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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江与晁盖(下)
——网上论《水浒》(六)
武振荣
(五)论晁盖治山之严厉和宋江之宽柔
晁盖是一个充满了威严的人,自然他治理山寨的方法就趋于严厉,宋江是一个宽厚的人,因此,他的管理方式是就比较温柔。如果说这一切符合人物性格的话,那么《水浒》一书的价值就进一步的可观了。
第46回写刚刚上山的杨雄、石秀参拜了晁盖,大家见面后,场面十分热烈,于是趁着兴头,他俩讲了些入伙路上的趣事,说到了时迁在祝家庄偷鸡被抓一事,没有想一下子引起了晁盖的勃然大怒,下令要斩他俩,若不是宋江及时求情,想必他俩早一命呜呼,特引证如下:
不说万事皆休;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
个与我斩讫报来!”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来此协助,如何
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
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
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
尸首级去那里号令。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
报来!”
你看,晁盖一发怒就这么可怕,新入伙兄弟们所犯的一点小错(不就是偷了只鸡吗?),他竟然要杀之。从这么一件事情上,我得出晁盖治山严厉的结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相反,我们在宋江劝晁盖饶了杨、石二人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一些名堂的:宋江道:
“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
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十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
祝家庄那要和俺山寨对敌了。哥哥权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
我等要去寻他,那倒来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
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无礼!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
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
一是与不折报仇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
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夥。”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
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可斩了兄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
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
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犯,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亲近又立了铁面孔
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谢罢,
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
在宋江相劝晁盖的上述话中,没有对晁盖的斩首命令直接反驳,而是就惹事的时迁问题引出了山寨的敌人祝家庄,并且用山寨可借此机会讨伐祝家庄,赢得“四项”好处为杨、石开罪,待到气氛缓和后,他又用温和的口气“抚谕”杨、石,解释晁盖要斩首他俩的命令不是晁盖对人无情,而是山寨号令不容“过犯”,可见,宋江既为杨、石求了情,亦没有如吴用和戴宗那样的直接地驳斥晁的斩首命令(这是他对晁的尊重),处事之圆滑和言语之巧妙融为一体。
进一步的分析,我就有理由认为,晁盖发出的斩首命令是本着一个道德的目的和维护山寨道德声望的动机,是要把这第二社会的道德提高到无懈可击的程度(这带有“空想”的性质),也有着使其兄弟们一律道德化的意思;可是,宋江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他对于山寨的上兄弟们的道德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是心中有数的,不像晁盖那样认为偷一只鸡,就“连累”兄弟们“受辱”。他对于兄弟们的缺点甚至个别人的怪癖本着宽容的态度,因此,他治理山寨的方式就可以容纳下比较多的自由因素。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宋江的眼里,鸡鸣狗盗之徒亦可能是有用的人才,就如同在一个好匠人的眼里没有“坏”木头一样。这样,我说梁山是第二社会,但不以为它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水浒》其所以在前半部对于宋江做了如此的描写,我想也是为后面宋江能够顶住压力,把108位首领一个不拉的带下山做了伏笔,若不是兄弟们对于宋江的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打家劫舍”出身的草莽英雄,在没有最后地舒展自己造反本领时,怎么会甘愿跟着他被朝廷招安呢。
(六)论榻前“遗嘱” 兼论晁盖为什么不肯给宋江交班?
我在上面的六个问题中,论述了晁盖和宋江的关系,结论是:他们俩的性格、志趣和政治思想尽管有着很大差别,但是通观全书,他俩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人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一对最好的合作伙伴。因此,上一个世纪70年代毛对《水浒》的批示公开发表后,流行于大陆的“宋江架空晁盖说”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晁、宋二首领之间的关系虽然情同手足,可手究竟是手,足究竟是足啊,罅隙还是有的;仅仅就罅隙论而言,“架空论”好像是空穴来风,仔细一分析,情况不尽然:“架空论”预设着宋江的“目的不纯”,或者用意不良;而罅隙论不是这样,它承认晁、宋之间有罅隙,但不是晁或者宋故意为之的,它的形成与出现就如同物理世界中物与物之间的距离一样,是物之“自然”,是人性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事件。因此,把晁、宋间的“罅隙”看成是后者要“架空”前者,就把宋江置之于“搞阴谋诡计”的地步了,而在《水浒》的书中,我们却根本看不到所谓的“阴谋诡计”。《水浒》写“宋江一心只要招安”“有德有仁,素怀归顺之心”是前后一致的,正大光明的,不是一个随风转舵的主张,也不是一项躲躲闪闪的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主张、主意之对山寨的兄弟们来讲是公开的,没有丝毫的隐瞒。因此,我说只有“阴谋家”(如毛泽东和所谓的“四人帮”)才可以在此看出“阴谋”来的啊!对于周恩来是不是要“架空”毛——我不做任何评论,但是我可以确定地说,《水浒》中的宋江的确没有架空晁盖的任何意图,一丝一毫都没有!
晁、宋罅隙最为暴露之处是,书的第59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章中写出来的晁盖没有对宋江交权一事。晁盖临死的时候做出了明确的“遗嘱”;“遗嘱”中的“梁山泊主”显然是有意地排斥了宋江。特引证如下: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
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定在床前蹄哭,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当日夜至三
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著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
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
晁盖的榻前“遗嘱”中,多了“贤弟莫怪我说”几个字倒是值得特别推敲的。如果我们对于晁盖的话做一种逻辑的整体推敲的话,那么,这特别的几个字的意思已经明白的表明,他要使未来的“梁山泊主”位空缺,这样的处置方式可能会引起宋江和其他兄弟们责“怪”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事先说了“莫怪”二字。也就是说晁盖放着现成的接班人不用,而要使“那个捉得射死”他的人充当“主”——这样的安排好像显示出他心胸狭窄;若不是这样,对于未来执掌梁山大权的人之安排怎么可以出于报一己之仇的心理哩,假如,捉住史文恭的如果是杜万或者时迁,那么,他俩岂不是可以做“梁山泊之主”!
