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
——或者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
武振荣
序：黄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独立论坛》上掀起了一阵子讨论、谈论、辩论“文革”的热潮，也恰恰于这个时间上，斑竹帮助我登陆了论坛，我趁机发了几个帖子，想不到还引起了几个朋友的兴趣。因而这就使我放弃了原先的写作计划，想写几篇通俗的东西，把我认为应该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见解拿出来以资大家谈论。正因为这是“谈话”，所以我想到哪就说到哪，其文字也是披头散发，不成体统，还愿朋友们谅解。
1、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如果我们对上述话要做一个解读，那么我认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人。这样以来有人就要问：外国人为什么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因此它具有“人类”意义，这和我们中国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道理一样简单。
2、“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用中国现在的行话讲，专利权是谁的？
据《陈伯达传》一书的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看，它的“发明者”叫姚溱，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权且认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5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5人小组’，在此以前，这个小组一直称‘5人小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后“文化革命”又多了个“大”字，就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个就这个“产物”的“生产”现象来看来，不怎么样。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几个阶段？
就时间而言，可以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阶段）
第二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刘少奇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泽东阶段）
第四阶段是有争议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假设”意义上的阶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阶段：毛、林、江、华阶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吗？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况后，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第三阶段”“否定”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又“否定”了“第一阶段”，在短短的6月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出现了如此的混乱的局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我首先说它是“共产党社会的动乱”、“共产党秩序的动乱”、“共产党高层的动乱”和“共产党内部的动乱”——这是千真万确，用一句俗话讲，共产党“乱了套”！就抓住这一点，别说在40年前，共产党“乱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它“乱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运动——不就是要叫“共产党乱套”吗？
可是，就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怪得出奇，有些人却说40年前的“共产党乱套”“不好”；拥护共产党的人，说“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也说“不好”，那些反对时特别起劲的、想把共产党一下子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亦说“不好”，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实”。这样的“现实”是怎样“造就”的——姑且不问，单单就这个“现实”的荒谬性看，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以为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变质”，人民就“炮打”了它，结果是“好人遭了殃”？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和普通干部的运动时，不少的人就叫嚷着：“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反驳道：“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解读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林彪说它“一句顶一万句”），那个“敌人”是谁呢？原来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有人说毛所说的“敌人”是指“地、富、反、坏、右”，其实不对，自从“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这些人就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上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来，根本不存在“乱与不乱”的问题，真正的是“乱”了共产党，除了军队师以下的机关外（部队军以上机关也造反。1968年我当新兵到兰州军区参加会议，就看到军区大院内残留的“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标语。标语中的三位是兰州军区的最高领导）外，全国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被“造反”的人民给“打烂”了，当权派被人民“批斗”，党员没有处缴党费，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也没有办法发展“新党员”，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党员，脱去了“中共党员”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纷纷造反……中国共产党在一夜间就“垮”了的事实，在4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留意啊！今天，有人喊“退垮共产党”，我不反对，但是就我们中国人的经验讲，共产党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图像在今天复活一下，就是说，如果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这几个人好比是当年的毛、林、周，安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各省都乌呼哀哉”（毛泽东语），各市、县也都跟着“乌呼哀哉了”……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局面？你们说一说？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你不欢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反之，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拥护它，为它的到来欢呼，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么只要你胳膊上缠个红布条，你就是红卫兵了。
5、人民“炮打”当权派对不对？
民主的回答是：“对！”，不管被“炮打的当权派”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只要人们认为他们不顺眼（“不顺眼”是土话，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是“厌倦”）就可以“炮打”——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民运用这种权利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按照这个意思推论，1966年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对此的“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完全应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如果出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理由”，其行为有没有价值？
譬如说，事后证明刘少奇不是“工贼”，王光美也不是“特务”，邓小平不是给他（她）们“摇鸡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却以此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们，这到底对不对？
