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门”还是“摸不着门”？

“没门”还是“摸不着门”？

民主日记（29）

武振荣

2011年1月9日 星期日（晴）

 中国武装的民主革命结束之后，民主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安排，它或者作为一种精神被供奉起来，或者作为一种类似于机械的装置变成制度。这样的情况在上一个世纪中叶出现有着一种复杂的国际背景，即人们常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问题是， “冷战时期”匆忙的结束很快就把人类带到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可是“冷战时期”事物遗留的“须根”却 在不可见的情况下为新时代事物的生长提供所需要的养分。

对于上述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清楚的，相反，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发现其中的奥妙，我们中国人更是如此。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对比中，人们发现韩国和台湾都是在经济取得高度发展成就的情况下实现民主的，于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其实，这样的结论在20年前的中国也曾经风行一时，受到许多人的吹捧，就是到今天，一些人照样鼓吹之，且不遗余力。我以为，就逻辑而言，此一理论也许言之有理，就实事讲，也许符合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现实，可和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都“对不上茬”，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事实，可是呢？非但没有导致民主的进步，反而，民主原有的空间却被挤小了，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20年前，天安门广场还可以让抗议的大学生们“坐”一“坐”，而后呢？连一个抗议的人影都不允许出现，一张传单都不许撒啊！

于上面的情况一致的是，随着经济增长，公民自由程度的确有了一定的扩张（上面已有论述），可这并没有和民主的发展与进步挂起钩来。于是，下述一条“真理”好像又被给“颠覆”了：自由增多可以推动民主进步，凡存在自由的地方，一定存在民主。

我的上述议论不过是要点出一个要点：某些民主的“原则”、“推理”或者“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价值之现实有一种前提或者条件，不是“绝对”的。只有这样，我们在研究世界、亚洲乃至中国的民主化时，才有可能发现我上面所说的“冷战时期”的“须根”。我们事实上已经生活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可悲的是，在 这个时代，我们民运人士的浮躁程度要超过常人许多倍。民主的希望在我们的观察中好像面临着不断地“泡汤”危险，以至于我们把民主的“黎明”视为“漫漫长夜”。

（1）“靠挂”的问题：

认为自由的增多可以引起民主变革此一条结论之真理性只存在“自由”性质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自由本身就很缺欠（如韩国社会和台湾社会），那么，它是否“靠挂”一个“自由的世界”就至关重要了。毋庸置疑，此前韩国社会和台湾社会虽然和中国社会一样地缺乏自由，但是 在上一个世纪的前半叶它们都“靠挂”在“自由世界”一边了。因此，可以用来解释韩国、台湾民主化的那些真理，不可以在中国套用。

“靠挂”的后果是“价值舶来”，于是，这种社会里就等于生成了民主的须根，须根是深埋在地里的一种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表面上人们看到的是专制模式的一致性（台湾和大陆都是“一党专政”），而没有可能发现更深层中的东西。就“深层”的东西看，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不需要生产“价值”，只需要“价值之兑现”（情形如同美国非裔人争取人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就不一定要有“思想家”、“理论家”来呼风唤雨，于是，民主运动就往往表现为单一的“政治”性质；而中国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它在“冷战时期”“靠挂”的是“非自由”的“共产主义世界”，所以，它在向民主社会过渡时，肯定面临一种被单纯的“政治变革”更为复杂的“价值”方面的变革。

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当年“共产主义阵营”里，民主被当成一种“精神”供了起来，其流弊是，它往往被“束之高阁”；在“自由世界阵营”里，民主被有意识地设计成为一种类似于“机械装置”的制度，虽然在运行中笨重、且效率底下，但为“改进”留出了空间。因此，在“共产主义”烟消云散之际，到底留下了什么？至今人们都看不清楚，可“自由世界”体系却在全球范围内连成一片，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民主化的“潮流”，到今天，中国社会也被它弄“湿”了