我们对于晁盖“遗嘱”做了上述逻辑分析后,得的出来的结果不尽然令我们信服,因为在书中,晁盖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所以对他自己后事的特别安排,我们就得做出另一番研究。我在这里假设:晁盖对于宋江的招安路线死前已有几分警惕,因此,他没有把最应该接班的宋江立为“梁山泊主”是明显地含有排斥宋江的意思;如果说此种排斥的行为在逻辑上并不完全拒绝宋江接班的可能性的话(宋江也有可能捉住史文恭),那么,他的“遗嘱”在他死后被梁山泊的兄弟们执行就有了一种指望。
就顺着上述的思路,我们研究问题,那么,晁盖在梁山事业谁执牛耳的问题上好像是对宋江发出了最后警示,以求把这个兄弟般的水泊梁山维持下去,不使山寨事业因为宋江的招安路线而解体——这应该是晁盖的本意。就如我们上文所言,晁的本意是寓于在文字中,表现为一种“似非而是”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用假设的方式解读它,就可以避免产生武断的结论。人在死的那一刻,往往对于某些未来事情洞察得异常清楚,这本身就是人性神秘莫测的一部分。我的看法倾向于,晁盖此时可能多少意识到梁山事业可能毁在宋江手里,于是,一个本应该由宋江接的班悬了起来就寓意深长。他的榻前“遗嘱”就是这样的。
晁盖其所以放心不下宋江接自己的班,还有一个值得揭示的理由,那就是他自己在死前,对于梁山大业的未来没有做出过明确的、让弟兄们都知晓的宣示,因此,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也许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吧,一个迷迷糊糊的谁来接班之安排,也许会在他身后留下兄弟们对山寨大业的共同关心,若是这样的话,一个很独断的安排好像又容纳了一点“民主”的意义。
正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上述如此之多的曲折,所以我认为晁盖在死前,如果是现成的、顺当地把班直接交给了宋江,那他就不是晁盖了;要知道,书中的晁盖虽然憨厚,但是,憨厚中却隐藏着异常的精明。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我说从金圣叹开始,到“四人帮”时结束为止的历史中,人们把梁山人物弄得简简单单是一种连续的、持久的错误,我进而认为,对于纠正此种错误的希望只能产生在一个已经出现了多元化曙光的时代。
今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海内外的兴起,不就是预告了中国专制主义一元化文化专政时代的结束吗?曙光已经出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光辉灿烂的未来现在就可以看见。
(七)榻前“遗嘱”为什么无效?
晁盖的榻前“遗嘱”发布后,宋江不可能隐瞒或者改动,把它公布于山寨,是宋江的正确选择,也正因为存在着这个“遗嘱”,宋江“当然式”的接班人地位被取消了,使他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代理接班人”(书中的“权且”之意思)。书里写着,晁盖死后,宋江“放声大哭,如丧考妣……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山寨上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林冲与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要改变晁盖的“遗嘱”“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可是呢?宋江却不,坚决维护晁盖的“遗嘱”,死活就是不做,并且一再说明:“晁天王临死时嘱咐:‘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誓箭在彼,岂可忘了?”(第59回)
《水浒》一书就好在,写出了宋公明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因此,他不肯坐第一把交椅的动机应当是真而非假,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榻前“遗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梁山弟兄们要立宋江为主的事实,不可能因它而有所改变,于是,在大家伙的拥戴下,宋江坐上了非正式的第一把交椅,并且说:“小可今日权居此位”。
问题的要害是:宋江没有从晁盖那里讨来权力,却从众兄弟那里得来了它,岂不是增加了新到手权力的内在力量和分量,也给出了山寨领导权移交过程中一个比较“民主”的意义。明白了这一层意思,宋江上坐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发布号令,如数家珍地布置新的山寨防守方案,俨然是一个早有准备的接班人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命令的口气首先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就这一字之变,便改换了梁山泊的门厅,使梁山泊事业的发展走上了另外的一条路。
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水浒》的读者,但是,即使这样,他也还是看出了这一字之变的重要性,说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关于毛的这一个论点,我在下一篇文章要专门批评,此处只是说宋江改换门厅的行为连毛泽东这样半拉子读者也看出来了。可是,我提出的问题是:宋江于此时此刻所做出的如此重要、如此重大的行动,为什么在书中没有引出一个人的异议,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好像大家伙都同意似的?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对于宋江的为人处事方式形成一种看法的,其实呢?以我之见,宋江的这一招虽然是临时出的,可却在此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因此很值得研究。
宋江作为非正式的山寨首领,“权且”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所的这种改变,意味着晁盖在梁山泊所走过的“义”之道路已经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完结,梁山泊的事业要进入一条新的道路,即“忠”“义”结合,“忠”字当先的道路。就宋江本人对它的解释是“尽忠竭力报国”,“但愿早早招安”(第71回)。吴用对此的解释是:“要忠义,报效宋朝”(第85回)。在这里,宋江的行为有没有“篡权”之嫌疑?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若是依据领导学的原则,就可以对宋江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宋江作为山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负责任的前提,是他有权对重大问题作为独断的决定。
如果我们研究《水浒》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梁山泊的门厅改换之后,上山人物的社会背景和出身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再也没有那种“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之徒了,社会上有身份的、有地位的和有技术的人纷纷上山。非但如此,在山寨同官府作战的过程中,上山的人大都是正直而又勇敢的军官,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而这些新人的入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泊人员的组织结构。于是,梁山泊失去了往日作为犯罪之人的避难所的职能,它的第二社会的理想性质和它的最高首领的道德人品成为吸引天下豪杰的东西则是我们应该读出来的内容,更不用说一面迎风招展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也吸引了山外和山下人的眼球。
