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网友谈“文革”（3）
武振荣
14、
作者: 海壁 向武振荣先生提个问题 2006-5-21 05:02 [Click:18]
您在与《独立评论》网友谈“文革”（1）和（2）中，把自己的观点集中起来，使人容易阅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希望您保持。因为您关于文革的文章不但多，而且长，使人不容易掌握。其实本网站关于文革的讨论在笔者看，主要的分歧在于“两个文革”与“一个文革”之争。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论点，用郑义先生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按照毛的日程表，夺权之后，文革可以胜利结束了。但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武器，一个深刻的……
答海壁：你说的“分歧在于……”的话很对，所以《与网友谈“文革”（3）》就从回答你的问题写起。现在我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如果是由从上到下的共产党组织执行，那么你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就会是非常标准的、一点儿也不走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反右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等共产党运动的重新演，哪里会有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或我说的“66运动”，没有，根本没有！但是“王牌文件”如果由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之类的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所临时拼凑起来的自治组织去“执行”、“贯彻落实”，而全国各地的自治组织又都毫无例外地分裂成为两派，那么怎么会有共产党运动呢？因此就出现了“人民文革”或66运动。这期间的确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中国那么多的谈论“文革”的人，其中包括了许多“文革问题专家”，谁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下过功夫研究呢？“否定文革”的人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研究文革”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在300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标准的一场民主运动上留下的烙印。
15、要解读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的这个事实，是不是应该先从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中生产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得到了认可？
就当时情况着眼，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阵营”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毛主义的“异端”走上了不可挽救道路的表现，因此，国际社会对它的批判不是来自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坚决紧跟毛主义的倒只有阿尔巴尼亚这只孤单的欧洲“山鹰”，朝鲜是面和心不和，越南是和稀泥，因此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股共产主义的“异端思想”“异端思潮”把中国引导到了一个脱离传统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今天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能够“成功”地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原因也存在于在这个“异端”大发展时期。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如果说在这个“异端”的时期，存在着一种“异质”的东西，那么，你对“共产党文革”的看法也不会僵死到一成不变的地步。
我在上面已经说出了“文化革命”的“专利权”应该归姚溱，但是姚这个人到今天为止知道他的没有几个，因此，毛的“专利权”来路不正的问题刘自立好象没有涉及到，他用毛的“专利权”的方式反对刘国凯就很有些“法学味”。其实，进一步的分析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刘自立的毛的“专利权”的观点似乎也有成立的理由，因为这到底是一个政治上的“专利”，而那些在政治上没有相当“能量”的人即使创造出了“文化革命”的名词，却没有可以“充实”其内涵的权力。所以“专利”归毛好象是专制时代权力安排的结果。
16、“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依照林彪的说法，“文革”起源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麦克法夸尔把它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邓小平又闹到了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都是依据“左”的标准寻找到的时间。但是，我在毛泽东研究和文化大革命研究上一般不喜欢硬套“左、右”的框框，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出笼时期，并且在“延安整风”中坐胎成形。
