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理论”性质的一个说明

关于民主“理论”性质的一个说明

民主日记（25）

武振荣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常常说到“民主理论”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只要对民主做了研究，便会发现这个词是不达意的，仅仅是一个方便的称谓，缺乏一个基本的实事之支持。譬如，我们在说到别的理论时，我们会由此而联想起特定的作家，特定的著作，以及由作家、著作和对之做出解释、注释的若干人构成的一个系统来的。如我们在说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萨特、胡塞尔、佛洛依德理论的时候，情况就如此，但是，对于笃信民主的人来说，肯定没有一个和上面理论相似的理论存在，不信？你可以试着举出它来。实事是，人们为了达到民主，可以形成许多的思路，而每一条思路也许都可以构成民主的理论，但是，却没有一个总的理论可以包括民主。

上述意思无非是说民主没有一个“主义”的思路，但是却有着一种非主义的系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以往的主义式的思考问题的习惯，所以，在叙述民主的问题时，往往摆脱不了过去的习惯，于是，用一个特定的理论企图把民主包进去，就使我们无意中回到了过去的理论中去了。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对我们的统治，使我们的思想很容易落入主义理论的窠臼，因此，民主人士（特别是民运人士）在理论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和危机，是要比人们想象的大一些的。我的看法是，在近2-30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事业没有展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并且表现得今不如昔，其中的一个原因也与此有关。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一心一意要使中国早日民主化的人，很容易做出如下的事情：他们想着中国的民主应该存在着一个未被发现的“理论”，因此，一旦我们中国人对之做了统一的认可，民主就最后的成功了，显然，这是一种错误，把民主同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专制主义理论混淆起来了。

我这样一说，是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不需要理论了呢？不，不是的，我的本意是说我们目前需要的民主理论绝对不是那种存在于我们个人之外的、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毫不相干的“客观”的真理，我们只有发现它，服从它，并且在实践中应用它才会使我们受益，而是说，今天的民主理论，是同我们中国人近100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东西，不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而是于我们中国人的“血和肉”联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尽管在过去的100年时间的长河中，这点点滴滴的东西哪怕是相互冲突的，我们也得要去寻找它，理清它。

这样一说，毫无疑问，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就不是纯粹的理论了，它是惨合着我们中国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经验”的东西，其中有我们曾经投入了的情感、希望和信心。

为了把问题说得明白一点，我打一个比喻，民主的理论好比是一袭和尚的袈裟，它是一种千补百衲的东西，好像是用100家的破布做成的（在文艺作品中，和尚称“老衲”与此有关），而专制主义的理论，却是由一位甚至公认的服装设计大师设计的，因此，在民主的理论中，其价值存在的方式是“点滴”式的，而不是“统合”式的。所以，人们在说到一种民主的理论时，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一、它的价值是一时一地的，二、它联系着经历民主的人的经验与情感。

就上面的第一点而言，有着一个中国民主的100年历史，却没有一个100年的理论——这就是我的观点。反对我的人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就是一个100年都有价值的东西吗？我的回答：并非如此，孙中山的理论在他生前被他自己修正了多次，他死后又被别人反复修正，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曾经修正过它。因此，三民主义的存在之价值历史，其实也是被分割为“点滴”的。就这个意思讲，我个人尊重三民主义，但是， 不认为它可以指导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原因很简单，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最要紧的是这近60年时间，而在这个时间中，三民主义和大陆民众可以说几乎脱离关系，因此，在大陆人民近60年的政治实践中，三民主义即使存在，也是“点滴”的。

就上述第二点讲，中国虽然实行了“开放政策”，中国之外存在的许多重要民主理论都可以被引进中国（实事上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被引进的民主理论“帮”不上中国民主的任何“忙”？反而，许多理论却“帮了倒忙”呢（最突出的如“中产阶级论”、“精英论”）？因为，它缺乏中国人的情感和经验；而民主的理论，如果它真正地可以指导人们的民主行为的话，那么，其中可以起发酵作用的、最主要的就是“情感”和“经验”此两样因素。当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列宁主义不被引进中国的那种情形，不可能再到中国重演了。

民主理论并不是要解决一切问题，它仅仅是为一点而被设计出的，那就是在正常的政治事务中，如何、怎样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以便于造成一种公共的秩序，舍此之外，它没有意图；如果说有的话，那么，民主好像也有它的奇妙性，就是此一解决问题的意图却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始料未及的价值，如果对每一种价值的论证都可以形成一种理论的话，那么，民主理论的多元化性质就是不证自明的了。

上述意思也是说，民主的理论，往往是一种“衍生”的东西，它的优点并不在于它是在事前由理论家的一种精心的构造，而是相反，理论家门为了对自己的（民主）主张进行自圆其说而展开的一种辩护。因此，民主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给如何可以达到民主一种指示，而是本身就立起了价值，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是“桥”性质的，而是“旅店”性质的。

有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就有可能避免一个大呼隆式的走过场的错误，而是借用此机会好好反省一下我们中国的100年民主历史，并且在反省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说的明白一点，我们要把在10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中间的任何一点民主的东都拿了过来，把它和其它的东西“缝补”在一起，以最后做成我们民族的千补百衲的民主“袈裟”。

如果在这一袭袈裟做成之后，你在其中发现了马克思的一块，毛泽东的一块，那么，你不要奇怪，它们都已经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那两个大整块而变成为民主袈裟里的两块“补丁”了，只有这样，中国民主的伟大风浪才可以再一此的兴起，以最后的冲跨专制主义的大堤，给中国一个民主的天地。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