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江与晁盖（上）

论宋江与晁盖（上）
——网上论《水浒》（五）
武振荣

（一）水泊梁山：王占-晁开-宋兴：

所谓“王占”，是说王伦占山；“晁开”，是说晁盖开了山门，“宋兴”，是说在宋江成为第一把手时，梁山兴旺发达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我们究竟对什么是文学又理解多少呢？有一位大作家告诉我们：“纳博科夫对众多理论大家花大量精力寻求的‘什么是文学’有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还不成其为文学；或者叫‘狼来了’而背后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引自《第七天的批评》）。好了，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分析《水浒》一书的主体价值，也许有启发的。我已经强调，水浒不是一本地道的描写“起义”的书，但它从成书后就一直被许多人视之为“起义”的书，原因就在于它是一本“狼来了”的“起义”之书。就是说，在“起义”没有实际发生时，书中一片“起义”的鼓骚，亮出了“起义”的架势；但是“起义”的时机一旦成熟，这一伙具有“起义”本钱的英雄们却被朝廷招安了。

就上述的思路，我们分析《水浒》，王伦占山是一个“新闻”的而非“文学”的故事，因为“狼来了”的叫声后面就跟着“一只大灰狼”，所以，从阮氏兄弟口里最先说出的关于梁山“强人”的故事是“新闻性质”的，到晁盖开山，宋江兴山后，我们读到的梁山故事，才真正是文学的故事啊！

和晁盖宋江比较起来，白衣秀士王伦是一个“知识分子”（沈家仁所统计的“知识分子5人”可能包括他吧），因此，他以自己的知识判定自己带领的是一伙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强人”。他规定入伙者需纳投名状的制度，是要使每一个人在入伙时就明确意识到自己是朝廷法度不可饶恕的杀人犯，以此绝了投降朝廷的念头。

投名状制度（施耐庵的搞笑）要求入伙者要在指定的3天时间内纳一颗人头上山，于是，上山者即使没有杀人犯法的历史，那么入伙时就等于做了一种仪式上的杀人的行为。显然，这一种制度履行的后果是滥杀无辜，使入伙者自己陷自己于不义之境地，这就和后来梁山的“大义”发生了冲突，于是，一出可能的“新闻故事”就在“大义”灭不“义”的过程中演绎成为绚丽多彩的“文学故事”了。

如果我们仅就晁盖夺泊、火并王伦一事的新闻价值而言，那么这是完全不义的行为，可以说是鹊巢鸠占，但就《水浒》整体故事的演绎看，这一步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在水泊梁山上演出的这一出“强人”如何变成为“义人”和“忠义之人”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叙事的头绪，并且为晁盖在梁山泊确立“共聚大义”的开山纲领做了背书。

如果说在火并王伦的事件中，晁盖作为当事人到底还是落下了不“义”的嫌疑的话，那么宋江没有参与其事就为宋江的“义”与晁盖的“义”的区别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在晁、宋二人“义”的对比中，宋江的“义”是无懈可击的，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于是，这样的“义”要上一个层次，前面套一个“忠”字，成为“忠义”，就给《水浒》故事提供了新的演变方向。退上一步讲，我们不能说在“义”上宋江就一定优于晁盖，但至少宋江之“义”无懈可击却是事实，于是，王伦以“小义”占山，晁盖以“大义”开山，宋江以“忠义”兴山的线索就可以被我们清晰地提取出来。我翻检《水浒》，发现，火并王伦后，晁盖的口中从来没有正面提到“王伦”，倒是宋江在说到山寨的历史时，多次提到王伦，所以我说，在晁盖那里，梁山的历史是“断代”的，在宋江那里，是“通”的。

分析水浒流传的历史，金圣叹的70回本所以走红了一个时期，原因也可能在于梁山在晁盖座第一把交椅时，意义比较单纯，也比较集中，用晁盖的话说“晁盖生平只讲一个义字”（引自张纪中执导的《水浒传》）；但是，宋江接替晁盖成为首领后，梁山的意义就复杂得多了，一个“义”字外，多出了一个“忠”字，又因为梁山事实上是梁山英雄们从朝廷统治下冲杀出来的领地，所以“忠”字要冠在“义”字前面就免不了要发生几分矛盾，因此，我说宋江走的是“曲线”“忠义”之路，也许不会招来反对。