书的第18回在写生辰纲东窗事发后,朝廷派人辑捕晁盖等一干人时,你听阮小二、阮小七是怎样骂何涛的:“老爷弟兄三个,从来只爱杀人放火!”“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如果说上述的话,可以看成是阮氏兄弟的“自供状”的话,那么看一下书的第27回,武松和张青在交了朋友之后,“两人”闲聊期间,都说了写什么呢?书里明明写着“又说了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都是杀人放火之事”。可是书写到第61回,晁盖死后,宋江在采纳了吴用的计,把卢俊义请上山后,山寨已经是发生了重大的改观了,宋江用自豪的口气对卢俊义说:“员外可看‘忠义’二字”。当然,对于卢俊义这样的河北名流人物,“杀人放火”的那些事就说不来了。
事实是,梁山泊改换门厅后,提高了山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档次,在新首领宋江的领导下,梁山泊事业进入到了晁盖生前虽然能够意识到、但死后却没有可能阻止的新阶段了。客观的分析这样的情况,我以为正确的结论应该这样的做,是说如果晁盖在生前对于山寨事业的发展有一种明确的计划和为实现计划而制定出了明确的路线和方针,那么,宋江好像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篡权”的人,情况不是这样啊,晁盖的“义”路到底要走向何方?生前的晁盖也是心中无数的啊!而宋江,一开始掌握权力,就立即挑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宣示了山寨应该走的路线,因此,我认为,晁盖死后,山寨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尽在情理之中。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晁盖的榻前“遗嘱”不合情理、法理,所以难以执行。
书的第67回写到,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按理,晁盖的榻前“遗嘱”就应该被执行,书也是写了这一档事情:
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
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
‘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
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雠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
‘小弟德薄才,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
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员外堂堂一表,凛一躯,众人无能得
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於富
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又非众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
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一发众人无能得及。
员外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
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
’
议论的结果是,晁盖的“遗嘱”无效,宋江卸去了“代理”二字,正式地坐上了山寨第一把交椅,按照“遗嘱”应坐第一把交椅的卢俊义却坐了第二位(这可能是对“遗嘱”的尊敬),于是,“遗嘱”的事情就此给摆平了。晁盖生前于宋江的那一点罅隙,也随之山寨事业的承前启后而给消弭了。自然而然,普通读者们也是读不出宋江要“架空”晁盖的“阴谋”的。
论述到这里,我需做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晁盖的“遗嘱”其所以不能够被执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继晁盖之后,宋江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虽然宋江对于自己如何不如新近上山的卢俊义例举了“三件”,但是一个组织的结构的内在稳定性却是牢固存在的,并且由晁盖创立的首领的排座次秩序,也支持被卢俊义资格老的宋江接班,因此,理应属于宋江的第一把交椅是别人坐不上去的。
(八)论宋江虽然改变了晁盖的政治路线,但却继承了晁盖所创立的政治秩序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路线的改变,为宋江全面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铺平了道路,作为山寨的第一位首领,他为山寨准备已久的招安政治就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了啊!因此,当宋江在最后第亮出了招安的底牌时,反对之人尽管相当有力量,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兄弟都是招安的铁杆反对者,但是,他们在山寨上的座次决定了他们改变不了宋江主张。山寨上实行的是第一把交椅上座者之责任制啊!
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是宋江路线的忠实拥护者,紧接着的吴用和公孙胜,没有对宋江的主张表示任何意见,再后的朱武、柴进又是宋江的心腹,所以这之后出了一个反对的林冲,是排在第7位的人,况且他本身又是一个教头出身,在拥护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时,且是不遗余力;因此,他的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李逵虽然在反对招安上口无遮拦,甚至在听了乐和演唱的宋江新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敢于公开骂娘:“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但是宋江发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就可以平息事端了。在梁山上,谁不知道宋江与李逵的铁杆关系呢?若是要李逵在宋江和他的政治路线之间作出选择,谁个不认为他是跟人不跟线的哩?
倒是吴用这个人得需要说一说。宋江和吴用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晁盖的庄上,他是晁盖的好朋友,就这一节文章的字面意义理解,此前他们并不认识,只是彼此听说过而已,但是谋面后,他们的关系一种维持到书的结尾。宋江死后,吴用和花荣闻讯后,“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因此,分析一下在晁、宋之间的吴用那时很有意思的。
