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诞辰101周年 重读《改革历程》令人扼腕

10月17日是赵紫阳诞辰101周年纪念日。笔者为此重读他的“遗作”《改革历程》，本已不胜唏嘘，思潮汹涌，动笔之日又恰逢“戊戌六君子”就义122年，更觉心潮难平。 

1898年中国历史上首次涉及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戊戌变法”失败。1989年，天安门镇压又一次捻灭了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希望。相隔近百年的两次事件竟如此高度相似：都是倡导变革者被统治者追杀，总书记的命运也与光绪一模一样，都被垂帘听政者罢黜。唯一不同的是光绪被囚禁赢台10年后离奇死亡，而赵紫阳被监禁在北京住所16年，直至去世。 

作为曾亲身感受过80年代中国曾一度相对开明的氛围，也经历了天安门屠杀之后万马齐喑之恐怖的一代人。笔者在赵紫阳被监禁后，和许多失望者一样，选择了背井离乡。但那时心中仍然觉得“黑暗是暂时的”，对中国能够慢慢走向现代国家仍怀一丝希望。可耳闻目睹近几年“天朝”的倒行逆施，令国家民族不进反退，腐化堕落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真乃失望至极。有人担心回到文革时期，而我却分明觉得已经退回到了清朝末年。百年后的中国仍在原地打转。 

赵紫阳1989年因不支持天安门镇压学生被一撸到底，本来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所有职务全部被罢免，之后一直没有人身自由。在软禁期间，与赵紫阳相识的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等人力劝其讲出“六四”事件的内情、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高层博弈、以及他本人的思考。他们带着录音机多次采访赵紫阳，并最后整理成《改革历程》一书。

由于此书的内容都是赵紫阳亲口讲述，具有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 也有别于中共其它高官虚伪官样的回忆录。书中有“六四”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党内高层在此事件上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此事件前因后果的看法；还涉及对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艰难历程，乃至整个体制的深刻反思。赵紫阳作为被彻底封杀的前任总书记，不仅为自己辩解，也系统地评述了中共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及邓小平的成就及错误；从历史角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与衰落的探讨。

此次重读赵紫阳回忆录，与刚出版时的感受大有不同，那时更多的是想了解幕后真相， 如今则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篇幅所限只谈与现实有关系的三个方面。

赵紫阳被解职只是又一次的被执行帮规

赵紫阳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悲凉归宿并非个案。中共自成立以来经历过10余次残酷的火并和整肃，无数成员被杀遭整。而且很多都是被整过却没死的人再反过来整别人。

罢免赵紫阳是由邓小平决定的。他曾是毛泽东的干将、反右运动的具体执行者。当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受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没死的也在劳改农场受尽折磨。而邓本人则在文革中被打倒，失去一切职务。后来靠着“永不翻案”的保证在1977年重新上台。他是玩权术的“精英”，先是排挤掉毛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87年又整倒了总书记胡耀邦，迫使其含泪在会上自我检讨；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就因为赵紫阳不同意派军队镇压学生，他就召集几位老人在其家中召开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赵紫阳的一切职务。

赵紫阳的回忆录中说：“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大大激怒了邓和其它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召集会议。。。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会中有两个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此后又以政治局的名义宣布我的罪行，还分批把各省的领导人招进北京打招呼。。这些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总书记主持，不管是有另外什么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都是违反《党章》的”。

就是说，赵紫阳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根本就没有被允许参加政治局会议，就被缺席宣判了。这再次显示出中共党内高层运作的黑帮性质。没有像文革中的刘少奇一样，被公开批斗，迫害致死，已经算幸运了。

实际上，中共对内对外的很多做法，经常带有黑社会性质。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例如：

- 重庆公安局王立军以打黑为名，敲诈和迫害民营企业家，文强与黑社会互相勾结，横行霸道。最近爆出的辽宁鞍山市官员的索贿黑幕，竟是逼民营企业家高价买他儿子的画。

- 中共为了防止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异见人士，除了明着阻止，还搞窃听、跟踪，甚至人为制造车祸，困住外国记者，使其无法进行预约的采访。

- 绑架人质是黑社会的惯用手法，中共将其用到了国际关系上。他们抓捕关押两名加拿大人已近两年，就是想以此作人质，换回被加拿大根据与美国引渡协议 扣留的孟晚舟。

中共近年在帮派争斗中，又增加了，“妄议中央”、“不知敬畏”等罪名；刚刚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又要求党员有“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即维护习的核心地位，维护中央权威。这些都使它的黑社会团伙性质越来越明显，难怪最近被美国称为“跨国犯罪集团”。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见的有“君子”之风者