（2）关于反对党：

“靠挂”行为造成的一种后果是，民主的那套“机械装置”即使“半废”，被“靠挂”社会也不得不维持它的存在，于是，民主拙笨的存在形式就表现为选举活动的时断时续。60年代前后，朴正熙在韩国的独裁程度虽然一点也不亚于其它国家，但是，“机械式”的选举制度，却是存在着的。譬如 ，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虽然又打又压，还是让新民党的候选人金大中得到了46%的选票。这样的情形对于朴正熙独裁造成了威胁，为消除威胁，朴正熙用“维新宪法”确立了总统的“终身制”，即使这样，此后韩国地方选举程序和过程并没有完全作废，“机械装置”照样运转（虽然效率极差）没有因为朴正熙集团极端讨厌而被“废除”，而后韩国的民主化也正是从“选举”一途实现的。

台湾的情况虽然有异于韩国，但是，国民党体制 于大陆存在时那种有“反对党”存在的历史“须根”扎在了台湾，它迟早是要支持民主的“生长”的。不用说到台湾后，国民党统治之“靠挂”行为也连带地产生出了国民党一党力量最终不可抗拒的结果，选举（即使它是受到国民党“操纵”的）成为民主不可被“废”的“庇护所”，因此，“党禁”开放所造成的民主变化主要由选举体现。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台湾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于是，就出现了和韩国一样的情形。论述到此，我们假设1998年，中国大陆民主党 在中国组党成功，请问：“他们要干什么呢？”如果又人说，他们要参加选举，那么，参加哪一级选举？

在这里，我已经说出了一个被大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说在没有选举可“钻”之“空子”时，就不存在反对党。其所以叫“反对党”，是因为它是民主“机械式装置”里的一部分。可在大陆，民主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没有“机械式装置”可以凭借。所以，无论过去或者今天，民运组织若是定义自己是“反对党”（当真如此的话），那么，现在中国可以进行选举的仅仅是农村中的“村”一级组织，试问，中国的“反对党”能够“钻”到“村”级民主选举中去吗？那离“政权”十万八千里不就是傻子都知道的事情吗？

中国社会近60年一来，一直存在着8个“民主党派”（就是人们戏称的“花瓶党”），但是去没有一个自称为“反对党”的——难道没有原因吗？事实是，中国政治设置没有给“民主党派”提供可以进入政权的“选举渠道”，所以，也就没有反对党了。既然是这样，民运组织对自己性质的定义就存在着困难，“革命”就成为他们抛不掉的东西了，尽管在主观上，他们想做反对党，而不意愿做“革命党”。

（3）不同的对应：“选民”与“人民”：

靠选举赢得政权的行为和靠人民运动取得政权的行为模式是绝对不同的，前者对整个的政治秩序是一种维系，具有复制政权的性质；后者却摆脱不了革命。一个面向选民发表的“竞选纲领”和人民运动的发动纲领显然不同。在前者那里不存在“打倒”现政府问题，因为政府的命运是由法律提前划定的，不“打倒”它也要结束；而在后者那里，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束“专制政府”的“寿命”，用“人民”的名义宣布它的“死亡”（你不“打倒”它，它就不死亡）。如果说此时此刻，旧政府承认自己的失败（如2000年的国民党），那么，革命气氛就可能减弱，出现一种“温和”的现象；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革命气氛就会变化得激烈，甚至会出现暴力。其实，这里所说的根本就不是“理论问题”，但是，它今天被许多糊涂人“扯淡”成为“理论问题”了。道理是如此简单，如同一个农民去锄地，遇到坚硬的地，他就得用力气，遇到松弛的地，他少一点使用力气——这难道是“理论”吗？

事实是，到今天为止民主运动由中国知识分子代言的那部分，已经变质变味了，许多不是理论的东西被有“知识”的人弄成了“理论”，相反，他们把一些真正是理论的东西却推到了一边，扔掉了。