回答：如果说刘、王、邓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样，那么你用大字报说我是“工贼”，说我老婆是“特务”，你就在法律上“攻击”了我、“诬蔑”了我，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谁叫刘、王、邓是“公众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公众人物”是普通人发泄怨愤的一个出气筒。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想做“公众人物”，但是因为“名额有限”，95%的人只能沦为普通人，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许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上帝又给普通人“造”了“嫉妒”“公众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这个“心”，那么普通人因“嫉妒”“公众人物”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美国人的性生活是那么的混乱，但是总统搞了个女人，大家就闹着要“翻天”，一派人发誓要把总统“拉下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就凭这一点分析，在我们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民主”，那么“炮打”“刘、邓”时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我不知道我们一些中国人中了那门子的邪，偏偏要说民主就是“动乱”。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当权派”是一种公民民主的权利，正因为它是一种权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时候就不存在“理由问题”。在民主的教科书中有一种“无理由”理论，就是说一项有关公民权利运用的行为并没有“理由”的必然预设，——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选票上为什么只化圈的缘故，那个圈内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说“理由”进去后就化为了“O”，因此，没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实现了平等。职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和“没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是不分轩轾的。
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精华之一就是人民获得、并且广泛地运用了“炮打”当权派的权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运动？除了这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中国人都是奴隶。在把这个“伟大”的时期“否定”之后，一大群连人都不如的“狗”尚可以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
7、为什么不“炮打”毛泽东？
要回答这个问题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因此，我想用一个现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说明这个问题，搞一个旁敲侧击。1989年，在学生运动兴起后，大学生们并不反对李鹏，而主要是反对赵紫阳，说他带头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说他搞腐败，社会流传“总书记的儿子倒彩电”（89运动反对“官倒”）的顺口溜——这都是事实吧，但是没有过多少天，当学生们从“小道消息”中知道赵是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出兵“镇压”，怎么样呢？不要说是大学生们对赵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全国的工人、农民也都改变了看法，伙计，赵仅仅是“同情”，反对“出兵”，就凭这样他的事情他的政治身价在一夜间就增长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惯赵紫阳的，连对他的那一口带地方味的话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时，我个内心中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对他的敬意，好象他一突然给“伟大”起来了。人就是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小时甚至10分种内，人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在运动中或者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加突出，用“孙悟空72变”的话都不足于说明它。
议论至此，请允许我做一个假设（你不要反对“假设”，20世纪流行的最值得纪念的思想就是“科学即假设”）进一步展开来说明我谈论中的话题：在1989年5月“21日”，赵紫阳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中国那时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当真如此），搞了一个〈〈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告，并且在电视上播放……情况会怎么样？又如果在5月18日这一天，赵紫阳不是“哭丧着脸”（邓小平语）去劝学生“别饿死自己”，而是写了一张〈〈炮打邓小平——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说：“……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号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你不喊“赵紫阳万岁”才怪呢？
上述针对赵紫阳所做的假设，在1966年的中国却不是“假设”，而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两个通令”是毛搞的，当时中国电视没有普及，所以毛在广播上广播，8月5日他写了上述大字报，也在广播上发表。我的问题是，上述“假设”中的事情迟了23年，我们中国人认为它是对的，早了23年，我们却又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民主搞不起来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这儿。
8、1966年中国人喊“毛主席万岁”是人民愚昧的表现吗？
还是先从赵紫阳说起吧，若直接说毛——我们中国人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原先的声音，我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听不进去，何况我说话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达不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在“89运动”中（我在过去叫它“5。13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不是实权派）赵紫阳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学生运动，反对镇压（而不是“保护”）学生运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国无紫阳，民无指望”的口号，如果他象毛那样地“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运动，中国就必然会充满“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既然说到了“万岁”的问题，那么的确在中国有人喊“赵紫阳万岁”。〈〈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载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写到：“据说一年前，有一次”赵紫阳“趁门卫没留意溜到了灯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们在见到他时，都十分警愕，激动不已，纷纷向他问候致敬，人群中还有人喊‘赵紫阳万岁’”。