晁盖是梁山“聚义”首领，他的口中，很少说到“忠”字，也没有一句招安的话，因此，书中的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物，在宋江上山后，事实上变成为除他之外的最高首领时，他好像没有流露出对于宋江的不满和意见。因此，可以说，二位首领的团结是亲密无间的，虽然书是这样写的，读者们也是这样读的，但对于晁盖在上山的“聚义”行为，宋江上山前一直保持着坚决不入伙的态度读者们不会不注意的。譬如宋江在江州杀场被劫取前，曾经多次拒绝上山，的确值得我们推敲。第35回写道，刘唐奉晁盖的命令要接去江州服刑的宋江上山时，宋江拒绝之激烈竟然到了要“自刎”的程度，此处我无妨引证如下：

宋江接过，问
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说道：“奉山上哥哥（晁盖）将令，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官
司，直要来郓城县劫牢，却知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
只怕路上错了路头，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请上山。这两个公
人不杀了如何？”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
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

读到此处，如果我们认为“赤发鬼”刘唐是一个粗人，在上山的问题上说服不了宋江，那么宋江在上山见到了晁盖、吴用等首领后，就他为何不上山一事所说的话也颇具研究之价值。宋江被请上了山后，自然是要吃酒的，宴席间，晁盖苦苦相留，可是宋江又发下了“乞死”的话来拒绝，特引证如下：

酒至
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兄弟们相爱之情！宋江是个犯罪囚人，不敢久停，
就此告辞。”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怪？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
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在梁山泊抢掳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兄这话休
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
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
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了官司；及断配出来，
又频频嘱付；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
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弓，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
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

诸位：就作者施耐庵的解释，宋江不肯入伙，是他记着临行前宋老太公的一番教导：“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痔你入夥，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其实，就宋江的整个性格看，他硬愿坐牢，而不愿意入伙的思想里不但存在着已经说出了口的“忠于”其父“临行”叮嘱的话意，而且还隐藏着一个没有说出唇的“忠于”朝廷的意思；对比的看，我们在分析晁盖的言行时，没有发现哪怕一星半点的“忠于”朝廷的意思。因此，一部《水浒》若不是写宋江在杀场上被梁山好汉拣回了一条命，他和梁山上第一把交椅也许会失之交臂的。

仅仅就上山行为讲，晁盖是积极主动上的，甚至在王伦不欢迎他时，就想着要干掉王伦；而宋江呢？和林冲一样，是逼上梁山的。大宋杀场要他的命，是梁山泊兄弟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里救了出来，不上山当去何处？所以，我们要在《水浒》中寻找晁、宋二人的不同的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我们就得从上山，甚至上山前他们行为与思想之异同处看问题。

问题却在于：如果梁山在晁盖死前不是两个首领，而是一个首领，那么《水浒》就是一部很简单的书，就不会存在几百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事实上在宋江没有上山前就已经是一个身不在山而名在山的首领了（下文要专门论述），因此，人们在运用现代政治学或者管理学的观点看待他们二人领导风格和方式之异同时，《水浒》的思想就表现出了矛盾。可是，我们在理解这些矛盾时，如果紧抱着一种非常僵硬的思想，认为文学的真理容不得半点混乱，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捕捉之，那是会坏事的。

我认为文学的真理有一点和宗教的真理接近，带有一种“似非而是”的特性，正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引证神学家祁克果的话来说明问题，在谈到“似非而是”的真理时，他说：我们“绝不能综合起来。我们必须要保持‘似非而是’的正反两面的素质，我们怎样能在看来似乎是‘非’，而又接受之为‘是’呢？”（引自简河培著《现代神学评论》），他的回答是：“我们必须有信仰的行动”；而我在本文的回答则是：“我们必须阅读，在阅读中思考”。其实，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作者在写作，读者们在思考，因此好的小说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同时是一个作者同读者们持久对话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古典小说来说，就是中古心灵和现代心灵的交通与交流。所以，它的价值就是永恒的；尽管对于那些非常杰出的作品，人们形不成统合的认识，可恰恰是这种由阅读而来的分歧造成了作品意义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水浒》就是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在分析其中的两个主要首领的不同个性和不同风格时，我们就得特别的注意。

（二）晁盖是追求富贵的人，宋江是追求功名的人：

《水浒》中，如果我们分析晁盖和宋江第一次出现的情形是相当有意思的。书的第12回用“东溪村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郓城县中，寻十万贯金珠宝贝”的话引出了晁盖的出现。在《水浒》中，我们知道“寻”是“盗”或者“劫”的技术用语，于是，和它连带的线索就是“贼”了，可巧，郓城县新上任的知县时文彬在命令本县的巡捕去东溪村（晁是庄主）一带巡逻时，雷横就逮住了疑似的贼——赤发鬼刘唐，以至于，他惊呼道：“好怪！懊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

