说《水浒》一共写了827个人物。出场的就有725个，而这些人“如按职业划分的话，官员88人，小吏56人，士兵4人，地主（包括土豪、富户）67人，知识分子5人，艺人13人，僧道20人，奴仆14人，百姓58人，少数民族74人，手工匠15人，娼妓4人，农民41人，绿林好汉33人，商贩30人，其他起义军203人”（引自《煮酒说水浒》）。好了，上述专家的意见我认为是很有权威的，可以推翻水浒的阶级论。

2008-12-24 2009-1-28<<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