由此我们的思维推到23年前，当共产党内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绝大多数人认为1966年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时，毛作了那样的一番表态，公开支持了学生们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怎么能够不招致人民中间“万岁”之声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产“救世主”、“伟大人物”——这一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吃错了药，殊不知伟大的孟得斯鸠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指出“专制政治永远是高举着的铁拳，……而民主政治才产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万岁”，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们骂他的“娘”——这恰恰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因此，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权利，亦有对他们三呼万岁的权利，全在于他们的作为如何影响人民。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话，那么在“10年”时间内，人民——中国人民——由喊“毛主席万岁”到喊“打倒现代秦始皇”——就可以读出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的里程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自由”的收藏夹中，却夹着“人民错误”的一页。因此，中国民运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说在念“民主之经”时，不要选错了“本子”——这一点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写作〈〈1966年的故事〉〉时就已经把“66运动”看成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后来，我发现陈泱潮先生和我持同样见解。
9、
胡平 : 毕时圆和季逵说得对。文革中始终如一的原则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思想，谁就是反革命，就专谁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Click:15]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着你所说的那一条原则，非但是一条原则，简直可以说它是“铁则”，但是我做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若对“铁则”在运动过程中如何被执行的情况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那就非常错误了。我的看法是从“理论”上讲，“谁反对毛主席……”，一定会被“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反对”的行为是简单的，譬如写一张“炮打毛泽东”的大字报，那么你的观点就立马成功，此人会立即被“专政”——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是老兄——别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反对”的行为如果复杂一点，并且是向我当年所参加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那样的“自治组织”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个“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外衣”，那么情况会这样呢？你说“专政”，由谁“专”呢？“公、检、法”被“砸烂了”，谁来搞？你必然说由造反派组织来搞，天啦，造反派组织从一出“娘胎”就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难道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头头，对方叫“兴造司”，两派战争一直打到人民运动消解的1969年4月为止也没有弄清楚谁到底“反对毛主席”，谁到底“拥护毛主席”——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中的最基本的事实？这样以来，你说的那个“始终如一的原则”就不了了之了！“铁则”变成了麻花——这就66事变中的辩证法！如果说辩论要以“事实”为底实的话，那么我可以还举出以下的事实：（1）《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被公认是毛的“杰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许多话被当成了“毛主席语录”来用，反对它就等于“反对毛主席”这没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说的一样，你写一张“炮打《16条》”的大字报是要被“专政”的，可是，在人类生活中，“反对”的形式如果变化了一些，情况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16条》中明文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结构……是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备委员会……”，它行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16条》广播的当天，我当时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专门整老师，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事件的90%就集中发生在这个时候）就立马成立了“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16条》就这样给“雷厉风行”地落实了。那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扑方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的事情哪个不知晓？我所说的66运动中的基层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产党组织，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这个按照《16条》的方式产生的“权力机构”的事情没有参加“文革”的人不会知道，因此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有情可原，但是参加过的人如果回避了它，不就是错误的吗？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都被“打烂”了，连半个都没有留下，如果说它是“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自治人民运动的“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毛吗？（2）毛从运动一开始，就要求人民团结起来，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听他的呢？我们照搞不误，他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理由要分成为两派”，我们听了吗？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分成为两派，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人民运动的基本“事实”吗？就这个“事实”讲，人民是“打着毛的旗帜反毛”——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的“始终如一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办法被人遵守，假设人在“主观”上想遵守它。（3）从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已经被中国人民“打倒”、“打烂”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消解了人民自治组织，到最后，所有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毛又要人民“斗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够不厌恶他吗？谁心里服呢？1971-1973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位成员，被省军区派到陕西石棉矿去挖“工人阶级”派性的“根子”，我们挖了3年，最后哄上级说“挖完了”，其实呢？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以挖完呢？派性这东西根源于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时候，派性是公开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会中，它是“暗藏”的——这就是我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经验。美国人公开分成两大派，韩国人是三大派，中国在66运动中也两大派、三大派，从66运动失败后，我们的人民都是一派，“团结紧得”象一根绳。因此，我认为：民主、自由这东西你若不在人公开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万年也找不到。我设想今天早上，中国有了民主，还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为两大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主张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认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对，那么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对了，道理吗？就如此简单。说得太多了，作一个小结：在最简单的“反对”毛的行为中，你的“始终如一原则”可以“贯彻”，但是问题如果稍微复杂了一点，它就不适用了，再复杂一点，它就“完全彻底”的不管用了。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毛的行为和形式只有一种，象“炮打刘少奇”那样（张志新就是这个方式），那么，你说得完全对，若有了二种、三种，它或者它稍微变了个相，你至少没有研究它。