中国民主运动摆脱不了传统革命的性质在于，它要实现的目标是由传统革命赋予的，在此目标没有达到时，传统革命就没有理由结束，其任务也不可能视之为“完成”。所以，在走过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之后，还得走“非武装”（不是“非暴力”）的人民运动的路子，可就在这一段路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致命的是，以往人民运动中的“缺陷环节”被当成了人民运动的“本质”而被“卸载”，于是，在一个根本缺乏民主“机械装置”的中国，人们却在倡导“靠挂”社会里的那种“经验”，好像中国也是一个可以在“选举”中走向民主的社会。于是，那些在中国之外出现的许多民主社会里的“理论”就成为想入非非的中国人聊以自慰的“理论工具”了。

（4）“张力运动”与“压力运动”：

在“靠挂式”社会里，反对党运动是一种撑大社会里选举空间的运动，所以，它可以被描述为“张力运动”，以求自己的力量在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取得政权，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是这样，它首先是一个聚集人民力量，形成可以迫使政府下台或垮台的“压力运动”，所以，在“ 动员”人民问题上，它具有革命的性质，采取的是革命模式。回想一下1989年的“6·4”运动，人们就可以发现奥妙的。

但是，“摸不着门”的事情就发生在“6·4”之后，许多搞民主的人把“压力运动”没有成功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运动的过激”，于是，他们的智力就集中在了任何使用“温和”手段搞运动的问题上了。如果这种人的思想不是主流的，那么，也许没有多大的妨碍，事实上他们却是“主流人物”，特别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6·4”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谁可以排除他们的“经验”呢？我的看法是，不能说他们在近20年中没有研究，研究是有的，只不过他们的研究课题是：一台没有发动机的飞机如何会飞，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如何会跑？

不可否认，一个纯粹的大学生运动压不跨共产党政府，但是，外加市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难道就压不跨它吗？本身是压力不足，人们反倒说压力过头了，于是，寻找“不过头”压力的运动到今天应该有结论了吗？  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今天，民运人士如果从中淘不出金子，就别在折腾自己了，干脆放弃算了。

（5）语言：批判式于描述式

政治运动都是要借助于特定语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有反对党参加的选举运动和要求民主的人民运动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是一描述式的语言，而后者则是一种批判式的语言。所以，那些主张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被圈点在反对党运动中的人完全忽视了此两种语言存在的差别。

 在选举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并非是反对党所营造的公民对于选举的希望值，如果此值很高，那么，反对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地用宣传展现自己对未来政治的设想，勾画出一种“未来”的由反对党自己主政的图景，一句话，被他们说得天花乱坠的是“未来”。在人民运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搞民主的人之宣传要使听众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图画：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引自《乌合之众》）。批判式的语言，充满激情，并且充满诱惑，要兼有广告式的覆盖面和宗教式的深度，还要有一定哲学的含量。如果被批判的对象具有专政的长期历史，那么批判式语言就得需历史意义，所以，我们在 某种意义上就得不把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看成是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质言之，批判语言所要求的不光是要引起受众在政治上有所变化，而且还要使变化发生在“精神”或“思想”领域。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上述两种社会里，虽然无论是选举或者是民主运动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教育”，可区别在于：前一种教育，寓于做事的过程之中，和学校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存在“老师”的角色；而后者却不是这样，它有点像学校教育，不同的是它把“社会”变成了“大课堂”，显然存在着“老师”此一类角色，要反反复复地告诉人们：民主是什么？进而言之，在前一种教育里，没有民主是什么——的“理论问题”问题，只存在民主——更好的民主——应该如何展现的“实践问题”。

（6）选民诉求于人民诉求：

在选举运动中，原先的反对党角色突然消失了，它和执政党在选举过程的一开始就实现了“理论”上的平等，所以，选举运动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具有公开、公平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并不是由反对党自身提供的，它是选举社会里的“机械式装置”运转时的一种产物。对比地看，民主运动就不是这样的，在不民主的社会里争取民主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公正可言，政府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而人民一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正因为如此，民主运动才和传统革命一样，发展到高潮时会出现“鱼龙变化”之现象，原先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借着政治运动之风浪发迹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人民群众中的情况也一样，平时像绵羊一样听话的人突然间变得桀骜不驯，自高自大，出言不逊，屡屡犯上。