17、从“文革”起源中可以观察到内涵吗？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提出了未来中国建设的共产党方案中的三大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因此，我们依据这个线索，把1949年中国大陆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把50年代伊始的一系列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运动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实，那么缺少的恰恰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块了，换一句话说，上述的“革命”已经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内容，而“文化”内容就是明显的缺位。因此，如果在毛的潜意识中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个人在主观意识上强烈地反对刘少奇于中共建政初期鼓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的言论，并且把它当成文化大革命中的“靶子”来“打”的行为恰恰说明了毛已经掉到了自己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的陷阱中不能够自拔了。因此，我认为所有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都是肤浅的，所以麦克法夸尔教授提出的“经济上的务虚与务实冲突”的论点是一个破坏；但是被麦教授看得很重要的“经济路线”在毛、刘的“路线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显然是已经被扩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所以我提出了应该在“文化”解读方面下功夫的论点，好象也是一个方法。如果我在解读“文化”时，可以把“思想”、“精神”、“意识”、“想象”、“幻想”等词中的意义添塞进去，并且用之作换置概念的实验，那么，也许你会最后地发现问题。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革命”，在时间的展开中“必然”要“乱套”的意思就被我“整理”出来了。就此你去分析毛泽东灌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文化”革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问题，你就不会给一个“虚妄”的东西灌“实在的内容”了，也许你只有看出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空”（“毛泽东被架空了”了是“文革”后期的普遍思潮，可惜我们从中没有寻找到价值）的，你才会发现1966年中国人民政治解放运动的实在“空间”。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二字还有这样的涵义，就是说中国农村、城乡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对比而言缺乏“运动”，文化大革命先从“文化界”开刀，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三家村”的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刀的人”也许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个1966年政治运动的特定时期（它在“3年”或“10年”“文革”中，最多只占3月的时间）却被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有的“反对”“文革”的人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图象定格在这个时间段上，这样以来，所有想使用更有价值的方式解读运动的人也就好象被被迫到“替法西斯主义辩护”的那个角落上去了……。
18、如何认识和评价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
在本文的（3）中，我把1966年5月16-8月5日的运动叫“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共产党17年以来一贯的政治运动的“结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此，这个运动应该怎样搞在8月5日毛提出“反抗意见”以前并不存在分歧，“全党”对运动看法、搞法不存在任何的疑问，因此我们假设这个运动“健康”地发展下去，那么叶剑英说的，“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多万人，整了1亿人”的话，就可以说不是“扯淡”。
19，“整人的共产党运动”你参加过吗？有什么印象？
要说印象，一句话：怕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的80-90%，都集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郭焕新自杀（未遂）时，用斧头在自己的头上砍出来的那一个可以看见头盖骨的大裂口的惨相至今都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兴平县教育局举办的按“5、16精神”部署的“关起门来整”老师的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上（我作为10%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习会，目的是要“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参加“战斗”，“闻一闻革命的火药味”），我县教育局局长高士姚喝剧毒身亡，尸首扭曲得象一具死猫，副局长付玉姚被逼疯了，郭校长带病结实批判，在批判中被迫得“装疯卖傻”，李熙老师在被批了一月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戴着“坏分子”帽子被送到生产队，许存浒老师，因一句话挨了几星期批判，刘志贤老师因为在救自杀的郭校长时放声大哭而被看成是“叛徒郭焕新的孝子贤孙”受到了连续几星期的批判，30多位老师“全部上楼”（刘少奇语），只有一位新近参加工作的罗老师轻松地“下了楼”，其他所有老师“身上即使没有垢痂，也要搓出来！”（详情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网友鲁肃下面的话不错：
作者: 鲁肃 “文革”好比脓疮破裂，难说一定不好，王司令先别就那么定了 2006-5-21 16:59 [Click:69]