首先吴用是晁盖线上的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倒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是一个政治上特别精明的人,所以,在宋江上山后成为山寨上的“明星”首领时,他又是“追星族”里的人,并且在多次的战争中同宋江住在一起,替他出谋划策,俨然成为宋江的人。吴用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他是梁山泊军事制度中核心人物,只是一心一意的地做军师,没有任何觊觎第一把交椅的野心,所以无论是对于晁盖和宋江来说,他都是忠心不二的拥护者。因此,在晁、宋政治的交替过程中,他所起的作用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只有他对于晁盖死前立下的谁当“梁山泊主”的“遗嘱”可以不顾,关于“遗嘱”他说:“晁天王虽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谁人敢当此位?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说。哥哥便可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别有计较。”可见,在宋江安然地坐上了“梁山泊主”位的时候,吴用是关键人物。自然,他和晁盖的情谊使人根本不会怀疑他在晁死后,背离晁;他和宋江在多次共事中形成的友谊也可以证明他在拥戴“梁山泊主”时,拥戴贤者。于是,他就成为梁山泊两种路线交替过程中的“粘合剂”了。
如果就上述问题,有人以为宋江做了“主”后,全部改变了晁盖所创立的一切,那显然是一种误会。宋江改变的仅仅是不很明确的晁盖的政治路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维护了晁盖所创立的山寨制度和秩序。认真地分析全书的结构,排座次的那一套是晁盖创立的,到宋江最后的排定108名好汉时,它才完成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此分析,在梁山秩序的维护上,他走的是晁盖路线,继承的是晁盖的事业。书第15回,在东溪村里,出现了第一次排座次,一共7个人;第二次是在火并王伦之后排,“11位好汉坐定”;第三次是在白龙庙排,29位好汉;第四次在金沙滩岸排,“40位头领坐下”,到108位好汉坐定时,晁盖创立的山寨秩序就发展到了顶峰了。
排座次是梁山泊的政治秩序,它之中预设着梁山泊政治的责任和政治的分工,并且也连带着梁山泊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范。而宋江——一个接了晁盖班的人,对之非但没有改变,而是发扬光大了。读了全书,我们虽然对于座次中的其他首领们的作用和责任不是很明确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于第一把交椅上的第一把手的作用,却看得明白。在第一次排座次时,只有7个人,对于谁当坐第一把交椅,也还是有过谦让,另外的几次,谁坐第一把交椅,都是反复谦让、协商后的结果(是有那么一点“民主”的意思),从书的内容看,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没有一个人对于排座次这样的行为发出过异议,梁山泊众英雄对于自己应该坐在第几位上没有产生过计较,更没有产生过争吵,好像都是高风格的。
梁山泊实行一种很初级的议事制度,不论是早先的“聚义厅”,还是后来的“忠义堂”都是梁山泊首领们议事的场所。在议事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畅所欲言,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言论的问题,受到山寨的处罚或者责备(言论自由)。都是兄弟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大、小所言的,这种由晁盖创立的制度在宋江手里,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自由化。兄弟们为山寨的事情说话没有任何的顾虑。晁盖是一个很威严的人,也许一些弟兄们可能心里怕他,约束自己的言论;宋江却是一个很随和、很活善的人,在他的领导下,想必大家心情是好的,只是在“宋公明慷慨话宿怨”一回中,公布了他招安主张后,众兄弟“当日饮酒,终不畅怀 ”(第71回)。
在说到晁、宋江关系的时候,上述的论述好像还不到位,因此,有必要推进一步。我假设:宋江在提出了招安政治时,晁盖没有死,那么,我有理由推断梁山泊可能会一分为二:宋江带一帮自人下山,投靠朝廷;晁盖领一帮子人坚守山寨。可是,这仅仅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况且我不是《水浒》的作者,因此,我只有解读书、理解书、批评书的权利,没有写书、续书的权利啊。明清之际的中国读者们没有很好的区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事,在在履行文学批评职能时,往往又兼起了文学创作的任务,那是需要我们现代人纠正的做法。
(九)论悲剧故事中的晁盖与宋江
“艺术的追求”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一书中说:“为探索人类的本能因被强压进腐朽可恶、全不相合的模子而演成的悲剧,古往今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于这样的结果,是一气呵成,还是抵啎互见,是经久不衰,还是昙花一现?这类问题,作者在属笔之初,就已视为无足轻重”。读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对于《水浒》作者所描写出来的晁、宋两位悲剧人物的理解,就多了几分的心思。我猜想作者在“属笔之初”,就可能把这两位人物“强压进”放进了“不相合”“悲剧”模子里。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日常生活,就不难发现某些在突然事故中死去的人,他们在死前的那一刻往往有着一种“寻死”的迹象。《水浒》里的晁盖之死,就属于这一种。曾头市之战发生前,梁山泊发生过多次大的战役,三次对祝家庄的战役,三山和打青州的战役,西去华州的重大军事行为以及收复芒砀山一伙“强人”的战争,晁盖都没有参与,都是像塔一样地坐镇山寨等候捷报,可是偏偏在曾头市的这一次战斗中,晁盖非要参加不可,宋江拦都拦不住,于是,晁盖就领着梁山弟兄们下山了,“宋江与吴用,公孙策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说也奇怪,“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依据中国的迷信,这是很不吉利的)。果然在这一次战斗中,晁盖中了史文恭的毒箭,回营后,不幸身亡。
晁盖的死是典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死得非常的遗憾,他离开了他创立的山寨,离开了与他情同手足的众兄弟,离开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最可能使他抱憾的还在于,他此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谁可以接他的班的问题,因此,他在死前只好把那第一把交椅空起来;如果说他在作出如此决定时,连宋江也被他看成是不合格人选,那么,他把谁可以最终坐上自己位子的事情交托给老天爷,岂不是心里充满了苦涩。
宋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领导人物,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在晁盖死后,他成功而又顺利地把众弟兄们领下山,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招安主张。在被招安后,他又领导梁山众弟兄们平辽、打田虎、打王庆,打方腊,把众多弟兄们的命就丢在了战场了。书的第119 回讲,到战争结束时,他身边剩下的弟兄只有27人,死的死,散的散,108个天上有星的人,就落了这样的下场。
招安政治实行的后果,是出乎宋江的想象的,他为弟兄们着想的动机倒是害了许多的弟兄之性命,于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彻底的失败了,对于招安他们一伙人的朝廷缺乏认识,对于他的死对头也没有看透,所以,他在喝下了被敌人下了毒的御酒时,自己一世的聪明和辛苦得来的功名都毁于一旦了,就这样,他怕李逵在他死后造反,又毒杀了李逵,使他为自己后世的名望考虑,杀死了自己最亲的兄弟……,读到这里,读者们何不按卷一问:名望就那么重要吗?
