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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论
民主日记(28)
武振荣
2011
年1月4日 星期二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对于中国民主(它显现于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局限于顺序模式,于此模式相应的是,被认识的事情之结构一般是链状、金字塔状、树状或者圆形等,可是,对其结构的另一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我们却没有做出相应的探讨,也就是说,现代民主更多地可以用网络模式描述,被称之为“群系统”或者“群集系统”,呈现出的是分布式存在。
在前一种模式中,民主的出现借助于一个由“中心控制”的点,此一点,或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军事机关,或者一个由精英组成的指挥中心,总之,它是在一个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系统里出现的,而民主的东西就是在这一个“中心点”所具有的驱动力的驱动下产生的,是一个类似于机械力的传递过程,也是在一个平面系统里展开的,因此,人们对之做的描述都是依据传统理论的,也就是说在描述一场民主的革命或民主的运动时,人们都首先要寻找到那个根本的“中心点”,然后做出“顺序模式”的解读。这样一来,现代民主的那个更具特色的存在和发生方式就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线,因之,我以为“民主的干柴为什么点不着”“中国民主之灯为什么点不亮”的另一种解释是,我们搞民主的人没有把现代民主的更具有时代性的那种性质抓住,于是,一个本当被我们全面认识的民主,事实上被我们只认识了一小部分,如此这般说,我们怎么可以抓住它呢?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代民主在我们中国人近
60年的时间内是“涌现”的,我们只有运用“涌现论”之类的模式,才可以有效地抓住它。在顺序模式里,我们研究民主问题,那个“中心点”就等于民主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分析此种民主时,自然是围绕“发动机”打转,于是,我们在中国民主里所可以提取的东西就是一点点,它和民主的整体比较起来,甚至也超不过
10%,也就是说90%的民主存在于我们研究之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句话,我们在研究民主的问题上,只见“党”、只见“党魁”,而不见“人民”,甚至在一些人的言论中“人民”是“党魁的帮凶”、是“犯罪分子”……,如此这般,谁可以抓住民主呢?亦如我所言,民主是“涌现”的,那么就得看到“事情的涌现大都依赖于一定数量的个体,一个群体,一个集体,一个团伙,或是更多……。数量能带来本质的差异,一粒沙子不能引起沙丘的崩溃,但是一旦堆集了足够的沙子,就会出现一个沙丘,进尔也能够引起一场沙崩”(引自凯文·凯利所著《失控》一书)。问题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过多地注意了“群体”、“团伙”中的首领作用,而没有对于“个体”做出解读,而“群集论”中的不同于顺序模式的关键点,是“个体自治”,“每个系统在组织上都汇集了(数以千计)的自治成员,‘自治’意味着每个成员根据内部规则以及所处的局部环境状况而各自做出反映,这与服从来自中心的命令,或者根据汇集做出步调一致的反映截然不同”(同上书)。
其实,在我们中国近百年的民主历史中,参与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情形完全可以用“群集论”去解读,它的实质是参与运动的“个体”行为,于此,即使“个体”完全服从于从“中心”传达出的指令,可是其“根据内部规则以及所处的局部环境状况而各自做出反映”却被我们省略了,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个体”对于“中心”似乎存在着奴隶般的服从。应该看到,中国民主在近百年时间内的“涌现”既是社会的一种外在现象,也是个体内部的一种内在现象。前一种现象,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多,写了许多文章,可后一种现象我们没有多少研究,即使有了研究,也是皮毛的,大不了说一种“潜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话而已。我们当中的研究者们过多、过重也看到“中心”里出现的人物??革命家,好像革命价值的包袱都是他们背的,完完全全地忽视了构成“人民”的“个体自治”。其实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大作家??雨果早就看出了问题,他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革命家(如戴穆兰、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不过是记录员”(《九三年》)。在目前中国民运人士的思想和意识里,革命和革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了,以至于当人们发现革命家不再如往常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缺时,革命家们的“污点”就“染”了革命,使革命变成为一种有“污点”的东西了。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似乎很简单,“无名氏”的东西的价值我们认识不了,就好像,我们普通人谁都看见过庞大的鸟群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景象,但是,在此景象中发现了“类鸟群现象”的仅仅是现代科学家啊!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宁可采取一种非常的议论方式,也不想抱残守缺式的坚持旧模式。我试想着这样做,那就是依据“革命否定论”者们的观点,把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人都看成是“群氓”,如果说这样还不解气的话,我假设“群氓”们智力水平低到“昆虫”一级,视他们是一群嗡嗡叫的蜜蜂,可是呢?我上面所讲的学者就是在研究蜜蜂群生活里发现了“蜂群思维”,并且在其中看出了“民主制度的精髓”。他告诉人们,蜜蜂在决定“搬家”的时候,其决定产生的过程是“民主”的,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中心”的成员发号施令或者拍板定案,可是决定还是做出来了,并且成功地搬了家。他描述此过程后,说
:“这是一个白痴的选举大厅,由白痴选举白痴,其产生的效果却极为惊人。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彻底的分布式管理。曲终幕闭,按照群众的选择,蜂群挟着蜂后和雷鸣般的嗡嗡声,向着通过群选确定的目标前进”(同上书)。情况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
80年代中叶,当我在秘密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时,就已经触及到了此一类问题,我以为六六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那种民主不是“设计”意义上的(毛泽东“设计”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管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好”或说“坏”),那么,它来自何处呢?今天我借助于科学家的话,就可以说来自于“分布式系统”内部,是一种“涌现”现象。这样,我也就随便为六六运动时的人民自治组织行为建立了价值提取模式。经历过六六运动的人都还记得运动中的一个特别的思想是:运动者普遍认为被自己推动着的运动是对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的一种继承,那么,六六运动就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重要一环了。我们中国人在遇见了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一片混乱的现象时,会冒出一句口头语“没王的蜂”。事实上,在科学不发达时,人们对于蜜蜂社会缺乏了解,虽然也吃到了蜜蜂所产的密,但是却没有理解这个甘甜无比的东西乃出于蜜蜂社会的高度组织之结果,不仅如此,此一组织的惊人之处,在于它高度“民主”,“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同上书)。其实呢?在我开始研究六六运动的那些年份中,所碰到反对我的观点的人们一个共同的理由说,六六运动是“一窝蜂”;现在,我即使承认是“一窝蜂”,那么,是蜜蜂社会没有组织,还是我们认识不了它的组织形式呢?进而言之蜜蜂社会里组织之“民主”原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吗?无容置疑,到今天,社会生物学也为“民主”提供了理论的巨大支持啊!
因此,对于中国民运人士来讲,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应该是把那些普通人最难以整理的民主价值整理出来,并且把它宣传开来,使我们中国人在民主精神上力求全面解放。若不是这样,我们拿不出新意义,只能喊几句口号,我们的纪念活动就连中国共产党也比不上啊,共产党人已经花了大把的钞票,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用“钱”可以买一个“鬼推磨”,我们就不行!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