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随笔集

《或明或暗的关系》序


敬文东



三年前，在接受《锋刃》杂志的书面采访时，我曾经说过，诗人搞诗歌批评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界的大事之一。我列举了好几位素为我看重的“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臧棣、西川、孙文波、肖开愚、王家新、钟鸣、周伦佑、西渡等人。恕我不恭，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观察者（说旁观者可能更准确），我认为中国的诗歌批评界十分糟糕，批评队伍鱼龙混杂，几乎说不上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行的。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钱钟书所谓的“摸象派”。但正是这些人在那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仿佛真成了得诗歌之道的高僧。正是基于这一点，诗人们干脆越俎代庖，业余搞起了诗歌批评，确实不是为了和谁抢饭碗。也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读诗人写的诗歌批评文字；若非是迫不得已，若非是不怀好意地看他们如何丢人现眼，坚决不读那些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读一篇被认为是“不周全”、“不严密”、“不客观”的诗人的文章，胜过读一打自称“客观”、“严密”、“全面”、“公正”、“周全”的诗歌批评家的高头讲章。理由很简单：前者能给我提供对诗歌连骨带皮的内行看法，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贡献出来的，不过是一些言不及义的概念组合。而老实说，他们使用的概念我不见得就不懂，所以我不希罕。
就是带着这种意识，我读完了刘春的文集《或明或暗的关系》。我要说，即使刘春的文章并没有让我特别激动、特别满意，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章确实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看法，对诸多“前辈”诗人——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等——的理解也是精辟的，部分看法还堪称准确。和大多数业余从事“诗歌批评”的诗人一样，刘春的批评文字也有些执拗，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执拗了。但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略带孩子气的偏执。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上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带偏见的文学批评，除非有人能够论证文学（或者诗歌）本身是公正的、不带主观色彩的客观“事物”。在今天，有一点或许越来越清楚：诗歌是纯粹个人化的“事业”。假如这一命题能够坐实，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说：一种诗歌对另一种诗歌、一个人的诗歌对另一个人的诗歌就具有排斥性。刘春的执拗就体现在这里：他为他认可的同行的诗作大声叫好，也为他不认可的诗人的诗作大为不满。但无论高声叫好还是大为不满，刘春基本上都是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发。这实际上是在说，理解同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批评同行，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和自己的写作处境。一句话，理解与批评都是为了自我构造，都是为了自我的再生。尽管刘春对他提及的某些诗人诗作的看法，不能完全得到我的认同——实际上，得不得到我的认同一点都不重要——但我确实欣赏他的执拗劲头。
对诗歌最公正的看法，就是要容忍任何人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对诗歌做出的不公正的看法。但这里所谓的“不公正”，显然要涉及到判断力的问题。我十分赞赏歌德的话：知识渊博是一回事，判断力又是一回事。知识渊博如歌德者之所以要这样说话，无非是在暗示：判断力和道德密切相干。本雅明更是一语破的：如果歌德错误地判断了荷尔德林等人，那不是因为歌德的鉴赏力出了问题，一定是他的道德感出了毛病。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心的律令。道德是内在的。道德是灵魂的事业。仅仅把道德处理成外在的约束，无异于给伪君子大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对于诗人来说，这种道德就是在不断提高自己境界的基础上，对诗歌进行越来越广阔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为自己的写作打下更牢固、更稳健的根基。在此，用“广阔的理解”去限定执拗，或者说，将执拗建立在“广阔的理解”之上，从而让执拗不断得到更新、得到重新发明或者再生，执拗也许才能越来越迹近精辟和正确的“不公正”，才能越来越广阔和具有包容心。不能认为刘春现在的写作已经很开阔了。从他的书里，我看得出来，尽管他已经具有相当优秀的理解力，能剖析、欣赏和解读那么多质地不同的诗人诗作，但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人，我仍然祝愿他能够更加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因为从他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他是一个在写作上有“野心”的人（我当然非常欣赏这种野心）。不过，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完成了写作“野心”的人，必定是一个视野开阔、理解力博大、包容心宽广的人。
为了写这篇短序，我又把刘春曾经寄给我的诗集——《运草车穿过城市》——读了一遍。这部诗集很好的那方面、相当优秀的那方面我不说了——实际上他每一首诗都写得不错——限于题旨，只说一点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整部诗集中的诗歌似乎显得太清纯了一些，太美了一些，太清澈了一些。也就是说，刘春的诗有一种水晶般的质地。我不认为这就是诗歌的上乘境界。在我看来，一个开阔的诗人，他的诗歌一定是长江入海处那样泥沙俱下，绝不是长江的发源地那样清澈见底得有如水晶。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不纯的。杜甫、但丁、歌德，也许还要加上苏东坡，早已给我们的诗人做出了辉煌的榜样。不能设想只有《登高》那样的纯诗，而没有充满“杂质”的《三吏》、《三别》和《北征》，杜甫会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是交响乐，不是轻音乐，所以必须要有噪音；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是一座山，所以必须有尘土、毛石、杂草。但我理解刘春。他还年轻，现在也不满三十岁。而不足三十岁的年龄，显然还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就能泥沙俱下的年龄。他还需要继续操练。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我更想说的是：把《运草车穿过城市》和《或明或暗的关系》放在一起观察，人们或许可以看出，刘春有走向开阔的执拗。他也有这方面的潜质。他的某些诗作已经开始成功地、有机地使用噪音或尘土、毛石、杂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效果。因此，我最想说的是：刘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耐心、虔诚和内省——这些品德他似乎都具备——再仰仗一点不坏的运气，他有机会走向开阔的境地。他的执拗或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