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途说之民国时期京城印象

逗哏：你说为什么男人穿的那个晚礼服屁股后面要长出来一块？

捧哏：那叫燕尾服。

逗哏：那长出来的那块儿叫什么？

捧哏：叫屁帘儿？

逗哏：不，叫挡布。

台下的看客有人会意而笑，挡布音同党部。没等台上的两位艺人说完就有几个便衣上来径直把人拉走了。这件事的后续发展如何这位父执没说我自然不知，我也曾冒昧追问过他但他不愿多讲，我猜想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谁都不愿惹麻烦吧，既是事不关己何必要多事。

这段台词算不上如何尖锐，更无深意，最多是戏谑而已。即使这样仍犯了忌讳，不被容忍，当时的社会高压可见一二。

还有一件邻居家的事，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邻居家有个青年出于害怕，从傅作义的部队里私逃回家。没隔多久，街道派出所的人带着刚进城接管的干部登门，并不是来抓人，而是请他出来参加工作，因为他是中学毕业，有文化，算是知识分子，新政府正需要有文化的人出来做事。其实他才从学校毕业不久，加入傅作义的军队数月而已，应该没机会做多少坏事，解放军也没必要为难他，是他自己胆小。

上大学时和一位教授关系比较近，没旁人的时候说话很随意。有一次说起北大教授的待遇，他很有点不平，说现在的待遇和解放前没法比，解放前的大学教授一个人挣钱养一大家子人，还能雇得起佣人包得起车，现在做教授挣的那点钱也就能养活自己。

他这话应该没错，记得好像当年作为教授的鲁迅月收入有三百大洋，而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巡警一个月只有六块大洋也要养活一家人。这样比较，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确实是高薪阶层，不过与之相对应，当时的京城胡同里还有不少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当时也有教会开办的学堂不单免费还发食物，但名额很有限。有一邻居大爷小时候就曾在西什库天主堂读过几天书，至今仍会用法语唱赞美诗。

日本侵华时期北平被占领，城里有不少日本人，有些日本人就生活在中国百姓中，住在胡同里，睡榻榻米，踩着趿拉板儿（木屐）包个兜裆布在街头巷尾游逛，一家男女老少泡大木盆洗澡。日本战败投降，男人都不知去向，抛去女人来承受失败的屈辱。西四街口，一排日本女人跪在路边任人打骂，有的被某些胳膊粗的京城爷们搧得一溜滚儿出去，爬起来，回到原地继续跪着。有人说京城的爷们豪爽大气，不过人分三教九流，有五行八作，不能一概而论，有人狠辣也有人爱惜生灵。

据说后来有些日本女人嫁给中国人，留了下来。一个家住西安门，拉洋车，不识一字的光棍汉就把一个日本女人领回家。当时到底有多少日本女人留下来，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没见到过，似乎关心的人也不多。

就在教授们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字的同时，被日本人的杂合面苦害已久的京城市民正在排队领取美援的面粉和奶粉来对抗饥饿和物价飞涨，对一般人而言，填饱肠胃活着远比保持尊严来得实在，不是所有人都能赶上朱自清的思想境界。

当下有些人怀念民国，推崇“民国范”，若论民国时期的生活好还是不好，要看你身处哪一个社会阶层，不论哪个时代都是有人喜欢有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