李逵、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后,双双上吊自杀,梁山英雄的灵魂就这样悲壮地飞上了天。
一部《水浒》,在轰轰烈烈的喜剧气氛中开了场,在冷冷清清的悲剧气氛中,收住了锣鼓,它演绎了25年时间里的伟大故事,揭示了人生命运中的那种不可能被人主宰的奥秘,从而给与它的粉丝们留下了无穷的享受、消遣、遗憾、思考和叹息。
2008-12-28 2009-2-13《自由圣火》首发
——网上论《水浒》(六)
武振荣
(五)论晁盖治山之严厉和宋江之宽柔
晁盖是一个充满了威严的人,自然他治理山寨的方法就趋于严厉,宋江是一个宽厚的人,因此,他的管理方式是就比较温柔。如果说这一切符合人物性格的话,那么《水浒》一书的价值就进一步的可观了。
第46回写刚刚上山的杨雄、石秀参拜了晁盖,大家见面后,场面十分热烈,于是趁着兴头,他俩讲了些入伙路上的趣事,说到了时迁在祝家庄偷鸡被抓一事,没有想一下子引起了晁盖的勃然大怒,下令要斩他俩,若不是宋江及时求情,想必他俩早一命呜呼,特引证如下:
不说万事皆休;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
个与我斩讫报来!”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来此协助,如何
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
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
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
尸首级去那里号令。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
报来!”
你看,晁盖一发怒就这么可怕,新入伙兄弟们所犯的一点小错(不就是偷了只鸡吗?),他竟然要杀之。从这么一件事情上,我得出晁盖治山严厉的结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相反,我们在宋江劝晁盖饶了杨、石二人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一些名堂的:宋江道:
“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
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十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
祝家庄那要和俺山寨对敌了。哥哥权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
我等要去寻他,那倒来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
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无礼!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
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
一是与不折报仇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
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夥。”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
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可斩了兄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
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
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犯,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亲近又立了铁面孔
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谢罢,
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
在宋江相劝晁盖的上述话中,没有对晁盖的斩首命令直接反驳,而是就惹事的时迁问题引出了山寨的敌人祝家庄,并且用山寨可借此机会讨伐祝家庄,赢得“四项”好处为杨、石开罪,待到气氛缓和后,他又用温和的口气“抚谕”杨、石,解释晁盖要斩首他俩的命令不是晁盖对人无情,而是山寨号令不容“过犯”,可见,宋江既为杨、石求了情,亦没有如吴用和戴宗那样的直接地驳斥晁的斩首命令(这是他对晁的尊重),处事之圆滑和言语之巧妙融为一体。
进一步的分析,我就有理由认为,晁盖发出的斩首命令是本着一个道德的目的和维护山寨道德声望的动机,是要把这第二社会的道德提高到无懈可击的程度(这带有“空想”的性质),也有着使其兄弟们一律道德化的意思;可是,宋江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他对于山寨的上兄弟们的道德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是心中有数的,不像晁盖那样认为偷一只鸡,就“连累”兄弟们“受辱”。他对于兄弟们的缺点甚至个别人的怪癖本着宽容的态度,因此,他治理山寨的方式就可以容纳下比较多的自由因素。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宋江的眼里,鸡鸣狗盗之徒亦可能是有用的人才,就如同在一个好匠人的眼里没有“坏”木头一样。这样,我说梁山是第二社会,但不以为它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水浒》其所以在前半部对于宋江做了如此的描写,我想也是为后面宋江能够顶住压力,把108位首领一个不拉的带下山做了伏笔,若不是兄弟们对于宋江的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打家劫舍”出身的草莽英雄,在没有最后地舒展自己造反本领时,怎么会甘愿跟着他被朝廷招安呢。
(六)论榻前“遗嘱” 兼论晁盖为什么不肯给宋江交班?
我在上面的六个问题中,论述了晁盖和宋江的关系,结论是:他们俩的性格、志趣和政治思想尽管有着很大差别,但是通观全书,他俩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人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一对最好的合作伙伴。因此,上一个世纪70年代毛对《水浒》的批示公开发表后,流行于大陆的“宋江架空晁盖说”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晁、宋二首领之间的关系虽然情同手足,可手究竟是手,足究竟是足啊,罅隙还是有的;仅仅就罅隙论而言,“架空论”好像是空穴来风,仔细一分析,情况不尽然:“架空论”预设着宋江的“目的不纯”,或者用意不良;而罅隙论不是这样,它承认晁、宋之间有罅隙,但不是晁或者宋故意为之的,它的形成与出现就如同物理世界中物与物之间的距离一样,是物之“自然”,是人性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事件。因此,把晁、宋间的“罅隙”看成是后者要“架空”前者,就把宋江置之于“搞阴谋诡计”的地步了,而在《水浒》的书中,我们却根本看不到所谓的“阴谋诡计”。《水浒》写“宋江一心只要招安”“有德有仁,素怀归顺之心”是前后一致的,正大光明的,不是一个随风转舵的主张,也不是一项躲躲闪闪的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主张、主意之对山寨的兄弟们来讲是公开的,没有丝毫的隐瞒。因此,我说只有“阴谋家”(如毛泽东和所谓的“四人帮”)才可以在此看出“阴谋”来的啊!对于周恩来是不是要“架空”毛——我不做任何评论,但是我可以确定地说,《水浒》中的宋江的确没有架空晁盖的任何意图,一丝一毫都没有!
晁、宋罅隙最为暴露之处是,书的第59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章中写出来的晁盖没有对宋江交权一事。晁盖临死的时候做出了明确的“遗嘱”;“遗嘱”中的“梁山泊主”显然是有意地排斥了宋江。特引证如下: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
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定在床前蹄哭,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当日夜至三
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著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
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
晁盖的榻前“遗嘱”中,多了“贤弟莫怪我说”几个字倒是值得特别推敲的。如果我们对于晁盖的话做一种逻辑的整体推敲的话,那么,这特别的几个字的意思已经明白的表明,他要使未来的“梁山泊主”位空缺,这样的处置方式可能会引起宋江和其他兄弟们责“怪”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事先说了“莫怪”二字。也就是说晁盖放着现成的接班人不用,而要使“那个捉得射死”他的人充当“主”——这样的安排好像显示出他心胸狭窄;若不是这样,对于未来执掌梁山大权的人之安排怎么可以出于报一己之仇的心理哩,假如,捉住史文恭的如果是杜万或者时迁,那么,他俩岂不是可以做“梁山泊之主”!
