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百年中三个最重要的年份

论一百年中三个最重要的年份

民主日记（19）

武振荣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这三个年份分别是：

◇1911年；

◇1949年；

◇1966年。

对于那些吵吵嚷嚷地说要纪念民主革命一百周年的民运人士来说，以上三个年份里的事情如果被割裂开来的话，我想是搞不出名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先要弄清楚谁都搞纪念？然后再看一下自己的纪念和人家有什么不同？其次，你自己搞一百周年纪念想得到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迄今为止，有三个团体声称搞纪念：一是台湾的国民党，二是大陆的共产党，三是中国民运人士团体（其中某些组织）。

在以上三个团体中，唯有国民党搞一百周年是一桩庆幸的活动。众所周知，在国民党那里，民主革命的成果早在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和平实现之后，由国民党发起的民主革命（那时共产党“未出娘胎”）的“果子”就完全“成熟”了，以至于我说它是亚洲乃至全人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样板“成果”一点都不过分。就此，我以为此一次纪念活动的性质具有节日的意义，完全是喜庆式的，如果说也有一点“遗憾”的话，那么，也是“历史”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也搞一百周年纪念一点都不奇怪，无论怎么说，共产党的政治种子是在辛亥革命的犁头所犁过的土地里发芽的、生长的，所以，即使有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此一种土壤，共产党的革命的“种子”也许会干死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所以共产党在其上面种下了从“国外引种”的“种子”后，它才疯长起来，到1949年，竟然把“老革命”的国民党给“撵跑了”……。所以，此后的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者”也有一点道理，因为，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思想”就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枝叶”接到了“三民主义”的根上，承认自己是“三民主义的”继承人，用“革命没有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孙文遗言来宣传自己的事业，于是，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就由“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马、列的门厅挂上了孙中山的遗像，共产主义的“大红旗”，变成了“三民主义”的“杏黄旗”，“苏维埃”割据地变成了“新三民主义”的经验基地。所以，当共产党需要有自己的历史时，它不会扔掉辛亥革命的。

其实呢？民主革命在共产党那里已经停顿了至少有40年，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宣布为“错误”后，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同民主革命“脱节”了，但是，它搞要“专政”，所以，不能不把已经“干物”化了的革命拿来骗人。今天的共产党已经由“叫花子”变成为世界的“第二富翁”了。它搞一百周年纪念，在没有意义可拿到的情况下，就只有大把大把地撒钱了，光修了个黎元洪的墓就摔出2800万人民币，文化街区改造4个亿，不用提主体纪念工程花有多少钱了？

除了国民党、共产党外，民运人士也要搞纪念。民运人士是搞民主的人，而民主始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他们无法否认的历史，因此，他们必须搞。和上述两大党比较起来，他们显得很尴尬，大陆现在不民主，所以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的搞庆祝、狂欢；他们没有钱，不能想共产党那样的花钱，能不狼狈吗？不过这是外头的现象，里头的东西就更吃紧了，怎么说都没有内容。也就是说，搞纪念只有两头，没有中间。面对1911年，他们可以高谈阔论，面对今天的现实，也可以评头品足，唯独对于1949年，1966年出现的意义他们摸不着，因此，他们的纪念活动搞得再好，“60年”空白是没有办法填充的，职此之故，他们的纪念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好，我先谈一谈国民党的纪念吧？

我以为，国民党是纪念辛亥革命的“正头香主”，而共产党和民运团体都是“插队生”，但是，民主革命这样的事物有一种开放的性质，它不可能拒绝那些要求革命的政党和团体，哪怕它们的革命是“假”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摆脱不了中国的传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唯高才捷足者得之也”。

也就是说，国民党1911年辛亥革命的功劳和荣誉，在1949年被共产党“夺取”了，它被赶到了台湾，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彻底”的失败，国民党才在自身的反省中遇到了重新认识民主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在50年代的冷战时代里，因为它站在了“自由世界”一边而诶放大了。可见，在2000年的那一次民主化变更中，国民党先前就已经就做了准备，在面对着要“国民党政权”还是要“国民党革命”的权衡中，它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于是，它再一次的失败才完成了自己的革命。1949年它丢失了大陆政权，2000年丢失了台湾政权，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在面临两次大失败的时候才好像遇到了民主的福音。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有以革命起家的、具有革命历史的政党，要民主化，都得经历自我失败的严重考验，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没有失败就没有民主。为什么会这样呢？连我自己也纳闷，但是，我在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台湾的政治实践中，看到的实事也是如此。民主革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革命政党力量强大制服了所有不革命后者反革命的人和团体，但是，如果它制服了革命本身，就不完成它自己的任务，可见，革命的剧本，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讲，有可能是喜剧，对于革命政党来讲，它却具有悲剧的内容。