2006-5-20于首尔（未完待续）
——或者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
武振荣
序：黄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独立论坛》上掀起了一阵子讨论、谈论、辩论“文革”的热潮，也恰恰于这个时间上，斑竹帮助我登陆了论坛，我趁机发了几个帖子，想不到还引起了几个朋友的兴趣。因而这就使我放弃了原先的写作计划，想写几篇通俗的东西，把我认为应该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见解拿出来以资大家谈论。正因为这是“谈话”，所以我想到哪就说到哪，其文字也是披头散发，不成体统，还愿朋友们谅解。
1、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如果我们对上述话要做一个解读，那么我认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人。这样以来有人就要问：外国人为什么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因此它具有“人类”意义，这和我们中国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道理一样简单。
2、“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用中国现在的行话讲，专利权是谁的？
据《陈伯达传》一书的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看，它的“发明者”叫姚溱，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权且认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5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5人小组’，在此以前，这个小组一直称‘5人小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后“文化革命”又多了个“大”字，就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个就这个“产物”的“生产”现象来看来，不怎么样。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几个阶段？
就时间而言，可以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阶段）
第二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刘少奇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泽东阶段）
第四阶段是有争议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假设”意义上的阶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阶段：毛、林、江、华阶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吗？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况后，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第三阶段”“否定”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又“否定”了“第一阶段”，在短短的6月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出现了如此的混乱的局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我首先说它是“共产党社会的动乱”、“共产党秩序的动乱”、“共产党高层的动乱”和“共产党内部的动乱”——这是千真万确，用一句俗话讲，共产党“乱了套”！就抓住这一点，别说在40年前，共产党“乱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它“乱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运动——不就是要叫“共产党乱套”吗？
可是，就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怪得出奇，有些人却说40年前的“共产党乱套”“不好”；拥护共产党的人，说“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也说“不好”，那些反对时特别起劲的、想把共产党一下子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亦说“不好”，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实”。这样的“现实”是怎样“造就”的——姑且不问，单单就这个“现实”的荒谬性看，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以为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变质”，人民就“炮打”了它，结果是“好人遭了殃”？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和普通干部的运动时，不少的人就叫嚷着：“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反驳道：“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解读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林彪说它“一句顶一万句”），那个“敌人”是谁呢？原来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有人说毛所说的“敌人”是指“地、富、反、坏、右”，其实不对，自从“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这些人就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上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来，根本不存在“乱与不乱”的问题，真正的是“乱”了共产党，除了军队师以下的机关外（部队军以上机关也造反。1968年我当新兵到兰州军区参加会议，就看到军区大院内残留的“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标语。标语中的三位是兰州军区的最高领导）外，全国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被“造反”的人民给“打烂”了，当权派被人民“批斗”，党员没有处缴党费，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也没有办法发展“新党员”，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党员，脱去了“中共党员”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纷纷造反……中国共产党在一夜间就“垮”了的事实，在4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留意啊！今天，有人喊“退垮共产党”，我不反对，但是就我们中国人的经验讲，共产党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图像在今天复活一下，就是说，如果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这几个人好比是当年的毛、林、周，安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各省都乌呼哀哉”（毛泽东语），各市、县也都跟着“乌呼哀哉了”……朋友们——这是一个什么局面？你们说一说？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你不欢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反之，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拥护它，为它的到来欢呼，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么只要你胳膊上缠个红布条，你就是红卫兵了。
5、人民“炮打”当权派对不对？
民主的回答是：“对！”，不管被“炮打的当权派”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只要人们认为他们不顺眼（“不顺眼”是土话，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是“厌倦”）就可以“炮打”——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民运用这种权利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按照这个意思推论，1966年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对此的“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完全应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当权派的行为如果出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理由”，其行为有没有价值？
譬如说，事后证明刘少奇不是“工贼”，王光美也不是“特务”，邓小平不是给他（她）们“摇鸡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却以此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们，这到底对不对？
