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往事（43）练摊儿和“一脚踹”

大约是八零年前后开始，京城里兴起练摊儿，最早见识到练摊儿是在西单夜市，原来的西单服装店前面的空场上，西单菜市场旁边。从晚上六点半开始，用钢管和帆布搭起棚子，一个挨着一个，支起行军床，或者弄辆板儿车，摆上货就开练。

最早练摊儿的人以无业人员，包括返城知青，劳改劳教人员居多，最常见最好卖的是从南方趸来的牛仔裤，胡同里出名了难剃的几个刺儿头也出来练摊儿，有那蒸不熟煮不烂的主儿连个体执照都不办，就在西单路口东南角的警察岗亭边上支个钢丝床，铺块塑料布就开练。西单交通中队和派出所对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这几位都是几进宫，分局挂了号的，进派出所跟回家一样随便，他不给你找事就算对得起你了，你去找他的碴儿那不是自找麻烦嘛。

以前有写过晓峰的故事，这小子是浑主儿，在劳改农场“进修”了几年，也没见改造好，可自打练上摊儿，不用人劝，自己就把那浑劲收以来，实实在在地卖裤子挣钱，不再打架，惹是生非，乐得他妈整天嘴都合不上。晓峰他自己说：“这年头谁还去打架？那不耽误挣钱嘛！我告诉您，现在就是顾客当面给我一大嘴巴，我都不带还手的。”

可惜这小子命不好，只身去广州进货，遇上了两个拿他当水鱼，存心想坑他的人，晓峰本来就不懂得什么是“温良恭俭让”，打架就像喝凉水。一交手，对方俩人都不是对手，全白给，被他夺过刀，比武论剑的结果是对方一死一重伤。最后晓峰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定成死罪，从速从快地崩了。

后来西单东北角圈起一块地，叫劝业场，这好像是打天津那儿淘换来的名称，有围墙有大门，西侧和北侧新盖了一溜儿室内商店，靠东是一排风味小吃摊位，南侧是围墙，场地中央分成几行，隔成一个个小摊位，每个隔断都是标准尺寸，编上号，分租给商贩，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收费制度化靠齐。

别看现在公务员吃香，八十年代中，有一段时间，还没人愿意当干部，钱少又没油水，尤其是那些清水衙门。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甜头的是基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夜市，路边设摊，流动小吃车摊，都在其职权范围内，征收管理费，卫生费，治安费，绿化费，占地费，这费那费，总之，随便想出个名目就敢收费，街道管理层的级别不高，可实权不少，油水大。

在没有个体摊贩，基本上只有国营商店的那段时间，已经习惯了明码实价，物价大都固定不变，要说价格时常会有所变动的好像只有时令蔬菜，随着季节上市早晚而波动，记得七十年代有一次白糖涨价，专为此传达中央文件到基层，向市民解释涨价的缘由。

自从恢复了个体摊贩，没多久就兴起讨价还价，这让不少人一下子都不适应，砍价成了最时兴的生活技能，就如同眼下每个人都玩智能手机，发围脖，不会砍价会被人认为是史前人类，当傻子看待，吃了亏还要被耻笑。人人都想变得精明，与商贩斗智斗勇，打心理战，各种砍价的招数技巧在社会上传播最快，这类实用技术知识男女老少皆宜，比如今流行的黄段子更受欢迎。

俗话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智斗的一个最突出的后果是彼此间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空耗多少精力和时间就更难以统计了。砍价的幅度从拦腰一刀进化至直接从脚脖子上砍。

上大学时，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属于那种认死理的，听大家说砍价至少要往一半砍，他就记住了，一个人去海淀摊上去买裤子，商家标价一百，他开口还价：

“伍拾。”

“伍拾太少了，六十拿走。” 商贩回应。

“三十。”

“伍拾给你了。”

“二十五，不卖拉倒。”

当时这摊主打人的心都有了。

还有一种心态，货品标价一百，买主还价伍拾，卖家接受了，买主又后悔自己出价高了，琢磨着没准三十也能买到，越想越后悔，然后就决心下次一定要狠下心来猛砍。商家为保住利润就只好大胆加价，标价定得离谱儿，预留足够的空间接砍刀。砍价逼得大家各自心怀戒备，人人都要学会尔虞我诈，老实人难免吃亏。

人心未必是因为砍价才变得险恶，猜疑和不信任肯定是增多了，就像托人代买这类小事，从前根本毋庸置疑，现在却说不定了，听过这样的故事，代买的人说花了伍拾，旁人随口说一句“这东西二十就能买到”，掏钱的主儿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动物园大门对面以前也曾有一溜儿摆摊儿的，邻居有位大哥趁礼拜天休息带宝贝儿子去动物园看猩猩。高兴而来，转了一圈儿，正准备尽兴而归，出大门见到摊儿上有卖刚上市的西瓜，儿子嘴馋要吃，大哥得孝敬儿子呀，买吧，可看着这价钱直嘬牙花子，货比三家，头俩家都标价八毛，第三个写着五毛，大哥还多个心眼儿，先问价，“您这是五毛一斤？”

摊主说了：“对，五毛！”

儿子抱着切开的西瓜吃的挺美，看着儿子吃，大哥心里更美。

吃完一结账，大哥傻眼了，这么贵！算错了吧？

摊主手拎着一尺半长的西瓜刀，说话了，“兄弟，看清楚喽，五毛钱一两。”

望着人家手里的西瓜刀哪还敢分辨？只好认宰。

最早练摊儿坑人宰客的很少，随着练的人多了，钱开始不好挣了，各种坑蒙拐骗的阴损招数就多起来。卖菜卖水果的，“杀秤”是缺斤短两中最常见的一种。

人民大学正门对面，公共汽车站旁边有几个摆摊儿卖水果的，上学的时候常在这里换车，后来跟其中一个卖香蕉的老兄混熟了，有一次夏天晚上坐马路边，抱着啤酒瓶子对吹，据他自己讲，最狠的一次，他卖一把香蕉就收回来一筐香蕉的本钱。

最早练摊儿的一部分人有了钱，就开始享受，先是时兴玩摩托，俗称“一脚踹”，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据说京城第一批玩儿摩托的人没剩下几个活的，全须全影儿的几乎没有。有人形容摩托是肉包铁，汽车是铁包肉。玩两轮摩托的居多，三轮带挎斗的摩托俗称“挎子”，玩挎子的比较少。

京城的姐们大都性格豪爽，记得海淀有一位大姐，找了一个男友是喜欢玩摩托的，有一天晚上俩人去街上兜风，晚上车少人稀，马路上没遮没挡儿，可劲儿招呼，风驰电掣，爽啊。快到六郎庄，没想到马路当中间横着一截树桩子，坐在后面的这位大姐来了一个空中飞人，挂在对面的树杈上了，她那位骑士男朋友没来得及说声再见就直接跟她Byebye了。要说这大姐确实够顽强，在医院躺了俩月，出来没多久又找了一个玩儿摩托的，这心理素质真不是一般的强。

骑摩托的人一开始都是光着头，后来才流行戴头盔。当时有个出名的个体户叫飞翔头盔社就是这时候起家的。创始人还曾是北京市个体户的先进代表，可惜年轻轻的就死了，据说是他钓鱼的时候鱼钩搭上了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