对比地看，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也它是失败的起点，关于这个一点，毛泽东在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大陆政权时，就已经强调了（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但是，胜利对于胜利者来讲，诱惑是巨大的，因此，到1966年，当毛泽东个人判断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的，它“蜕化”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政党时，毛的判断是对的，而不是错误，也就是说1966年共产党人实际上遇到了有利于自身民主化的失败，可是呢？和1949年的国民党失败可以形成对比。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准备应付失败。

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在1949年的失败是一个自身无法挽回的事件，而共产党在1966年的失败却是自身可以挽回的，因此，当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对失败了共产党悲剧做了一种喜剧式的解读时（通过“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可以恢复革命性），它就丧失了民主化的机会。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年内出现的“全面复辟”局面彻底破坏了共产党最后得到民主的机会，它以“受害者”的面目来报“文化大革命”自己失败的一箭之仇。于是，它就彻底地“退”出了革命。今天，共产党其所以用大把花钱的方式来纪念革命，原因在于，革命对它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它是用“钱”买了一群“鬼”来推革命的“磨子”，俗话说：“有钱能买鬼推磨”啊！

1989年共产党面临着又一次失败的可能，邓小平怕了（他说“我们会被软禁起来”），就用反革命的方式“镇压”了人民，于是，人民失败了，大学生失败了，他们（共产党高层）“胜利”了，正是这样的一种“胜利”才最终地把共产党变成了“反革命”政党。说实在的，共产党在1966年和1989年，都面临着自己失败、人民胜利的局面，但是，他们把失败和“完蛋”混为一谈，就走上了“完蛋”的道路而不可挽回了。国民党因为失败而得益的事情，他们今天都没有看透，这说明了他们自己才是一批“要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别看他们第四代已经羽毛丰满，也别看刚刚要从蛋壳里孵化出来的第五代嘴尖爪利，过不了多久，他们都就会“完蛋”。

上面我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般情况，现在就说一说人民的问题吧。人民和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是“离皮”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但是，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都得缩短与人民的距离，因此，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可以用两大政党和人民距离的尺寸来解读。因此，我对1949共产党的胜利采取承认的态度，我不对它作“坏人得胜”的解读，谁叫那时的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呢？

无论怎么说，1949年，共产党和人民的距离是很近的，国民党远，所以，共产党的胜利不能解读成为“阴谋诡计”的胜利，人类历史上所有革命性质的事件中都没有那一回事情。只是，革命的后果里包括着胜利了的共产党有可能“因为胜利”而脱离人民因素。就此分析，17年后（1949-1966）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经把共产党置之于“人民的对立面”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实事，可是，邓小平以后的共产党就是要“否定”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否定”它，于是，共产党沿着革命之道路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机会就彻底失掉了。于此相关的是，它自然就卸载了以前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机制，相反，他用“一切向钱看”的政策把人要引导“革命前”状态。

在“革命前”状态中，人民中间的“革命”也就随着消沉了，特别是经历了1966年的失败和1989年失败后，人民的“革命”的筋骨被打碎了，出现了人民革命的死机现象。

在上面的日记中，我说到了“重新启动”的问题，却没有说明要“恢复”的是什么？在这一篇日记里，我明确无误地说：“要恢复1911年、1949年和1966年的价值”：“人民享有对政府的权利”。人民在1991年造清王朝的反，1949年造国民党的反和1966年造共产党政府的反——才是中国民运之正路，偏离了它，民主就失败。如果在以上的时间里，人民的造反与时俱进，那么，在前两次造反中，人民使用“枪杆子”，而在后一次造反中使用“笔杆子”是其中的关键，就此，所有欲维护民主第一价值为人民造反行为提供理论辩护的人，若是看不到“枪杆子”在40年前已经被人民抛弃的实事，就不是明哲的人。

1966年，人民的最大发现是：对共产党“造反有理”，可是在邓小平之后，这个被发现了的伟大价值遭到了人民自己的“肢解”，人民用“动乱”解读了它，于是，在一个“非革命”的时代里，1966事件和1949年、1911年事件的关系就被割裂开来了，三个年份中的价值没有办法保持统一了，于是，“卸载”革命就成为一个自然的事件了。近20、30年一来的民主运动其所以有气无力，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重新启动”是在当下时间里的行为，但是，我个人和许多人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认为时间里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所以，当下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往往会“演绎”出过去事件的痕迹，甚至有时候使过去时间里的事件“重新出现”，所以，搞民运的人如果没有历史的概念，没有一个对于中国历史的直觉，没有对以往的勾连，那么，他们就是“干物人”，怎么可以胜任中国民主化的大任呢？

朋友们，我的全部的意思是：在策略上，民主运动并非一定要戴上“反政府”的面具不可，有的时候打出拥护政府的旗号，甚至拿政府里的人物做“幌子”（1966年的毛泽东，1989年的赵紫阳）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今天不民主的条件下，民主运动的“骨子”里一定要是“反政府”的，这叫内强而外弱。那些不通此一窍，在中国一再提倡要搞“甘地式的非暴力运动”的人，都是些书生议论，不值得我一驳！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