文革，如果孤立地看是一回事，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就会有不同结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罪，黑崽子么，没得可说。但如果没有文革，难道我就不是黑崽子了么？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哪一样不比文革反动和黑暗得多？……我怎么看都觉得，十七年的恶毒专政，比文革更反动，也是直接导致文革必然会如此这般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文革，中国人也不有安居乐业平等生活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会有更大的精力用更铁的手腕去收拾异己甚至是莫须有的异己，文革中他们忙于内斗和自保，多少耽误了他们对别人的迫害，文革中惨死的人不少，但没有文革，按照十七年的势头，中国怕是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被残害。人们在说文革坏的时候在假想没有文革人们会过着自己的好日子，会有个平安的十年，用老江的话说，“你们也太天真了”，没有文革，中国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呢，……十七年是个大脓包，文革不过是这个大脓包的破裂而已，没有文革，那脓包会痊愈吗？没有文革，共产党只会更凶残，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受害，更暗无天日无处伸冤。共产党那么积极地否定文革，他怎么对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就没有同样的劲头？那些运动中受害者不是更多更无辜吗？霍霍，不过是文革冲击了他们自己而已，不过是文革第一次有了对他们的否定而已，你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良心发现吗？巴金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他怎么不提倡建立大跃进博物馆、反右博物馆、肃反博物馆、土改博物馆，还摆出良心的丑态、标榜自己“说真话”。真有良心，真说真话，那就为那些没人为他们说话的地富反坏右也说几句好了。没有文革，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农民的日子、普通人的日子未必会更好，多半却是更坏，文革是不好，但那是和正常社会比较，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的话，特别是考虑到它是在十七年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还被流氓毛泽东无耻地利用和出卖，俺实在是不敢就以为文革真得“不好”，没有文革，你在假设中国会怎样进行,在那种毫无根据的良好假设下否定文革，有何意义？
20、另一个“文革”是怎么生出来的？
我认为：是一个“怀疑”的“子宫”生产出了另一个“文革”！不了解这一点，就认识不了“文革”中的亿万人民行为，也就认识不到一个一贯“整人”的共产党运动怎么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难时期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口号：“怀疑一切！”
就以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说吧，1966年7-8月，当我们在“教师学习会”上违着良心在向我的老师们“开刀”时（用当时的流行话讲叫“割阑尾炎”），难道内心就不痛苦吗？谁的心不是肉长的呢？但是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面前，谁也不敢表现出哪怕半点的不满？因此任何人都在咬着牙“整”别人，在“整”的过程中，“挨整的人”的狼狈处境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悲惨图象，如果说这个藏而不露的悲惨图象也是时时刻刻地提醒人自己注意：有朝一日，这一副图象又可能套在自己的头上——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截读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心理上的事实是中国人民政治大造反图象的“素描”的话，那么你从分析“素描”开始，然后去研究那个伟大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长卷画面”，你就不会对“画面”上的毛泽东“头像、语录、口号”做出与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模一样的理解了，什么是政治“符号”？什么是解放的“偶像”——这样的问题就难不倒你了，你就获得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自由，否则，你即使一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门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上有了自由。值得指出的：是在30多年的“文革”研究中，“符号”、“偶像”绊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精英人士”。
正因为所有参加或者目睹了“整”人场面的人的意识上都落下了一副悲惨的图象，对此的图象的心理逃避行为就造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广泛“怀疑”现象：这就是“憧憬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场面”吗？1966年，不仅仅是毛泽东在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在思考，象我这样的中学生在思考；不是爱思考，有思考的习惯，而是不由人？是生存的内在焦虑压迫去人思考，就此去嘴嚼“革命从来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法国革命史》）的米涅教导，你就会发现毛对“文革”的解释是非常肤浅的了。
21、红卫兵是怎么一回事？
1966年5月29日，在“5-16通知”产生不到13天的时间内，在颐和园的废址上（这是绝对有象征意义的，让“专家”去说吧），十几位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自发“聚”在一起（这是自由结社的条件一）自由的议论（这是自由结社条件二）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议论中，这些少年人头脑发胀了，竟然无视共产党社会用严厉的法律方式禁止人的自由结社行为，秘密地结成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在《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中，我把这个一天当成66运动的开始的日子，以区别与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5月16日。
这就是说，5月29日这一天，在共产党、共青团和官办学生会体制外“蹦”出了个红卫兵组织，因此，我说它是“石猴出世”，“石破天惊”！接到我上面所说过的话题，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叫“人民文革”。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名字虽然没有变，性质、内容、搞法、进程、目的、方法等全都变了，不但变了，而且变得面目全非，内容各异，因此对于这个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你另起一个名字，叫它“政治解放运动”或“66运动”又何尝不可呢？目前，在我们中国“精英人物”中间，就有这么一部分人的脑子给谷草塞实了，以至于“疯女人”（想象力）都无处藏身了。（未完待续）
