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三百首今注新译》导言 （二）（ZT）

(二)乾嘉时期

    乾嘉时期指乾隆、嘉庆二朝(1736-1820)。此期基本上处于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诗坛更呈现出新格局。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诗学观念多元， 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创作活跃。如浙派出现了代表人物厉鹗。锺骏声称“吾浙派诗，至樊榭(厉鹗：而极盛，亦至樊榭而一变”(《养自然斋诗话》)。厉氏出身 寒门，一生布衣，其诗求新求变，重学问根柢，于审美情趣追求“清”，即诗思清深恬淡，诗境清幽冷峭，语言清净雅致。诗作以山水诗为主，借山水之境寄托性 情，消解苦闷，正如张世进挽诗所谓“平生山水心”。于浙派朱彝尊、查慎行之后别树一帜。此时期学唐者则为格调派，其代表人物为台阁重臣沈德潜。沈德潜的诗 学观明显承袭明七子，摹仿盛唐宏声大音，旨在补救王士稹神韵诗之清音。其诗风格平稳，缺乏个性。由于他重视诗的教化作用，故能反映现实。此外还有肌理派代 表翁方纲，欲补救王士稹神韵诗之虚空，而于诗中大量堆积典故，被袁枚讥为“误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违背了“诗缘情”的本质特征。

乾嘉诗学主潮为性灵派的“性灵说”。“性灵说”是当时进步美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性灵派”的主将是袁枚，副将为赵翼。他们于诗主真情，重个性，尚才 气，既反对格调派模拟盛唐，亦排斥“肌理派”卖弄学问，并反对浙派用僻典代字，为维护清诗走上正轨、推进清诗发展、使清诗独具面目作出了重要贡献。袁枚诗 多写真情实感，以情感感人，并推重情诗。其诗具有独创性，不受唐宋诗格调的束缚，惟情所适；意象清新活泼，富于生趣。赵翼诗亦抒写性灵，胸中有识，富于理 趣，善发议论，亦诙谐有趣。另外性灵派殿军张问陶，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性灵派诗人成就较著者还有孙原湘、舒位及袁枚女弟子席佩兰等。

乾嘉时期不属于诗派的诗人更多。其中佼佼者，有与袁枚、赵翼同称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他思想较正统，诗颇具风骨，没有“性灵派”诗纤佻之弊。有被誉为常州“二俊”的洪亮吉与黄景仁。洪亮吉诗重气，擅古体，奇思独造，笔力沉雄，特别是被贬新疆时 之作尤多奇境豪气，与其豪宕狂放的个陛相符。但风格较单一，缺乏隽永之致。黄景仁一生狷狭寡谐，自称诗多“幽苦语”。诗则风格多样，古近体兼善，或清新俊 逸，或典雅精工，亦不乏沉雄豪放之作，无愧为天才诗人。广东则有岭南二家黎简与宋湘。他们上承清初岭南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家之风，成为清中叶诗坛多 样化格局的重镇。大体上讲，黎以峭奇胜，宋以雄豪胜。黎简、宋湘与洪、黄一样，都受到袁枚性灵说影响，于诗皆抒写真情，独创求新。黎诗多写山水，风格以奇 峭深警为主体，又辅以幽秀、瑰丽、隽妙，拔戟自成一队。宋湘比黎简晚死27年，曾目睹嘉庆转衰的社会危机，诗中颇多“骚屑之音”。其诗早期“学杜写景言情 幽秀一路”(陈衍《石遗室诗话》)，且明快平易。后期远仕云南，得江山之助，风格转为雄宕劲健。此外，桐城派姚鼐以及开晚清宋诗运动之先声的程恩泽等，虽 属于思想正统的诗人，但也有自己的成就与贡献。总之，乾嘉诗坛百花争艳，是清诗的繁荣阶段。

(三)鸦片战争前后时期

鸦片战争前后期指道光、咸丰二朝(1821-1861)。清朝于嘉庆后期即由盛转衰，日渐腐败，终，于导致帝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面临民族危亡，一批忧国忧民之士抒写了大量反映时事政局、忧国伤怀的诗篇，从而使清诗思想上具有崭新的内涵。此期诗歌以龚自珍为先导。龚氏首先 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改革家，力主更法革新，开康、梁“变法维新”之先声。他于诗主张“宥情”，表现个性，又是对袁枚“性灵说”思想的深化。其诗 既反映衰世之现实，又抒写追求自由的心曲，诗风上承浙派胡天游一脉，语言瑰丽，气势豪放，意境奇诡，情感充沛，学问根柢亦深厚，兼才人与学者之长，被柳亚 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龚诗“开拓了前代诗人未有之境，是真正独具面目的清诗，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先导”。其后的林则徐、张维屏、魏源、贝青乔、 姚燮等人之反映鸦片战争、讴歌民族精神之作，亦是充溢爱国主义的诗篇，较之清初反映抗清复明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思想价值，艺术上亦各具特色。此时宗宋一 脉诗风仍在发展，如程恩泽、祁寓藻、何绍基、郑珍等人，为晚清“同光体”之前驱。鸦片战争前后时期诗歌的特征是诗歌与时代政治关系极其紧密，诗歌成为表现 爱国热情的载体。艺术上亦有所开拓，如贝青乔《咄咄吟》以诗纪史、诗注结合即前所未见。

(四)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指同治、光绪至清亡(1862-1911)。此期政治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康、梁维新派的变法维新。维新派代表诗人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 超、丘逢甲、谭嗣同等。其中以黄遵宪为先导，黄少时即“别创诗界之论”(《与丘菽园书》)，后则兴起“诗界革命”。此派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 境”(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或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又反对钻研故纸、“沿习甘剽盗”，而倡导“我手写吾口”(黄遵宪 《杂感》)，使诗为政治改良服务。他们颇多出国远游者，大大开拓了眼界，诗作亦多辟异境，康有为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 寄任公孺博曼宣》)。黄古体乐府诗最出色，确实是“我手写我口”。台湾诗人丘逢甲反映甲午之战与台湾被割之耻辱的作品多震撼人心，慷慨悲凉，被梁启超称为 “诗界革命之巨子”(《饮冰室诗话》)。康有为诗语言瑰丽，富于浪漫色彩。梁启超诗激情澎湃，气势奔放，亦自成一格。清末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女侠之作，巾帼 不让须眉，以奔放豪迈之情抒写革命之志，慨当以慷，甚是难得。而南社诗人如柳亚子、苏曼殊等，均亦不乏佳作。晚清诗派林立，影响较著者还有“同光体”，其 中又可分以沈曾植、袁昶为代表的“浙派”，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以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同光体主要学韩愈、黄庭坚，以陈三立成就最大。他 早年也不乏感慨时事、忧国忧民之作，诗风虽生涩奥衍，“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者，未尝不文从字顺也”(陈衍《近代诗钞》)。此外，尚有以王阊运、邓辅纶等 为代表的崇尚汉魏六朝盛唐的湖湘派，以张之洞、樊增祥为代表的兼学唐、宋一派，以李希圣、曾广钧为代表的宗尚李商隐的西昆体，等等。虽然多属复古派，并非 一无可取。

    以前论者对清代诗歌一度评价甚低，如文廷式谓“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徽，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闻尘偶记》)；粱启超则称 清诗“真可谓衰落已极”(《清代学术概论》)，只肯定诗界革命，于此前各派各家皆予否定。其偏激而有失公正不言而喻。事实证明，清诗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光 辉的结局。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至五四后中国古体诗基本上已走完了自己的路程，而为白话诗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