我们对于晁盖“遗嘱”做了上述逻辑分析后,得的出来的结果不尽然令我们信服,因为在书中,晁盖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所以对他自己后事的特别安排,我们就得做出另一番研究。我在这里假设:晁盖对于宋江的招安路线死前已有几分警惕,因此,他没有把最应该接班的宋江立为“梁山泊主”是明显地含有排斥宋江的意思;如果说此种排斥的行为在逻辑上并不完全拒绝宋江接班的可能性的话(宋江也有可能捉住史文恭),那么,他的“遗嘱”在他死后被梁山泊的兄弟们执行就有了一种指望。
就顺着上述的思路,我们研究问题,那么,晁盖在梁山事业谁执牛耳的问题上好像是对宋江发出了最后警示,以求把这个兄弟般的水泊梁山维持下去,不使山寨事业因为宋江的招安路线而解体——这应该是晁盖的本意。就如我们上文所言,晁的本意是寓于在文字中,表现为一种“似非而是”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用假设的方式解读它,就可以避免产生武断的结论。人在死的那一刻,往往对于某些未来事情洞察得异常清楚,这本身就是人性神秘莫测的一部分。我的看法倾向于,晁盖此时可能多少意识到梁山事业可能毁在宋江手里,于是,一个本应该由宋江接的班悬了起来就寓意深长。他的榻前“遗嘱”就是这样的。
晁盖其所以放心不下宋江接自己的班,还有一个值得揭示的理由,那就是他自己在死前,对于梁山大业的未来没有做出过明确的、让弟兄们都知晓的宣示,因此,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也许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吧,一个迷迷糊糊的谁来接班之安排,也许会在他身后留下兄弟们对山寨大业的共同关心,若是这样的话,一个很独断的安排好像又容纳了一点“民主”的意义。
正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上述如此之多的曲折,所以我认为晁盖在死前,如果是现成的、顺当地把班直接交给了宋江,那他就不是晁盖了;要知道,书中的晁盖虽然憨厚,但是,憨厚中却隐藏着异常的精明。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我说从金圣叹开始,到“四人帮”时结束为止的历史中,人们把梁山人物弄得简简单单是一种连续的、持久的错误,我进而认为,对于纠正此种错误的希望只能产生在一个已经出现了多元化曙光的时代。
今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海内外的兴起,不就是预告了中国专制主义一元化文化专政时代的结束吗?曙光已经出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光辉灿烂的未来现在就可以看见。
(七)榻前“遗嘱”为什么无效?
晁盖的榻前“遗嘱”发布后,宋江不可能隐瞒或者改动,把它公布于山寨,是宋江的正确选择,也正因为存在着这个“遗嘱”,宋江“当然式”的接班人地位被取消了,使他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代理接班人”(书中的“权且”之意思)。书里写着,晁盖死后,宋江“放声大哭,如丧考妣……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山寨上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林冲与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要改变晁盖的“遗嘱”“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可是呢?宋江却不,坚决维护晁盖的“遗嘱”,死活就是不做,并且一再说明:“晁天王临死时嘱咐:‘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誓箭在彼,岂可忘了?”(第59回)
《水浒》一书就好在,写出了宋公明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因此,他不肯坐第一把交椅的动机应当是真而非假,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榻前“遗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梁山弟兄们要立宋江为主的事实,不可能因它而有所改变,于是,在大家伙的拥戴下,宋江坐上了非正式的第一把交椅,并且说:“小可今日权居此位”。
问题的要害是:宋江没有从晁盖那里讨来权力,却从众兄弟那里得来了它,岂不是增加了新到手权力的内在力量和分量,也给出了山寨领导权移交过程中一个比较“民主”的意义。明白了这一层意思,宋江上坐之后,就胸有成竹的发布号令,如数家珍地布置新的山寨防守方案,俨然是一个早有准备的接班人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命令的口气首先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就这一字之变,便改换了梁山泊的门厅,使梁山泊事业的发展走上了另外的一条路。
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水浒》的读者,但是,即使这样,他也还是看出了这一字之变的重要性,说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关于毛的这一个论点,我在下一篇文章要专门批评,此处只是说宋江改换门厅的行为连毛泽东这样半拉子读者也看出来了。可是,我提出的问题是:宋江于此时此刻所做出的如此重要、如此重大的行动,为什么在书中没有引出一个人的异议,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好像大家伙都同意似的?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对于宋江的为人处事方式形成一种看法的,其实呢?以我之见,宋江的这一招虽然是临时出的,可却在此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因此很值得研究。
宋江作为非正式的山寨首领,“权且”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所的这种改变,意味着晁盖在梁山泊所走过的“义”之道路已经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完结,梁山泊的事业要进入一条新的道路,即“忠”“义”结合,“忠”字当先的道路。就宋江本人对它的解释是“尽忠竭力报国”,“但愿早早招安”(第71回)。吴用对此的解释是:“要忠义,报效宋朝”(第85回)。在这里,宋江的行为有没有“篡权”之嫌疑?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若是依据领导学的原则,就可以对宋江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宋江作为山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负责任的前提,是他有权对重大问题作为独断的决定。
如果我们研究《水浒》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梁山泊的门厅改换之后,上山人物的社会背景和出身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再也没有那种“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之徒了,社会上有身份的、有地位的和有技术的人纷纷上山。非但如此,在山寨同官府作战的过程中,上山的人大都是正直而又勇敢的军官,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而这些新人的入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泊人员的组织结构。于是,梁山泊失去了往日作为犯罪之人的避难所的职能,它的第二社会的理想性质和它的最高首领的道德人品成为吸引天下豪杰的东西则是我们应该读出来的内容,更不用说一面迎风招展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也吸引了山外和山下人的眼球。