在前一种运动，公民的诉求就写在了选票上，因此，选举虽然也会在高潮时出现公民情绪失控的局面，但它终究是一种可控制的事情，任何社会的民主设置都有着对于选举不公事情的预防，所以，只要选举的“机械式装置”在运转，选举中出现的不公或者弊病，都可以得到矫正或者被克服。民主运动不是这样，它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成功与失败这样两种具有天壤之别的结局。

选举运动一般都没有什么巨大“风险”，可民主运动即使它很温和，也存在很大的“风险系数”，因此，选举运动在事前仅仅要求公民要积极参与，而民主运动则一定要在人民中间进行一种自我式的“应对风险”教育，要破一个“怕”字，换上一个“敢”字。在民主运动中，积极分子也可能被关监狱，普通运动者可能遭受警察棍棒的待遇，或者被高压水枪击中，有的人可能头破血流，甚至有的人可能丢掉性命（如6·4）……，一句话，民主运动是去不掉“革命现象”的，参与者需要一种道德上的勇气，以求完成革命的最后任务。

议论至此，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念念不忘“6·4亡灵”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从“6·4亡灵”想到了“革命亡灵”，所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对以往在此革命过程中牺牲的人们表述缅怀，并且对中国社会个别“文人”提倡的“民主不需要付出”的言论进行驳斥。他们错误地把已经民主化社会里的事情用生搬硬套的方式拿到我们这个不民主的中国来，并且以“文明导师”的身份训斥积极要求民主的中国人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无异于专制主义的帮凶。

（7）可测与不可测：

民主选举是一套“机械式装置”，所以它是一个受控的系统，参与其中活动的政党之行为也有一种可预测的性质；以争取政权为目标的民主运动就不是这样，它的发展过程中充满变数，甚至连怎样发生都有着“测不准”性，因此，对于一场失败了的民主运动事后的批评和检讨就同民主选举中的失败的政党情况不同。道理很简单，在前者的过程中，人的智慧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预测方式求之，而在民主运动中，人们最多也只能借助于革命过程的“天命”。

对于选举过程中一个特定的政党来说，在此过程中，它也许可能做得更好，因此，在事实上没有做好时，它只能责怪自己；可是在民主运动中情况就变化了，很多时候，造成民主运动失败之主要原因，不存在于搞运动的人民一方，专制政府的行为是最关键的。如果把这个问题同某些民主运动不是出于运动者事前的精心策划的情形联系起来思考，运动本身带有测不准性就属于“自然”的事情了。就此来看，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有许多相同之点。法国大革命时的伟大作家雨果说“革命是神的意志”的话，在民主运动中也不失其价值。因为，在汉语中，“天意”和“民意”有置换的意义。

与此相应的是，在民主运动之中，“历史使命”照样存在着，运动者们也应该为它的完成而努力奋斗；可在民主的选举之，就它就消失了，不复存在。目前中国许多现有的民主理论，大都不是出于我们中国人的实践，是从过去“自由世界”以及“靠挂者”那里“引进”的，因此，我们在感觉到“理论”和我们的实践对不上号时，我常常会把埋怨的重点放到自己一方面，没有考虑到此一理论原本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为我们设计的。

问题是，当我们自己的理论尚处于襁褓之中，还不足以给我们指明方向和提出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有效方式时，我们即使想搞民主运动也是盲目的，把此一点和民主运动的“天意”联系在一起，我们成功的概率不是很大，也许它需要诸次运动之积累，也许它期待产生“民意”的最高值。

在民主运动中，道德问题本当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一个制高点，可现在这样的制高点我们竟然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占领，于是，就形成了过时人物吃道德老本的可悲现象（目前中国的“唱红”），他们把武装革命时期某一段上的道德问题当成为民主的“永恒”的东西来倡扬，从而维护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这就是其险恶用心！

