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人”与“错误人”

作者:武振荣  于 2010-11-14 07:0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

“糊涂人”与“错误人”

民主日记(16)

武振荣

20101112 星期五 (雨)

就在我写作这一组文章的前几天,《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在《独立评论》上推出了一篇短文《为什么我一再宣称"谁反共,谁就糊》,文章虽然短,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有价值,对于中国民运之现况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我在写作此篇文章时,无妨就此说事。洪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反共"是一件"糊涂"”可是,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乐于干“糊涂”的事,这也没办法啊!

干“糊涂事”的人,不就是“糊涂人”吗?百年民主革命的历史到今天还没有结出民主的“果子”??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我得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和中国国民党一样,都是“革命的政党”,都曾经掌握了“革命的政权”,但是,在近20-30年的时间中,共产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它已经完全地丧失或者背叛了它原初的“革命目标”,成为21的反动政党;而国民党呢?却与时俱进(江泽民吹了“与时俱进”的牛,而蒋经国却开了“与时俱进”的头),在世纪之交,和平地交出政权,完成了自己“革命”的“使命”,自己也因此变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主”政党。就此而言,在中国大陆搞民主的人,把“冷战时期”的“反共”继续作为民主的目标,倒也是情有可原,无论如何,民主在大陆是卸不掉一个“反”字。可是呢?对于这样的事情的处理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的技术”(武振荣论《论民主的技术》)来把握,那么,我们就被自己圈在了“民主=反共”的错误之中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这一组文章是为研究民主而写作的,因此,发表出来也不外是一个网上的帖子,即使这样,我是以写作严肃理论文章的态度写它的,因此,对于那种构不成“理论”的东西,我就不写。我一般不写作那种专门批判共产党错误的文章,因为此种错误在今天,中国人对它之认识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了,所以,就用不着我使用共产党过去常常用的“揭露法”了,退一步说,不是此一法不可用,而是共产党的错误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你不揭,它也是“露”的,因此,当前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如何把自己在百年时间里所经历过的民主的东西“修订成册”,以表明我们自己也有历史。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不民主的时代里,可我们有着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争取民主的历史。

你已经有了上面的历史,你就在此历史中出生、成长,而你的感受却是如此异样,把那些在你的感受中连十分之一份额都占不到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感受。所以,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在“错误”中摸爬滚打的人,而浑然不知自己的历史并非“错误”。

民主往往是“我”在个人肯定自我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地对于当时否定我的人和事以“错误”的“定位”,至于被“定位”了的人和事之“错误”到底怎样(性质如何?程度如何),民主的方式不会过于的纠缠;这样,民主的人就避免犯马克思、毛泽东的那种错误,即非得要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刨根问底,穷追猛打不可,到最后,民主的事情好像变成了对于“错误”的批判和声讨。

说到“错误”,人可能就是错误的产物,只是,这个哲学上的问题不应该被我们搬到“民运问题”中来。因此,我假设我们单个人有许多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可民主??这样的东西对于人的行为有着另外的计算方式,就是说,在民主演算过程中,错误若是可以作为计量的东西,它宁可采用“减法”,也不肯使用“加法”。所以,在民主理论中,人们若是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环境(如“不民主”),人对之的认知和处理也不应当是“错误”的。

上述的话需要一个实事的支持的话,那么,我提出一个美国的例子,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争论。

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如果一个生长美国的黑人说“我要当总统”,谁不笑掉大牙呢?在某些州的宪法中,黑人和白人是在被“隔离”状态下生活的,黑人不但享受不了世界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所应当赋予的人权,而且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实事上把他们当成“物”(而不是人)对待,就此,对于黑人来说美国“不民主”,可是,谁可以因而由此断定60年代前的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呢?站在黑人的观点上,不民主是一个实事,不是他们瞎编造的,可是对于一个白人居多数的美国来讲,美国是民主的;非但民主,就比较而言,它的民主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把上面的“美国”换成“中国”,把美国处于不民主境况中的黑人换成中国的“五类分子”,我的意思就出来了。因此,我的观点是,对于过去受到过“制度性”迫害的“五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来说,不民主意味着“无民主”那是自不待言的,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错误”之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别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如果中国人都这样看,这样说,事情就糟了。而今天,我们遇到的就是这种“糟事”,几乎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是单纯的“受害者”,而中国的民主文本也就是一个“受害者的文本”了。

在我们中国,一个适度的“受害者”感受是“民主”的,没有问题,可是一种过度的“受害者”感受却可以窒息民主的发展空间,对此,我们只意识到第一点,而没有意味到第二点。德国学者魏格林在“文革”40周年之际发表了《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书,其中有一个见解非常深刻,我很赞同,他说:“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的,中国人自1840年一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待,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受害者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变成了对下一代的加害者。如果每一个人把自己看做牺牲品,那么这个民族会丧失对历史的主体性认识于能力”。

其实,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对于中国民主和中国民主运动的独立研究。在研究中,我通过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的“回忆与理解”建立了我自己的“解放文本”,凡了解我那本书(《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人,就会发现,我在整理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和大家一样,是从“受害”的故事开始的,因此,在那个运动的第一阶段中,我当时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是以“17年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身份从事造反的,可问题是当“造反”行为无意识地给我自己建立了一个“解放”的新文本时,“受害者”那一页的历史就被我“揭”过去了,直到今天,它仅仅是我的“解放”的“收藏夹”中的一页,其价值服务于“解放”。

在上面,我已经说了,中国民主运动是一个强力运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解放自己的运动不是一个四平八稳,文质彬彬的行为,它需要解放者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它需要自己不断在政治上、精神上“强化”自己,可“强化”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适可而止的地点,它必须被推至于极端处才见精神,而在六六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数以千万计的文红卫兵和数以亿计的造反派人民都曾经站在那个极端点上;那点上写着“老子天下第一”几个大字。

吃了“洋饭”不得克化的人,近40年来一直在批评六六运动中的人的错误,认为那是一个把人纵坏了的运动,使人“不知天高地厚”,结果坏了事。但是对于这种人,我实在没有更好的话来回答他们,所以,我抓住他们“好洋”的特征,就引用最近在中国又一次走红的一位美国学者的话,也许他们可以听进去:“每一个苍生都可以说:真正的我是永恒的,真正的我就是一切。我脸上 线条是法界巨蛋的裂痕,超级新星在我心中运转,银河在我的血管中脉动,繁星照亮了我夜晚的神经元……谁能为这一切歌颂呢?”(《一味》中译本(美)肯·威尔伯)。

也就是说,在40前,我们普通中国人做了正确的事情,“歌颂”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没有解读出它的价值,于是,我们就变成了糊涂人,错误人,这样的人是搞不了民主的。

我的文章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寻找和认识在一百年、六十年、四十年、二十年时间内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我的看法是:在上述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先后造清朝的反,北洋军阀的反,日本侵略者的反,造国民党的反,共产党的反,都不是“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么,仅仅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把迫不得已的造反行为没有连接在“自我强力”的线上,而是把它认做为一个压倒别人的事情。民主必然意味着一个人应该“像骆驼那样的站起来”,而并不一定就要把别人“踩在脚下”。

政治上“站起来”的事情不是肢体性的“站立”,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需要多次,甚至是多次反复……。因此,只有在“反复”中,我们民族不断地运用“强力”站立起来,直到最终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才是我写作此一组文章的本意。

《民主论坛》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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