书的第18回在写生辰纲东窗事发后,朝廷派人辑捕晁盖等一干人时,你听阮小二、阮小七是怎样骂何涛的:“老爷弟兄三个,从来只爱杀人放火!”“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如果说上述的话,可以看成是阮氏兄弟的“自供状”的话,那么看一下书的第27回,武松和张青在交了朋友之后,“两人”闲聊期间,都说了写什么呢?书里明明写着“又说了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都是杀人放火之事”。可是书写到第61回,晁盖死后,宋江在采纳了吴用的计,把卢俊义请上山后,山寨已经是发生了重大的改观了,宋江用自豪的口气对卢俊义说:“员外可看‘忠义’二字”。当然,对于卢俊义这样的河北名流人物,“杀人放火”的那些事就说不来了。
事实是,梁山泊改换门厅后,提高了山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档次,在新首领宋江的领导下,梁山泊事业进入到了晁盖生前虽然能够意识到、但死后却没有可能阻止的新阶段了。客观的分析这样的情况,我以为正确的结论应该这样的做,是说如果晁盖在生前对于山寨事业的发展有一种明确的计划和为实现计划而制定出了明确的路线和方针,那么,宋江好像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篡权”的人,情况不是这样啊,晁盖的“义”路到底要走向何方?生前的晁盖也是心中无数的啊!而宋江,一开始掌握权力,就立即挑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宣示了山寨应该走的路线,因此,我认为,晁盖死后,山寨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尽在情理之中。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晁盖的榻前“遗嘱”不合情理、法理,所以难以执行。
书的第67回写到,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按理,晁盖的榻前“遗嘱”就应该被执行,书也是写了这一档事情:
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
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
‘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
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雠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
‘小弟德薄才,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
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员外堂堂一表,凛一躯,众人无能得
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於富
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又非众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
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一发众人无能得及。
员外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
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
’
议论的结果是,晁盖的“遗嘱”无效,宋江卸去了“代理”二字,正式地坐上了山寨第一把交椅,按照“遗嘱”应坐第一把交椅的卢俊义却坐了第二位(这可能是对“遗嘱”的尊敬),于是,“遗嘱”的事情就此给摆平了。晁盖生前于宋江的那一点罅隙,也随之山寨事业的承前启后而给消弭了。自然而然,普通读者们也是读不出宋江要“架空”晁盖的“阴谋”的。
论述到这里,我需做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晁盖的“遗嘱”其所以不能够被执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继晁盖之后,宋江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虽然宋江对于自己如何不如新近上山的卢俊义例举了“三件”,但是一个组织的结构的内在稳定性却是牢固存在的,并且由晁盖创立的首领的排座次秩序,也支持被卢俊义资格老的宋江接班,因此,理应属于宋江的第一把交椅是别人坐不上去的。
(八)论宋江虽然改变了晁盖的政治路线,但却继承了晁盖所创立的政治秩序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路线的改变,为宋江全面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铺平了道路,作为山寨的第一位首领,他为山寨准备已久的招安政治就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了啊!因此,当宋江在最后第亮出了招安的底牌时,反对之人尽管相当有力量,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兄弟都是招安的铁杆反对者,但是,他们在山寨上的座次决定了他们改变不了宋江主张。山寨上实行的是第一把交椅上座者之责任制啊!
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是宋江路线的忠实拥护者,紧接着的吴用和公孙胜,没有对宋江的主张表示任何意见,再后的朱武、柴进又是宋江的心腹,所以这之后出了一个反对的林冲,是排在第7位的人,况且他本身又是一个教头出身,在拥护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时,且是不遗余力;因此,他的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李逵虽然在反对招安上口无遮拦,甚至在听了乐和演唱的宋江新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敢于公开骂娘:“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但是宋江发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就可以平息事端了。在梁山上,谁不知道宋江与李逵的铁杆关系呢?若是要李逵在宋江和他的政治路线之间作出选择,谁个不认为他是跟人不跟线的哩?
倒是吴用这个人得需要说一说。宋江和吴用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晁盖的庄上,他是晁盖的好朋友,就这一节文章的字面意义理解,此前他们并不认识,只是彼此听说过而已,但是谋面后,他们的关系一种维持到书的结尾。宋江死后,吴用和花荣闻讯后,“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因此,分析一下在晁、宋之间的吴用那时很有意思的。
首先吴用是晁盖线上的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倒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是一个政治上特别精明的人,所以,在宋江上山后成为山寨上的“明星”首领时,他又是“追星族”里的人,并且在多次的战争中同宋江住在一起,替他出谋划策,俨然成为宋江的人。吴用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他是梁山泊军事制度中核心人物,只是一心一意的地做军师,没有任何觊觎第一把交椅的野心,所以无论是对于晁盖和宋江来说,他都是忠心不二的拥护者。因此,在晁、宋政治的交替过程中,他所起的作用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只有他对于晁盖死前立下的谁当“梁山泊主”的“遗嘱”可以不顾,关于“遗嘱”他说:“晁天王虽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谁人敢当此位?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说。哥哥便可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别有计较。”可见,在宋江安然地坐上了“梁山泊主”位的时候,吴用是关键人物。自然,他和晁盖的情谊使人根本不会怀疑他在晁死后,背离晁;他和宋江在多次共事中形成的友谊也可以证明他在拥戴“梁山泊主”时,拥戴贤者。于是,他就成为梁山泊两种路线交替过程中的“粘合剂”了。