在这里，我以为民运人士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当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共产党道德没有作出历史的、科学的批判时，那种道德所具有的人类同质因素就有可能被专制主义者们滥用，以至于待我们也要从“同质”中提取道德的意义和价值时（譬如为了争取民主勇于牺牲），就会遇到意义枯竭的困难，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啊！

在本年度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若是把辛亥革命者们勇于牺牲的精神和“6·4亡灵”挂起钩来，并且把其中所有缺失了历史环节复原出来，民主运动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可以瞥见！

（8）自由价值的有与无：

 “靠挂”的社会里，自由——是一种价值和价值观念，它也许不发达，残缺不全，但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毫无问题的，与此相应的是，在这等社会里，有限的公民言论自由和有限的新闻自由、法律自由都是存在的，社会里一种有“杂音”，有律师，有半自由的新闻记者；而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前毛泽东时代，社会里没有“杂音”，没有律师，没有异议人士啊！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此时，“自由主义”是一个道德消沉的专门用语，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就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啊。

在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的政策导致社会向“自由”一方转变，即使这样，自由的价值也没有被他们翻转过来啊！统治者们仅仅是容忍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开放了人身自由，但是，法律照样由共产党控制，新闻业照样由共产党掌握，就是说社会虽然朝“自由”的方面变化，但是，这里边没有自由主义。所以，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们，不过是些“水客”，和原“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主义者们不可同日而语，在共产党有控制的“自由”过程中，没有给他们留下位置，于是，他们也要吃一口饭的事情就是他们变成了共产党的“食客”。

上面，我说中国此一类社会虽然拒绝“自由的价值”，但一直却没有公开地拒绝民主价值（这是和法西斯、纳粹主义的重大区别），非但如此，专制主义人物当中还时不时地出现“发扬民主”的人，而民主运动发动所需要的合法空间往往就会意外的出现。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于毛泽东“发扬民主”的行为有关；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胡耀邦、赵紫阳等在改革中推进民主的主张有关，因此，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国的现实，只在“进口理论”中打转，没有不坏事的。

 我的论点是，在有民主价值合法存在的社会里（中国和前苏联），民主运动的合法性“出处”和“来源”都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说的不同，它没有法律上的来源，也没有法理意义或者宗教意义上的出处，它的合法性的根子深深地埋藏 在 辛亥革命的“铁犁”耕耘过的中国土地里，所以是中国民主运动唯一的合法性源头。在中国，如果辛亥革命是合法的（共产党也承认），那么它之后的人民运动也都合法。所以，中国民运人士要寻找中国民主运动的合法性，不应该受“自由主义者”们的影响去到法律里找，而是到合法性的总根子——辛亥革命——中去找！我们忽视了以下有关严重的实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民主运动本身都寓于着丰富的合法性，因此，合法性不是存在于和运动关系不大的法律体系之中的。自由世界的情况不是这样，它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法律的架构可以为它的公民争取民主的行为提供合法性根据，可中国社会里的法律是共产党法律，它只生产“统治”，而不生产民主。

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当年中国共产党其所以打败了国民党，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们成功地从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寻找了共产党革命的合法价值，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不透的话，就别搞民主了，干脆卖红薯好了。我把美国一位政治家经常说的一句话用翻新的方式说：“没有专门的共产党人清理垃圾的方式”。

因此，我斗胆说：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我们中国人搞民主运动的合法性一直就存在着，只需要我们的挖掘。试想一想：1966的运动和1989年的运动，它的合法性是自由主义者们提供的吗？不是，它是运动者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撇开了共产党人之后自己发现的。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时间好比一条大河”，但是却没有看到这“一条大河”如某一位科学家所说，只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漂送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都沉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只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东西，而不想去挖掘那些“沉下去”的东西，我们就和共产党人一样了。共产党在 “百年纪念”时，已经没有能力去捞 “沉下去”的东西（那会“淹死”他们），他们会和往常一样地把那些“顺流漂送”到手里的东西再显摆一下而已；可我们，任务是挖掘“沉下去”的东西啊！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百年”学习“游泳”的经验与教训，再加上数量方面的优势，不愁捞不出它。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