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移民离国的原因和俺30年前差不多

“若非生活所迫，谁愿背井离乡”。这是我常爱说的一句话，最近又在一篇新移民故事的开头读到，心有戚戚。作为一名已经移民加拿大30年的老移民， 心底那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拨动。

看到的文章是一位自称江小草的IT男所写。他生在吉林，从小帮父亲运木头，在大庆石油学院毕业后到北京闯荡。看他所写在北京的打拼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9年搬了9次家， 都是与别人合租房子， 直到结婚有了孩子，才咬牙单独租房子住。可回老家给孩子上户口遭到刁难，说不是常住人口不能上户口， 北京当然更上不了。 用他的话说，上户口比申请移民签证都难。好在他多年坚持补习外语，最后幸运地赶上了新斯科舍省的省提名移民， 且被抽中，来到加拿大。几年下来，已经买了独立屋，又添了两个孩子。可谓是“苦尽甘来”。

本来我还想，近几年新来的移民大多在国内已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和经济基础，只是受不了那种社会和政治环境，才想移民出来以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但看了这篇文章，我才明白，国内还有很多普通大学毕业生非常艰难。小草的文章几次令我心酸泪目，也真的为他能在加拿大幸福落地高兴。

虽然每一位移民的具体原因也许有所不同，但对大多数技术移民来说，选择出走他国的原因与当年的我们仍然大同小异。与我30年前出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当年促使我选择背井离乡的原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在恶化。

我是属于“蹉跎岁月”那一代， 上过山也下过乡。1969年从北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离中苏边界只300多公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如果开战俺就是炮灰。平时在采石场上干活，冬天零下30多度，夏天气温有时达到零上40度， 都要抡大锤，搬石头。住的集体宿舍冬天窗户上的冰有半尺厚。连里好几位知青因放炮炸死，装煤砸死，受伤的更多。我也两次差点送了命。

4年多后父母托了不少人走后门，把我弄回到北京郊区插队，干的活是起猪圈， 挖水渠，在场院堆肥，饿极了就嚼玉米秆，也遭了不少罪。后来知青大批返城，俺终于也回到北京工作。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根本没敢想考大学的事，因为连初中都没上完，自知底子潮。可看到身边有人真考上了，才动了不妨一试的念头。经过一年的复习准备，第二年勉强考上了。大学同学中，最小的刚高中毕业 18岁，最大的是老高三毕业生32岁，我在正中间25岁。上学机会难得，四年期间俺努力学习，战天斗地炼成的好眼神也成了近视。

四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感觉相当幸运了。虽然那时工资不高，一个月百十元钱，可专业对口，师生融洽，住有老婆单位分的房子，孩子有双方的父母帮忙照看，真是相当知足了。虽然那时学校里也很盛行考托福， 出国留学，可我并没想，而是一心扑在备课，和实验室，还当班主任。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产生出国的想法是六四事件以后，最后决定移民则主要有3个原因。

首先是六四事件后的警醒。80年代初期，虽然国内也有文革的左倾回潮，像搞什么“清除精神污染”、“整党”，但大的气候是开明向上的，令人感觉有希望。天安门镇压则彻底浇灭了人们的希望。六四期间，我曾参加教师支持学生的游行，还带头喊口号。事件过后人人过关时，大多数教员都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可我们系一位老教授却在会上公开检举我。幸亏系里的领导护着，我才逃过一劫。但也领教了有些老教授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学会了以揭发别人来保护自己的丑恶。当时已开始担心，以我愤世嫉俗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就会因为说错话被抓起来关进监狱。

第二个原因是我厌恶国内的政治环境。除了开会学习表态，也没有学术自由。在学校工作期间，系里有外教来访，之后搞合作研究项目，我也参加了。项目的后半部分需要到美国完成。91年我收到了美国教授的邀请信，向国家教委提交了出国申请报告。但教委拖了很长时间后，以政治原因没有批准。这让我觉得很气愤，于是又在不久后向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了论文，希望能“曲线救国”。后来论文被会议接纳，我再次以参会的理由打报告申请出国。这回得到了教委批准，并代为申请了护照和签证。

办理出国的过程中，社会上的以权谋私现象再次让我愤慨， 也成了后来不想回国的第三个原因。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求人的人。尽管在中国很多事没有熟人就很难办，我也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去求人。话说拿到教委的批文后，离国际会议的召开只有一个多星期了，我得赶紧买飞美国的机票。可到西单民航大楼一问，经济舱的票没有了，只有商务舱。咱一个穷教师哪坐得起商务舱呀，赶紧找朋友看有没有认识卖机票的。结果还真有一位认识在国贸大厦售票处的。我赶紧到国贸大厦找到这位姓王的售票员。结果他告诉我，不用着急，机票有的是，是他预留的，但要用外汇买。当时的机票记得是4600多人民币。按官方汇率1美元换3.9人民币。就是说，我得给他1240美元。第二天去送钱取票，他给我的票上写的是4600人民币。他还说，以后再买票就找他， 随时都有。因为他们可在订票网上预留很多机票，有外人买时一看都是满的，只有找他们才能买到。他们便可以从中渔利。卖我机票的这位还利用官方汇率与黑市之间的差价大赚了一笔。当时外汇黑市的价格是一美元换9块多人民币。就是说，他把我付的美元拿到黑市可以换到1万多人民币，减去4600元支付机票款，他自己可以赚到5000多。而这售票员还是朋友介绍给我的，都这么黑。这让我再次领教了职业特权的泛滥，从教委那些申批出国审请的笔吏， 到卖机票的售票员，所有手中有点权力的人都会拿你开刀。所以还是能躲得远点为好。

这些经历使我开始产生能留在国外就不回国的想法。我联系了合作研究时的教授，他仍然希望我能去参与后半段的课题。于是我在参会后又留在美国一年，并利用这一年抓紧考托福，申请学校。后来在几个录取的学校中，我选择了为我提供奖学金的加拿大大学。而留学期间，加拿大在94年开放了对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申请。于是我就在毕业后申请了加拿大永久居民。

在移民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没找到专业工作前，也曾到农场、餐馆打工，但这对曾上山下乡的我来说，都能承受，比担心被整挨坑容易多了。而且在北京一直体弱多病的女儿到了加拿大也不再生病，健康成长，最后成了一名牙医。我在几年后找到了很喜欢的专业工作， 一直干到退休。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移民很值得。心里对加拿大充满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