是的，东溪村有一个大“贼”，就是庄主晁盖，被捉的刘唐就是用“送一套富贵”给他的话来勾引他“打劫”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一节书的意思做以平铺直叙，那么说晁盖是一个“大贼”一点儿都不过分。可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远古就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这是庄子的话，按照百度的解释：“主要讲的意思是，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被逮到了一定会按律治罪，罪行严重的甚至还要判死刑。但是那些大偷大到偷窃整个国家的人则不但不会被治罪，而且还能成为诸侯称霸一方，受世人景仰。”《水浒》就写的是“大偷”、“大贼”，在书中，晁盖不但是义的代表，也是义的化身，而且仗着义，“称霸一方”。

分析晁盖所体现的义，那其实是庄子一派的义，庄子对于当时中国文化的那种反叛的精神事实上是《水浒》的主体精神。书中虽然没有过多的引用庄子的话，但是它的整体价值同庄子一样，具有可比性。关于这一点，大批家金圣叹早已经看到了，在他列出的“六大才子书”中《水浒》和《庄子》并列就是最好的证明。

《水浒》写作人物的方式有一点像戏剧中的亮相，瞧，书中晁盖是这样亮相的：“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晁盖既然祖上是富户，所以刘唐送来的“一套富贵”就容易打动他的心，而就在这个时候，吴用也是奔这“一套富贵”来到庄上的，于是，三个人就不谋而合地敲定了取它的方案。在这里，如果说密谋中的行为是一种强盗行为，可强盗行为在酝酿过程中，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智慧的预演，这其中的真理性——我以为不外是：取不义之财即是义。于是，强盗与英雄就完成了转化，难怪《水浒》在国外的有一个译名叫《强盗与兵》。

林冲、鲁智、晁盖先后落草上山，行为虽然相同，但上山原因却不尽相同，林冲是遭奸人陷害被迫上山的，鲁智深是为别人的事情打抱不平而惹出了人命官司后落草的，晁盖和吴用、阮氏兄弟一伙是因为参与了夺取“富贵”的事情而犯下了“大罪”的，因此，他的官司是自己惹出来的，责任在他自己一方。可见，在梁山首领中，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积极”的上山者，其他的那许多人，谁个不是被迫的呢？晁盖上山后一屁股能够坐定的事情，也就在于他是“积极”上山的人物。

宋江作为贯穿《水浒》全书中的首领人物，作者却没有安排他在一个独立的事件中出场，这一笔是很有意思的。晁盖劫取生辰纲事发后引出了宋江的出场，所以宋江一出场就被描写为给晁盖通风报信的人，书是这样描写宋江的：

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
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
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
做孝义黑三郎。
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
公在村中务农。
守些田园过活。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
多般。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
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
是周全人性命。
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
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晁盖东窗事发后，其所以能够安然地逃脱，就是宋江给他通风报信，于是，宋江作为一个在衙门里混的公人一下子就染了晁盖的官司，和他成为一伙了。如宋江之所言，晁盖的罪是“灭九族的勾当”，那么他即使染一点，也脱不了干系。就此，我可以说宋江是被晁盖的事裹带进去的人，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宋江上山之路才是梁山108位首领中唯一的一个经历了最大曲折的人。上山的诱惑对于他而言如此巨大，而他抗拒诱惑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其他英雄们所没有的。

这样一个“自幼攻读经史”、在衙门里混，并且“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人最后上了山，继晁盖后座上了第一把交椅就是——宋江；是他把水泊梁山的事业兴推到了顶峰，但是依据中国的辩证法，梁山的事业在他的手里也从“顶峰”一下子跌落到谷地，到最后被朝廷招安，众英雄全部下山。所以，和晁盖不一样了，宋江是水火不容的两半截事情连接起来的人物，既是造反的英雄，又是被招安后的功臣，所以，他是一个在矛盾的事物中活着的人，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红皮《水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看到了，而又故意地掩饰了这一点，把宋江漫画成为一个单纯的“农民起义”英雄。我以为，作为一个造反的人，宋江是当之无愧的，只是和其他的造反的首领们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在造反时，他是有顾虑、有考虑的，也是不把造反作为出路的惟一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对于造反的后果有计算、有计较的人，所以，造反之于他，就具有了“手段”而非“目的”的价值。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道，水泊梁山对于朝廷已经拉开了造反的架势，但是造反之箭并没有射了出去，分析其中的原因，梁山上的第一把交椅易人是最关键的因素，代替了晁盖的宋江本着“纵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意志最后地折断了梁山射向朝廷之箭，而此时的梁山已经是羽翼丰满有实力造朝廷反的团体啊。