如果就上述问题,有人以为宋江做了“主”后,全部改变了晁盖所创立的一切,那显然是一种误会。宋江改变的仅仅是不很明确的晁盖的政治路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维护了晁盖所创立的山寨制度和秩序。认真地分析全书的结构,排座次的那一套是晁盖创立的,到宋江最后的排定108名好汉时,它才完成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此分析,在梁山秩序的维护上,他走的是晁盖路线,继承的是晁盖的事业。书第15回,在东溪村里,出现了第一次排座次,一共7个人;第二次是在火并王伦之后排,“11位好汉坐定”;第三次是在白龙庙排,29位好汉;第四次在金沙滩岸排,“40位头领坐下”,到108位好汉坐定时,晁盖创立的山寨秩序就发展到了顶峰了。
排座次是梁山泊的政治秩序,它之中预设着梁山泊政治的责任和政治的分工,并且也连带着梁山泊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范。而宋江——一个接了晁盖班的人,对之非但没有改变,而是发扬光大了。读了全书,我们虽然对于座次中的其他首领们的作用和责任不是很明确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于第一把交椅上的第一把手的作用,却看得明白。在第一次排座次时,只有7个人,对于谁当坐第一把交椅,也还是有过谦让,另外的几次,谁坐第一把交椅,都是反复谦让、协商后的结果(是有那么一点“民主”的意思),从书的内容看,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没有一个人对于排座次这样的行为发出过异议,梁山泊众英雄对于自己应该坐在第几位上没有产生过计较,更没有产生过争吵,好像都是高风格的。
梁山泊实行一种很初级的议事制度,不论是早先的“聚义厅”,还是后来的“忠义堂”都是梁山泊首领们议事的场所。在议事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畅所欲言,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言论的问题,受到山寨的处罚或者责备(言论自由)。都是兄弟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大、小所言的,这种由晁盖创立的制度在宋江手里,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自由化。兄弟们为山寨的事情说话没有任何的顾虑。晁盖是一个很威严的人,也许一些弟兄们可能心里怕他,约束自己的言论;宋江却是一个很随和、很活善的人,在他的领导下,想必大家心情是好的,只是在“宋公明慷慨话宿怨”一回中,公布了他招安主张后,众兄弟“当日饮酒,终不畅怀 ”(第71回)。
在说到晁、宋江关系的时候,上述的论述好像还不到位,因此,有必要推进一步。我假设:宋江在提出了招安政治时,晁盖没有死,那么,我有理由推断梁山泊可能会一分为二:宋江带一帮自人下山,投靠朝廷;晁盖领一帮子人坚守山寨。可是,这仅仅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况且我不是《水浒》的作者,因此,我只有解读书、理解书、批评书的权利,没有写书、续书的权利啊。明清之际的中国读者们没有很好的区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事,在在履行文学批评职能时,往往又兼起了文学创作的任务,那是需要我们现代人纠正的做法。
(九)论悲剧故事中的晁盖与宋江
“艺术的追求”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一书中说:“为探索人类的本能因被强压进腐朽可恶、全不相合的模子而演成的悲剧,古往今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于这样的结果,是一气呵成,还是抵啎互见,是经久不衰,还是昙花一现?这类问题,作者在属笔之初,就已视为无足轻重”。读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对于《水浒》作者所描写出来的晁、宋两位悲剧人物的理解,就多了几分的心思。我猜想作者在“属笔之初”,就可能把这两位人物“强压进”放进了“不相合”“悲剧”模子里。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日常生活,就不难发现某些在突然事故中死去的人,他们在死前的那一刻往往有着一种“寻死”的迹象。《水浒》里的晁盖之死,就属于这一种。曾头市之战发生前,梁山泊发生过多次大的战役,三次对祝家庄的战役,三山和打青州的战役,西去华州的重大军事行为以及收复芒砀山一伙“强人”的战争,晁盖都没有参与,都是像塔一样地坐镇山寨等候捷报,可是偏偏在曾头市的这一次战斗中,晁盖非要参加不可,宋江拦都拦不住,于是,晁盖就领着梁山弟兄们下山了,“宋江与吴用,公孙策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说也奇怪,“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依据中国的迷信,这是很不吉利的)。果然在这一次战斗中,晁盖中了史文恭的毒箭,回营后,不幸身亡。
晁盖的死是典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死得非常的遗憾,他离开了他创立的山寨,离开了与他情同手足的众兄弟,离开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最可能使他抱憾的还在于,他此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谁可以接他的班的问题,因此,他在死前只好把那第一把交椅空起来;如果说他在作出如此决定时,连宋江也被他看成是不合格人选,那么,他把谁可以最终坐上自己位子的事情交托给老天爷,岂不是心里充满了苦涩。
宋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领导人物,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在晁盖死后,他成功而又顺利地把众弟兄们领下山,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招安主张。在被招安后,他又领导梁山众弟兄们平辽、打田虎、打王庆,打方腊,把众多弟兄们的命就丢在了战场了。书的第119 回讲,到战争结束时,他身边剩下的弟兄只有27人,死的死,散的散,108个天上有星的人,就落了这样的下场。
招安政治实行的后果,是出乎宋江的想象的,他为弟兄们着想的动机倒是害了许多的弟兄之性命,于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彻底的失败了,对于招安他们一伙人的朝廷缺乏认识,对于他的死对头也没有看透,所以,他在喝下了被敌人下了毒的御酒时,自己一世的聪明和辛苦得来的功名都毁于一旦了,就这样,他怕李逵在他死后造反,又毒杀了李逵,使他为自己后世的名望考虑,杀死了自己最亲的兄弟……,读到这里,读者们何不按卷一问:名望就那么重要吗?
李逵、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后,双双上吊自杀,梁山英雄的灵魂就这样悲壮地飞上了天。
一部《水浒》,在轰轰烈烈的喜剧气氛中开了场,在冷冷清清的悲剧气氛中,收住了锣鼓,它演绎了25年时间里的伟大故事,揭示了人生命运中的那种不可能被人主宰的奥秘,从而给与它的粉丝们留下了无穷的享受、消遣、遗憾、思考和叹息。
2008-12-28 2009-2-13《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