回答：如果说刘、王、邓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样，那么你用大字报说我是“工贼”，说我老婆是“特务”，你就在法律上“攻击”了我、“诬蔑”了我，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谁叫刘、王、邓是“公众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公众人物”是普通人发泄怨愤的一个出气筒。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想做“公众人物”，但是因为“名额有限”，95%的人只能沦为普通人，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许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上帝又给普通人“造”了“嫉妒”“公众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这个“心”，那么普通人因“嫉妒”“公众人物”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美国人的性生活是那么的混乱，但是总统搞了个女人，大家就闹着要“翻天”，一派人发誓要把总统“拉下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就凭这一点分析，在我们中国近57年的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民主”，那么“炮打”“刘、邓”时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我不知道我们一些中国人中了那门子的邪，偏偏要说民主就是“动乱”。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当权派”是一种公民民主的权利，正因为它是一种权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时候就不存在“理由问题”。在民主的教科书中有一种“无理由”理论，就是说一项有关公民权利运用的行为并没有“理由”的必然预设，——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选票上为什么只化圈的缘故，那个圈内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说“理由”进去后就化为了“O”，因此，没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实现了平等。职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和“没有”理由的“炮打”当权派是不分轩轾的。
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精华之一就是人民获得、并且广泛地运用了“炮打”当权派的权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运动？除了这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中国人都是奴隶。在把这个“伟大”的时期“否定”之后，一大群连人都不如的“狗”尚可以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
7、为什么不“炮打”毛泽东？
要回答这个问题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因此，我想用一个现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说明这个问题，搞一个旁敲侧击。1989年，在学生运动兴起后，大学生们并不反对李鹏，而主要是反对赵紫阳，说他带头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说他搞腐败，社会流传“总书记的儿子倒彩电”（89运动反对“官倒”）的顺口溜——这都是事实吧，但是没有过多少天，当学生们从“小道消息”中知道赵是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出兵“镇压”，怎么样呢？不要说是大学生们对赵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全国的工人、农民也都改变了看法，伙计，赵仅仅是“同情”，反对“出兵”，就凭这样他的事情他的政治身价在一夜间就增长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惯赵紫阳的，连对他的那一口带地方味的话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时，我个内心中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对他的敬意，好象他一突然给“伟大”起来了。人就是这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小时甚至10分种内，人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在运动中或者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加突出，用“孙悟空72变”的话都不足于说明它。
议论至此，请允许我做一个假设（你不要反对“假设”，20世纪流行的最值得纪念的思想就是“科学即假设”）进一步展开来说明我谈论中的话题：在1989年5月“21日”，赵紫阳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中国那时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当真如此），搞了一个〈〈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告，并且在电视上播放……情况会怎么样？又如果在5月18日这一天，赵紫阳不是“哭丧着脸”（邓小平语）去劝学生“别饿死自己”，而是写了一张〈〈炮打邓小平——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说：“……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号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你不喊“赵紫阳万岁”才怪呢？
上述针对赵紫阳所做的假设，在1966年的中国却不是“假设”，而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两个通令”是毛搞的，当时中国电视没有普及，所以毛在广播上广播，8月5日他写了上述大字报，也在广播上发表。我的问题是，上述“假设”中的事情迟了23年，我们中国人认为它是对的，早了23年，我们却又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民主搞不起来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这儿。
8、1966年中国人喊“毛主席万岁”是人民愚昧的表现吗？
还是先从赵紫阳说起吧，若直接说毛——我们中国人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原先的声音，我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听不进去，何况我说话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达不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在“89运动”中（我在过去叫它“5。13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不是实权派）赵紫阳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学生运动，反对镇压（而不是“保护”）学生运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国无紫阳，民无指望”的口号，如果他象毛那样地“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运动，中国就必然会充满“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既然说到了“万岁”的问题，那么的确在中国有人喊“赵紫阳万岁”。〈〈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载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写到：“据说一年前，有一次”赵紫阳“趁门卫没留意溜到了灯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们在见到他时，都十分警愕，激动不已，纷纷向他问候致敬，人群中还有人喊‘赵紫阳万岁’”。