2006-5-23（首发于《独立评论》）
武振荣
14、
作者: 海壁 向武振荣先生提个问题 2006-5-21 05:02 [Click:18]
您在与《独立评论》网友谈“文革”（1）和（2）中，把自己的观点集中起来，使人容易阅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希望您保持。因为您关于文革的文章不但多，而且长，使人不容易掌握。其实本网站关于文革的讨论在笔者看，主要的分歧在于“两个文革”与“一个文革”之争。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论点，用郑义先生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按照毛的日程表，夺权之后，文革可以胜利结束了。但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武器，一个深刻的……
答海壁：你说的“分歧在于……”的话很对，所以《与网友谈“文革”（3）》就从回答你的问题写起。现在我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如果是由从上到下的共产党组织执行，那么你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就会是非常标准的、一点儿也不走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反右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等共产党运动的重新演，哪里会有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或我说的“66运动”，没有，根本没有！但是“王牌文件”如果由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之类的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所临时拼凑起来的自治组织去“执行”、“贯彻落实”，而全国各地的自治组织又都毫无例外地分裂成为两派，那么怎么会有共产党运动呢？因此就出现了“人民文革”或66运动。这期间的确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中国那么多的谈论“文革”的人，其中包括了许多“文革问题专家”，谁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下过功夫研究呢？“否定文革”的人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研究文革”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在300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标准的一场民主运动上留下的烙印。
15、要解读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的这个事实，是不是应该先从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中生产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得到了认可？
就当时情况着眼，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阵营”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毛主义的“异端”走上了不可挽救道路的表现，因此，国际社会对它的批判不是来自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坚决紧跟毛主义的倒只有阿尔巴尼亚这只孤单的欧洲“山鹰”，朝鲜是面和心不和，越南是和稀泥，因此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股共产主义的“异端思想”“异端思潮”把中国引导到了一个脱离传统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今天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能够“成功”地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原因也存在于在这个“异端”大发展时期。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如果说在这个“异端”的时期，存在着一种“异质”的东西，那么，你对“共产党文革”的看法也不会僵死到一成不变的地步。
我在上面已经说出了“文化革命”的“专利权”应该归姚溱，但是姚这个人到今天为止知道他的没有几个，因此，毛的“专利权”来路不正的问题刘自立好象没有涉及到，他用毛的“专利权”的方式反对刘国凯就很有些“法学味”。其实，进一步的分析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刘自立的毛的“专利权”的观点似乎也有成立的理由，因为这到底是一个政治上的“专利”，而那些在政治上没有相当“能量”的人即使创造出了“文化革命”的名词，却没有可以“充实”其内涵的权力。所以“专利”归毛好象是专制时代权力安排的结果。
16、“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依照林彪的说法，“文革”起源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麦克法夸尔把它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邓小平又闹到了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都是依据“左”的标准寻找到的时间。但是，我在毛泽东研究和文化大革命研究上一般不喜欢硬套“左、右”的框框，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出笼时期，并且在“延安整风”中坐胎成形。
