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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诗的题材意旨
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说:“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 必动手。”(《鲁迅书信集》)对鲁迅“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之说,我们不必拘泥,正如对其自谦“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不能当真一样。其实,这是 鲁迅常用的夸张、幽默手法,旨在向杨霁云表白本不该“言行不一致”,再写旧体诗而已。当然,此言亦反映了鲁迅对唐诗的极其推崇。
事实上,唐以后的宋固然有好诗,明清特别是清同样有好诗,有大诗人。套用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自序》)的话头,可以说“凡 一代有一代之诗歌”。这是因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生活实践的丰富,思想观念 的更新,都必然促进诗歌面貌的不断嬗变。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这些在清诗中都不能不予以反映与表现。因此,如果说清诗与历代诗歌相比,有其特点的话,那 么诗歌题材意旨的丰富与艺术生新是首要的或日最重要特点。这一特点远非唐宋诗可比拟,可以说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关于清诗的题材意旨,兹择其要者简略 述之。
(一)抒情言志
清诗最具时代精神的部分,是抒发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它们奏响了清初、鸦片战争前后与晚清或者说整个清代诗歌的主旋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主旋律的内涵是由清代特殊的“世情”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清初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朱明王朝的汉族政权被异族统治集团所取代,鼎革时期充满了血腥,清兵的大肆杀戮更激化了尖锐的民族矛盾。 于是反抗异族侵略,渴望恢复故国,成为汉民族的“志”;誓死不降,保持操守,亦成为民族的“情”。无论是明遗民、抗清志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借助诗歌抒写 亡国之痛与复明之志。其感情
的慷慨悲壮、气节的坚贞不屈,皆郁勃着时代精神与民族正气。这类作品不仅是唐诗所少有,即是南宋末相类的诗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亦不能企及。典型的如黄宗 羲、顾炎武、王夫之、归庄、屈大均等亲身参加过抗清复明斗争的民族志士的作品,亦有像无名氏江阴女子、僧人函可等社会下层爱国者的佳什,其或悲悼故国,或 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江山易主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甚至一度屈节仕清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亦不乏此类作品,其中又寓有深深的忏悔之意。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日益尖锐。晚清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感情被赋予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新因 素,增加了政治改革、振兴中华的新内容。而反映这一时代精神的诗更是历代所不能具备的。如张维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燮、邱逢甲等忧国忧民的爱国志 士都写下力作,感叹时局艰危,抒发振兴民族的襟抱,讴歌军民同仇敌忾抗击英军的豪气,揭露统治者丧权辱国、昏庸无能的罪行,悲吟国土的沦丧,都具有感发人 心的力量。而维新变法派的仁人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以及民主革命的志士秋瑾、陈去病等,亦以诗歌歌颂革命理想,抨击腐朽的清王朝,慨叹 改革与斗争的失败,不少人甚至以生命与鲜血谱写出反对侵略、改革图强的爱国之歌,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这些诗感情浓郁,笔力道劲,意境壮阔,显示出中华民 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清诗中最可宝贵的精华。
封建知识分子常有怀才不遇之叹,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当政者贤愚不分的用人政策造成的历史悲剧。历代文人以诗宣泄“不才明主弃”、抑郁不得志 之愤懑的作品可以说车载斗量。清代是封建社会的衰亡时期,社会弊端丛生,正直的文人报效国家的道路更坎坷,作为“言志”的诗自然常用来表现壮志难酬的悲 哀。但是清代知识分子又有历代知识分子所少有的厄运,即自康熙以来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大兴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万马齐 喑”、噤若寒蝉,始终处于动辄得咎、如履薄冰的心境中;加上官场相互倾轧日益严重,使仕途中人亦战战兢兢。于是清代言志诗,就出现了类似“人间更有风涛 险,翻说黄河是畏途”(宋琬《渡黄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己亥杂诗》),这种前代少见的反映知识分子于政治与思想重压下的 特殊心态。这在宋琬、汪琬、蒲松龄、金农、黄景仁、龚自珍等人笔下均有显现。
(二)描写山水景物
诗不外乎抒情写景,山水景物诗在清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与前代相比,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发展。诗人或出门旅行,或远游求仕,或奉命出使,或遭遇流 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要行万里路,都要接触北国、江南的自然景物以及人文景观。而作为诗人又都按捺不住创作欲望,将山水风情进行审美观照与创 造,化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其风格阴柔秀丽的如杏花春雨,阳刚壮美的如秋风铁马;其体裁,短小的有近体律绝,长篇的有古体歌行;其内容 则山川雨雾,朗月明星,奇花异草,乃至民俗风情,凡前代诗中涉及的概无遗漏。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清代的边塞诗与异域诗所描写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山水景物。清 代诗人不仅有像吴兆骞、洪亮吉、林则徐等被流放关外、西北,更有像纳兰性德、赵翼、舒位等从军塞北、西南乃至新疆、西藏,他们得江山之助,把塞外大漠、天 山雪峰、少数民族风情等景观融人诗中,有很多前所未闻、未见的山川风物,使人眼界大开,心胸宽阔。这类边塞诗足可与唐诗相颉颃。而清代异域诗则是唐宋诗中 难以寻觅的,它们在晚清景物诗中别具瑰丽色彩。维新派人物与民主革命志士或亡命东瀛,或赴欧任职,或异国留学,使他们有条件目睹到大海汪洋中的奇观、日本 与欧洲的奇山异水及西方文明的奇妙景观,于是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秋瑾、苏曼殊等人,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向人们再现了异域崭新的审美对象,为 清代山水景物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人读后有放眼世界的新奇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