由此我们的思维推到23年前，当共产党内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绝大多数人认为1966年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时，毛作了那样的一番表态，公开支持了学生们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怎么能够不招致人民中间“万岁”之声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产“救世主”、“伟大人物”——这一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吃错了药，殊不知伟大的孟得斯鸠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指出“专制政治永远是高举着的铁拳，……而民主政治才产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万岁”，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们骂他的“娘”——这恰恰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因此，人民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权利，亦有对他们三呼万岁的权利，全在于他们的作为如何影响人民。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话，那么在“10年”时间内，人民——中国人民——由喊“毛主席万岁”到喊“打倒现代秦始皇”——就可以读出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的里程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自由”的收藏夹中，却夹着“人民错误”的一页。因此，中国民运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说在念“民主之经”时，不要选错了“本子”——这一点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写作〈〈1966年的故事〉〉时就已经把“66运动”看成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后来，我发现陈泱潮先生和我持同样见解。
9、
胡平 : 毕时圆和季逵说得对。文革中始终如一的原则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思想，谁就是反革命，就专谁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Click:15]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着你所说的那一条原则，非但是一条原则，简直可以说它是“铁则”，但是我做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若对“铁则”在运动过程中如何被执行的情况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那就非常错误了。我的看法是从“理论”上讲，“谁反对毛主席……”，一定会被“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反对”的行为是简单的，譬如写一张“炮打毛泽东”的大字报，那么你的观点就立马成功，此人会立即被“专政”——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但是老兄——别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反对”的行为如果复杂一点，并且是向我当年所参加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那样的“自治组织”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个“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外衣”，那么情况会这样呢？你说“专政”，由谁“专”呢？“公、检、法”被“砸烂了”，谁来搞？你必然说由造反派组织来搞，天啦，造反派组织从一出“娘胎”就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难道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头头，对方叫“兴造司”，两派战争一直打到人民运动消解的1969年4月为止也没有弄清楚谁到底“反对毛主席”，谁到底“拥护毛主席”——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中的最基本的事实？这样以来，你说的那个“始终如一的原则”就不了了之了！“铁则”变成了麻花——这就66事变中的辩证法！如果说辩论要以“事实”为底实的话，那么我可以还举出以下的事实：（1）《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被公认是毛的“杰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许多话被当成了“毛主席语录”来用，反对它就等于“反对毛主席”这没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说的一样，你写一张“炮打《16条》”的大字报是要被“专政”的，可是，在人类生活中，“反对”的形式如果变化了一些，情况却发生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16条》中明文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结构……是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备委员会……”，它行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16条》广播的当天，我当时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专门整老师，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事件的90%就集中发生在这个时候）就立马成立了“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16条》就这样给“雷厉风行”地落实了。那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扑方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主任”的事情哪个不知晓？我所说的66运动中的基层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产党组织，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这个按照《16条》的方式产生的“权力机构”的事情没有参加“文革”的人不会知道，因此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有情可原，但是参加过的人如果回避了它，不就是错误的吗？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都被“打烂”了，连半个都没有留下，如果说它是“毛主席”为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自治人民运动的“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毛吗？（2）毛从运动一开始，就要求人民团结起来，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听他的呢？我们照搞不误，他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理由要分成为两派”，我们听了吗？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分成为两派，这难道不是1966年中国人民运动的基本“事实”吗？就这个“事实”讲，人民是“打着毛的旗帜反毛”——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的“始终如一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办法被人遵守，假设人在“主观”上想遵守它。（3）从1969年4月1日，毛恢复了已经被中国人民“打倒”、“打烂”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消解了人民自治组织，到最后，所有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毛又要人民“斗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够不厌恶他吗？谁心里服呢？1971-1973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宣队”的一位成员，被省军区派到陕西石棉矿去挖“工人阶级”派性的“根子”，我们挖了3年，最后哄上级说“挖完了”，其实呢？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以挖完呢？派性这东西根源于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时候，派性是公开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会中，它是“暗藏”的——这就是我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经验。美国人公开分成两大派，韩国人是三大派，中国在66运动中也两大派、三大派，从66运动失败后，我们的人民都是一派，“团结紧得”象一根绳。因此，我认为：民主、自由这东西你若不在人公开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万年也找不到。我设想今天早上，中国有了民主，还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为两大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主张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认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对，那么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对了，道理吗？就如此简单。说得太多了，作一个小结：在最简单的“反对”毛的行为中，你的“始终如一原则”可以“贯彻”，但是问题如果稍微复杂了一点，它就不适用了，再复杂一点，它就“完全彻底”的不管用了。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毛的行为和形式只有一种，象“炮打刘少奇”那样（张志新就是这个方式），那么，你说得完全对，若有了二种、三种，它或者它稍微变了个相，你至少没有研究它。
2006-5-20于首尔（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