17、从“文革”起源中可以观察到内涵吗？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提出了未来中国建设的共产党方案中的三大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因此，我们依据这个线索，把1949年中国大陆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把50年代伊始的一系列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运动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实，那么缺少的恰恰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块了，换一句话说，上述的“革命”已经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内容，而“文化”内容就是明显的缺位。因此，如果在毛的潜意识中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个人在主观意识上强烈地反对刘少奇于中共建政初期鼓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的言论，并且把它当成文化大革命中的“靶子”来“打”的行为恰恰说明了毛已经掉到了自己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的陷阱中不能够自拔了。因此，我认为所有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都是肤浅的，所以麦克法夸尔教授提出的“经济上的务虚与务实冲突”的论点是一个破坏；但是被麦教授看得很重要的“经济路线”在毛、刘的“路线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显然是已经被扩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所以我提出了应该在“文化”解读方面下功夫的论点，好象也是一个方法。如果我在解读“文化”时，可以把“思想”、“精神”、“意识”、“想象”、“幻想”等词中的意义添塞进去，并且用之作换置概念的实验，那么，也许你会最后地发现问题。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革命”，在时间的展开中“必然”要“乱套”的意思就被我“整理”出来了。就此你去分析毛泽东灌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文化”革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问题，你就不会给一个“虚妄”的东西灌“实在的内容”了，也许你只有看出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空”（“毛泽东被架空了”了是“文革”后期的普遍思潮，可惜我们从中没有寻找到价值）的，你才会发现1966年中国人民政治解放运动的实在“空间”。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二字还有这样的涵义，就是说中国农村、城乡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对比而言缺乏“运动”，文化大革命先从“文化界”开刀，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三家村”的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刀的人”也许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个1966年政治运动的特定时期（它在“3年”或“10年”“文革”中，最多只占3月的时间）却被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有的“反对”“文革”的人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图象定格在这个时间段上，这样以来，所有想使用更有价值的方式解读运动的人也就好象被被迫到“替法西斯主义辩护”的那个角落上去了……。
18、如何认识和评价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
在本文的（3）中，我把1966年5月16-8月5日的运动叫“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共产党17年以来一贯的政治运动的“结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此，这个运动应该怎样搞在8月5日毛提出“反抗意见”以前并不存在分歧，“全党”对运动看法、搞法不存在任何的疑问，因此我们假设这个运动“健康”地发展下去，那么叶剑英说的，“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多万人，整了1亿人”的话，就可以说不是“扯淡”。
19，“整人的共产党运动”你参加过吗？有什么印象？
要说印象，一句话：怕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的80-90%，都集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郭焕新自杀（未遂）时，用斧头在自己的头上砍出来的那一个可以看见头盖骨的大裂口的惨相至今都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兴平县教育局举办的按“5、16精神”部署的“关起门来整”老师的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上（我作为10%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习会，目的是要“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参加“战斗”，“闻一闻革命的火药味”），我县教育局局长高士姚喝剧毒身亡，尸首扭曲得象一具死猫，副局长付玉姚被逼疯了，郭校长带病结实批判，在批判中被迫得“装疯卖傻”，李熙老师在被批了一月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戴着“坏分子”帽子被送到生产队，许存浒老师，因一句话挨了几星期批判，刘志贤老师因为在救自杀的郭校长时放声大哭而被看成是“叛徒郭焕新的孝子贤孙”受到了连续几星期的批判，30多位老师“全部上楼”（刘少奇语），只有一位新近参加工作的罗老师轻松地“下了楼”，其他所有老师“身上即使没有垢痂，也要搓出来！”（详情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网友鲁肃下面的话不错：
作者: 鲁肃 “文革”好比脓疮破裂，难说一定不好，王司令先别就那么定了 2006-5-21 16:59 [Click:69]
