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态生活中的民主

论常态生活中的民主

民主日记（24）

武振荣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不是在常态的社会环境里进行的，革命行为虽然造成了清王朝的解体，同时却引出了长达40年的社会大动乱，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都是在长期社会大动乱的泥水里中摸爬滚打的。因此，民主革命所可能出生的“民主”是一个缺陷很大的东西。战争形式的民主革命结束后，它又托着一个非战争式的尾巴，台湾长期的戡乱时期，和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时期都是如此。

上述情况决定了战争形式的民主在尾巴时期就得经过一番反馈，而反馈不仅仅成为对革命战争的回忆，亦成为对民主的再定义和再解读，如果说在此间，这一切事情只能由执掌权力的人来做的话，那么，专制就不可避免了。1949年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陆人民的生活本该返回常态，但是，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紧张，再加上对战争时期持续的回忆，使5亿人民进入被迫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人人都高度紧张，理想被放大到极端，而生活必须的物质和资源却一贫如洗，于是，民主革命在已经完结的情况下却又重新的被做了，生活被定义为“革命”，一条专制主义的绳索毫无例外地套住了所有的人，正是在这样的不正常情况下，民主革命时期那些没有发芽的“民主的种子”，却因为遇到相应的“土壤”而纷纷发芽，最后，当这些苗发展到快要独立自主的时候，毛泽东思想的剪刀就开始剪裁，最明白人的脑袋被“剪裁”掉了，普通人的精神和思想出现了一种齐头并进的局面。此间，民主制度的形式虽然连一点也看不见，可是，民主所需要的基础性土壤却被夯实了。

但是，到邓小平政策出台后，第一个举动是抛弃了“革命生活”，并且运用政策的方式把人民过去以革命方式所抛弃的常态生活给拽了回来。生活不仅仅是恢复常态，而且是把常态生活里所连带的古老专制成分（革命的对象）也一起的给复活了。常态时候的生活不再刮大风了，于是，民主所藉以出头的机会日渐萎缩，生活就是这样，从来就是这样，用一个文学家的话说：“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费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问题是，恢复常态的生活没有错误，也就是说生活本应该恢复常态，只是，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却没办法保持革命时代的那种许多民主的东西，于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些民主的因素，就蛰伏在常态的生活中而不能浮现。上面，我已经说了，在民主社会里，民主是在法造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的，而在中国的常态生活中，不但没有“法造运动”，而且运动和动乱划上了等号（运动=动乱），所有欲搞运动的人。都被当成动乱分子而绳之以法（刘晓波的例子），网上的运动概莫例外。与此相应的是，生活的内在要求抑制了普通人要求民主的积极性，管好自己的事情，不使自己受穷，就是实惠的事情，而国家和社会进步的事情被认为是不着边际的。

在社会生活中，民主的效应是冲动性的，可常态的生活造成了“冲动”机制的瘫痪，于是就形成了民主的“死机现象”。在“死机现象”里，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动惮不得。

有鉴于此，我认为民主革命百年纪念之机遇如果真正地能够被民运人士抓住那么，恢复“死机”的民主，就我们中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民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有了收获，有了装备，只是缺乏对装备的统一配备和对收获的各自分享。质言之，它是重新编码的过程，不是重新设计的事情。

对于革命来讲，殷红的血已经流了，我们不是要对此发泄怨气，把血迹摸去，把流血的革命历史批个狗血淋头，而是要使民主和自由同它的历史性联系永远不失去价值；对于过去持续不断的民主运动来讲，人民每一次投入虽然都没有拿到一种成功的收获，都留下了教训，都在事后的反省中也找出了缺陷，但是，最终的民主的收获却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代价构成的。对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承担，勇敢的承担！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