环视当今世界，民主国家都是多党共存的议会制。与其说各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不如说是他们的治国理念有别， 但在那些属于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上各党则是相同的。党派之争时也多是公开辩论等明面上的“君子”之争。此次美国大选，川普领导的共和党和拜登为首的民主党竞选空前激烈，但当川普确认被感染新冠病毒后，拜登不仅表示慰问，还停止所有针对川普的竞选宣传。这种君子之风就是来自共同的人性。

而极权国家的执政党因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权利之争大都是黑箱作业，比黑斗狠，不择手段。中共建政71年来，众所周知的被整肃的领导人就有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至于那些比他们级别低的干部，被整死的何止成千上万。对于所有反对它的声音，无论来自党内和党外，一律用铁腕手段消灭。仅今年以来就有多名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抓捕判罪，最知名的几位如宪政学者许志永、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红二代退休商人任志强，还有前中央党校校长蔡霞。

中国历来就有“君子不党”之说，就是因为“党”的帮派性质，结党者营私舞弊、打家劫舍、欺行霸市，无法无天；帮规则要求成员绝对服从帮主。这些都与“君子”之风格格不入。

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回忆录看，赵紫阳虽然也是中共的成员，但难得地颇具一些君子之风。这表现在他比较有“法”治概念，做事力求遵章守法（如《党章》和《宪法》），他也比较坦诚务实，而不太习惯吹牛拍马、拉帮结派。尽管有些党内的大佬不同意他的改革主张，甚至背后搞小动作，他也没有怎么计较，巧妙地与他们周旋。

赵紫阳在回忆中感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 阻力很大， 顾虑很多， 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戴了很多帽子”。担任总理期间，他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为减少阻力，他在提出改革主张时尽量考虑能以“政治老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例如在取消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体制时，不是直接否定，而只说改革；在改变党决定一切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时，不提领导权和所有权变更，而是说“增加企业自主权”、 “提高经济效益”；政治老人们不能接受“市场经济”，他又提出“商品经济”的折衷概念。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也积极推动政治改革，政治老人们不能容忍放弃一党专政，他就提出“党政分工”、“以法治国”；让“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增加透明、开放的色彩”；倡议将政治协商制度落到实处，重要的决策过程要征询民主党派、乃至民众的意见；让其它党派人士进入各部委的领导部门；在人大实行差额选举，改变“黑箱作业”的任命方式， 对思想文化领域则主张少干预，允许学术上的自由争论，还提出“政府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的事”，等等。

赵紫阳的君子之风在他被革职之后表现得最为突出。“六四”之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是告诉他，只要能做出深刻检查，就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被赵紫阳拒绝。第二次又派人告诉他，只要表个态，做个检查，还可以恢复中央委员的职务，再次被他拒绝。

赵紫阳的耿直气节使笔者想起了戊戌六君子。尽管他的职位相当于当年的光绪帝，却有六君子的气节。122年前 的9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现代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 戊戌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砍头。刽子手要刘光第跪下受刑，他却倔强不跪，直到人头落地， 身躯依然挺立。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狱中就对谭嗣同道：“我辈死，中国强矣。”

赵紫阳注定无法成为第二个蒋经国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光绪皇帝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变革心切，但当时整个统治集团内没有改制的观念基础，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遇到官僚集团的抵制，借慈禧之手将其扼杀。

百年之后，中共党内开明派虽然小心翼翼地推动转变。但六四事件的爆发还是使他们的探索功亏一篑。中国再次失去了一次向宪政国家转变的机遇。

曾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六四”事件，赵紫阳有可能起到蒋经国推动台湾转型那样的作用。蒋经国在台湾经过20年的改革，使台湾经济实现腾飞，与世界接轨，到去世前一年开放党禁和报禁，促进台湾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的尊重。

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表面上与当年台湾有些相似，但深层次上有很大不同， 包括经济制度、统治方式、观念基础等多个方面。就以经济体制为例，中国虽然推行了一些变革， 但在理论基础及思维方式观念方面仍很落后，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有优势”的认知。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全权计划经济”的讨论几十年前就进行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有非常系统的理论，而希特勒、斯大林也都实践过并以失败结束。中共对此却视而不见，也不愿讨论。赵紫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的极权统治也要比台湾严得多，使社会很难形成转型的条件。 

赵紫阳被罢官后并没有停止思考。这使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有了“新的认识”。根据《改革历程》书中的记述，赵紫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说：“纵观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 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他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应该说，赵紫阳的这种认识在中共党内是很难得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共的倒行逆施，昏话连篇，甚至干脆说“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更加感到当年赵紫阳在中共内部力求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努力是多么难能宝贵。 因此，《改革历程》编著者在序言中这样评价赵紫阳：不仅是求实大胆的实干家；也是勤于反思，勇于“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的改革家；更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