宋江在梁山势力大盛的情况下接受招安，一个已经写了出来、并且见诸于书中文字的理由是：他为梁山兄弟们的“出路”、“后世”着想，也为自己“博得个荫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着想，可是呢？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在书的字里行间看不到的思想，却埋伏在书的整体结构之中，值得我们发掘。我以为在施耐庵写作《水浒》之前，他对于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都曾经推翻或者动摇了旧王朝，从而引出了新王朝产生的历史是非常熟悉的，只是他对这样的一种“取而代之”的历史做何理解与评价，却是一个问题啊？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施耐庵和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一样，认为这就是意义非凡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那么，我想他写作出来的宋江不但是不会被招安的人，而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做大宋皇帝”的人；退一步讲，这样的事情即使不成功（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并没有反出山东），那么宋江是陈胜、吴广式的英雄，是樊崇、黄巢式的英雄，有何不可呢？并且宋江在那一首被认为是“反诗”的诗中，不是说过“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话吗？

其实，宋江没有起义，没有“取而代之”，也没有想攻破东京，坐了国家的“第一把交椅”——这一切本身就隐藏着一种很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果用我们陕西秦腔戏里的话表述，就是“打墙的板儿上下翻”（《黑叮本》），而宋江却对于“翻”“板儿”的事情失去了兴趣，所以，他最后宁肯被招安，也不肯去造反；若不是这样，他带领梁山兄弟们反过头去打造反的方腊，把他们像害虫一样的消灭完，难道不是施耐庵写出来的《水浒》吗？自然，宋江这样的结局引起了后世许多“激进”读者们的不满，末了，宋江变成了最初被“激进”读者们尊重，后来被他们撇弃的人物就不足为怪。

（三）晁盖如镇山的铁塔，宋江似山上的明星：

就他们二人的绰号看，晁盖称“托塔天王”；宋江则是“孝义黑三郎”、“山东及时雨”。前者含有厚重、稳健、老成的意思；后者则不同，“及时雨”的意思是“能救万物”，“义”是“济人贫苦”，“孝”则是宋江多出于晁盖的一义，意思较为广泛，“上孝君王，下孝父母”，也是宋江一贯的安身立命之道。

自从晁盖夺泊后，梁山座上了一个可以镇得住山的首领，山寨也由一个“强人”的窝子开始变成了英雄“聚义”的场所，在故事的进一步演变中，这个“聚义”的场所其所以很快的变成天下英雄共同向往和汇聚的中心，是因为山上升起了宋江——这一颗政治明星。山上的“曜民”（官府称梁山有“曜民之术”）之光芒，就是他发出来的啊！

书的第39回里写宋江上梁山，但在此之前，他的名声却先于他的本人上山了，并且为山寨招募四方英雄。书的第34回、35回，分别写到，宋江把“9条好汉”送上了山。他们分别是：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石勇、花荣、吕方和郭盛。就在上述一拨人入伙时，宋江还没有正式的入伙，也根本不是山上的首领，但是却在书的第33回，秦明劝黄信入伙时，提到的却是宋江的大名：“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敬慕他？” 黄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自何而来？”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他怕说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认说是张三。”黄信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不坏了他性命。”。

宋江上了山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用现在的话说是“副总”，但是山下的英雄在被招上山时却多是应着他的名，冲着他来的。书第40回就明明白白第写着，宋江刚刚被众兄弟从杀场上救了出来，就有黄门山欧鹏、马麟、蒋敬、陶宗旺四人的归顺，那四人对宋江说道：“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彀个见面！”第43回写朱富动员李云上山，对李云提的也是宋江的“大名”：“师傅，你如何不知道山东及时雨大名，专一招纳贤士，结识天下好汉。”第45回写石秀上山时，对于杨雄说的也是宋江的名字：“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第56、57回写二龙山上武松、鲁智深、杨志这一路英雄，在商量着打青州时，想着要借梁山的力量，说到的人也是宋江。杨志对还没有见过宋江的鲁智深说：“俺知道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叫他及时雨宋江……，请下宋公明助威”，应该没有问题。鲁智深对此的回应是：“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想必是个真男子”。当然，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我举到此为止。