文革，如果孤立地看是一回事，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就会有不同结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罪，黑崽子么，没得可说。但如果没有文革，难道我就不是黑崽子了么？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哪一样不比文革反动和黑暗得多？……我怎么看都觉得，十七年的恶毒专政，比文革更反动，也是直接导致文革必然会如此这般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文革，中国人也不有安居乐业平等生活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会有更大的精力用更铁的手腕去收拾异己甚至是莫须有的异己，文革中他们忙于内斗和自保，多少耽误了他们对别人的迫害，文革中惨死的人不少，但没有文革，按照十七年的势头，中国怕是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被残害。人们在说文革坏的时候在假想没有文革人们会过着自己的好日子，会有个平安的十年，用老江的话说，“你们也太天真了”，没有文革，中国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呢，……十七年是个大脓包，文革不过是这个大脓包的破裂而已，没有文革，那脓包会痊愈吗？没有文革，共产党只会更凶残，只会有更多的无辜者受害，更暗无天日无处伸冤。共产党那么积极地否定文革，他怎么对土改肃反大跃进反右就没有同样的劲头？那些运动中受害者不是更多更无辜吗？霍霍，不过是文革冲击了他们自己而已，不过是文革第一次有了对他们的否定而已，你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良心发现吗？巴金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他怎么不提倡建立大跃进博物馆、反右博物馆、肃反博物馆、土改博物馆，还摆出良心的丑态、标榜自己“说真话”。真有良心，真说真话，那就为那些没人为他们说话的地富反坏右也说几句好了。没有文革，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农民的日子、普通人的日子未必会更好，多半却是更坏，文革是不好，但那是和正常社会比较，但如果和十七年比较的话，特别是考虑到它是在十七年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还被流氓毛泽东无耻地利用和出卖，俺实在是不敢就以为文革真得“不好”，没有文革，你在假设中国会怎样进行,在那种毫无根据的良好假设下否定文革，有何意义？
20、另一个“文革”是怎么生出来的？
我认为：是一个“怀疑”的“子宫”生产出了另一个“文革”！不了解这一点，就认识不了“文革”中的亿万人民行为，也就认识不到一个一贯“整人”的共产党运动怎么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难时期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口号：“怀疑一切！”
就以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说吧，1966年7-8月，当我们在“教师学习会”上违着良心在向我的老师们“开刀”时（用当时的流行话讲叫“割阑尾炎”），难道内心就不痛苦吗？谁的心不是肉长的呢？但是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面前，谁也不敢表现出哪怕半点的不满？因此任何人都在咬着牙“整”别人，在“整”的过程中，“挨整的人”的狼狈处境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悲惨图象，如果说这个藏而不露的悲惨图象也是时时刻刻地提醒人自己注意：有朝一日，这一副图象又可能套在自己的头上——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截读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心理上的事实是中国人民政治大造反图象的“素描”的话，那么你从分析“素描”开始，然后去研究那个伟大的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长卷画面”，你就不会对“画面”上的毛泽东“头像、语录、口号”做出与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模一样的理解了，什么是政治“符号”？什么是解放的“偶像”——这样的问题就难不倒你了，你就获得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自由，否则，你即使一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门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上有了自由。值得指出的：是在30多年的“文革”研究中，“符号”、“偶像”绊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精英人士”。
正因为所有参加或者目睹了“整”人场面的人的意识上都落下了一副悲惨的图象，对此的图象的心理逃避行为就造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广泛“怀疑”现象：这就是“憧憬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场面”吗？1966年，不仅仅是毛泽东在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在思考，象我这样的中学生在思考；不是爱思考，有思考的习惯，而是不由人？是生存的内在焦虑压迫去人思考，就此去嘴嚼“革命从来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法国革命史》）的米涅教导，你就会发现毛对“文革”的解释是非常肤浅的了。
21、红卫兵是怎么一回事？
1966年5月29日，在“5-16通知”产生不到13天的时间内，在颐和园的废址上（这是绝对有象征意义的，让“专家”去说吧），十几位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自发“聚”在一起（这是自由结社的条件一）自由的议论（这是自由结社条件二）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议论中，这些少年人头脑发胀了，竟然无视共产党社会用严厉的法律方式禁止人的自由结社行为，秘密地结成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在《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中，我把这个一天当成66运动的开始的日子，以区别与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5月16日。
这就是说，5月29日这一天，在共产党、共青团和官办学生会体制外“蹦”出了个红卫兵组织，因此，我说它是“石猴出世”，“石破天惊”！接到我上面所说过的话题，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叫“人民文革”。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名字虽然没有变，性质、内容、搞法、进程、目的、方法等全都变了，不但变了，而且变得面目全非，内容各异，因此对于这个由红卫兵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你另起一个名字，叫它“政治解放运动”或“66运动”又何尝不可呢？目前，在我们中国“精英人物”中间，就有这么一部分人的脑子给谷草塞实了，以至于“疯女人”（想象力）都无处藏身了。（未完待续）
2006-5-23（首发于《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