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是：梁山的最高首领是晁盖，而非宋江，但是我所引的上述事例中的人，在上山时，都尊宋江的名字，却没有人提晁盖。我就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我才提出了宋江是梁山上“明星”的观点。如果说《水浒》一书中写出来的“管理学”一章内容的话，那么一个“明星”式的副手，帮办一个稳重的正职而光耀山寨事业，就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水浒》写了一种“明星效应”，对于此，没有读懂的人，可能以为晁盖要“架空”宋江（20世纪70年代中，毛的批《水浒》指示公开发表后，此说甚嚣尘上），其实不然，关于这一点在我最后一篇文章要详细论述，此处只是说，一颗夜明珠因自性在夜晚发光的时候，这难道是想要同月亮争辉吗？

（四）晁盖是无为而治，宋江是务实求治

三国时期，诸葛亮手下有一位主薄叫杨顒，他见诸葛亮整天价事必亲躬，非常辛苦，就给他用一个家庭的例子做比喻，进谏了为治之体：“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这就说操治理权的主人，应当垂拱而治，在阅读《水浒》时，我们看到的晁盖就是这样的一位非常典型的领导人。他作为山寨之主，计谋由吴用、公孙胜出，打仗有宋江领兵，练兵有林冲，招呼八方豪杰由分散在外的各店主，他本人到是做一个甩手掌柜：“雍容高枕，饮食而已”。

自从宋江上山后，几次重大战斗，他都没有参加，只是坐镇山寨，等待捷报。倒是在攻打曾头市的这一战中，他不顾宋江和众人的劝阻，直接统帅了梁山的兵马，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可是就在这一次战役中，他中了史文恭的毒箭，回山寨后，不久便一命呜呼。而宋江呢？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他虽然不是一个像诸葛亮那样的事必亲躬的人，但是，是一个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是“烂包袱”式的人，所有能“包”的事情都包。

我翻检《水浒》，多处发现宋江和兄弟们、下属谈心谈话，为他们的前程着想。就以招安来说吧，宋江最初是和武松说及此事的，但是，不是为他个人的前程与功名，完全是为了武松和鲁智深的前程考虑的，他对即将上二龙山的武松言道：“入伙后，只戒酒。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上边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生”。不仅如此，他还关心兄弟们的婚事，譬如在清风山上，他对王英许下了“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的愿，在俘虏了扈三娘后，他出面叫扈三娘嫁给了王英，还了此愿。他撮合了秦明和花荣之妹的婚姻，在一个光棍居多的第二社会中，他尽量关心弟兄们的婚姻大事，也关心为数不多的有家眷的兄弟们的“宝眷”。书在写到，朱仝上山时，担心家眷受到连累时，吴用对他说：“足下放心，此时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可见宋江为人处事之精细。

梁山上“替天行道”的旗帜虽然是在晁盖死后才打出的，但是，在此前，宋江就以此来做兄弟们的“思想工作”了。譬如第64回写，宋江在劝说索超入伙时就说了这样的话：“你看我众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起替天行道”。其实呢，此时宋江“替天行道”的主张已经在梁山外围得到了响应，一位老丈曾经对于将要上山的张顺说：“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第54回彭圯在劝雷凌入伙时，说道：“晁、宋二首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值得说明的是，彭圯这话说得被其他人冠冕一些，话里虽然也提到了晁盖，但是话中的意思完全是冲着宋江而非晁盖的，下面我将要论述晁盖是没有“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的思想的。

对比看，托塔天王晁盖就是山上的一座塔，他立在那里稳稳当当，纹丝不动，他自从上山后，除了江州救宋江这一次特别重大的行动外很少下山，自然，对于山下山外的情况多是“听”来的，而宋江就不是这样了，他是一个山寨上的最优秀的管理者，在没有上山前，他一直生活在山寨的外围世界，因此，对于山寨的事务和外界的关系的了解肯定多于晁盖，所以，他给山寨稳健的架构增添的是精神和灵魂。

论述至此，我以为《水浒》虽然是一部古典小说，但是，它在刻画人物方面开了近代、现代创作的先河，别的不说，就以宋江这个人物的存在来说，已经有近似“完美”之嫌疑。无论怎么说，《水浒》为后世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具有永久借鉴价值的创作模式。因此，我们读《水浒》，知道宋江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时间虽然暂短，但是给读者们一种通盘的印象是：《水浒》是为宋江立传，《水浒传》是以宋江的传略为主线索而提出的诸位英雄传略（未完待续）。

2008-12-27 2009-2-1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