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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耶鲁大学华裔学生的公开信，有川粉对孩子们大放厥词。看似有理，其实是在误导孩子们。
先说中国人称韩国人为“棒子”吧，简单搜索一下发现并不简单，与什么党毫无关系。一般有三种说法 https://kknews.cc/history/v84vb8l.html
1. 相传为乾隆皇帝所赐。棒子也就是棒槌，是北京的方言，指愚蠢无知。有一年高丽国王来朝见乾隆，乾隆很高兴，在紫禁城宴请他，席间有人端来一盆净手水，水里加了点花瓣和盐。朝鲜国王以为是汤，就端起来喝了几口，然后大赞好喝，乾隆见了大笑，说高丽国王;「你真是个棒槌啊」。高丽国王不懂，以为皇帝封他什么大官哪，赶紧谢恩。从此高丽也就叫棒子了。
2.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有不少被日本人征调过来的朝鲜人，但是日本人不给配发武器，这些朝鲜人就把家里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棒拿出来当武器，东北同胞遂以其手中的「棒子」为比喻，形象的称他们为棒子，口口相传，「棒子」逐渐成了大家骂这些为日本人卖命的韩国人的蔑称。
3. 棒子原本写作「帮子」，原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贡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这些人在中国境内偷摸扒窃、违法乱纪，给中国政府和百姓带来很大麻烦，再加上明清朝廷优待使团而牺牲沿途官民的部分利益，致使中国百姓将带来的不便归咎到朝鲜使团头上。而明清时期中国老百姓习惯称朝鲜为「高丽」，所以就产生了「高丽棒子」这一蔑称。
再说称印度人为“阿三”，记忆中是由上海租界传出来的，一查果真如此。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A4%B4%E9%98%BF%E4%B8%89
红头阿三（上海话拼音：hhongdhou'akse，发音：[ɦòŋ̩dɤ̋.ᴀ̄ʔsᴇ᷆][1]），原为旧时对上海公共租界的锡克教巡捕的俗称，当时香港的对应称呼是摩羅差。其衍生為指向印度或印度人的“印度阿三”、“阿三”或“三哥”等词语仍然是比较流行的网络用语。「红头」的来源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巡捕以锡克教徒为多，通常佩戴红色头巾；阿三的起源说法則不一，说法之一是，英国体系警察的称呼阿Sir的转音；而另一种说法是，旧时上海的印度巡捕对英国长官经常回答“Yes, I see.”（是的，明白。），而“I see”与上海话的“阿三”谐音。
说起中国人称印度人为“阿三”，知道印度人是如何称中国人的吗？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fpOe6T/amp
那么，你知道印度是怎么称呼国人的吗？说出来大家可能要愤怒了，你绝对想不到这个称谓竟然是“小鸡儿”，印度在100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个称谓来称呼国人，这种称谓可是比“阿三”来源还要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当年贩卖到我们内地的鸦片，就是当时印度由英国人掌控的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印度许多土邦邦主听说鸦片卖到中国很赚钱，就鼓励臣民种鸦片的原材料罂粟，然后提炼鸦片交给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可以说印度大地的土地主们在这一百年内也没少赚我们国人的血汗钱，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英国早就用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所以英过军队中包含着大量的印度士兵，这些士兵借助于英军的先进装备，在对满清的战争中一次次获胜，在加上印度士兵普遍比满清士兵高，印度骑兵的坐骑英国纯种马高大威猛，而反观清军这边蒙古马早已没有祖先的威猛，退化的特别矮小，看到英国纯种马还会害怕，所以印度人给满清军队起了个外号，就是扑棱着小翅膀四处奔逃的“小鸡仔儿”并且伴随着一批批的英租界印度士兵的替换在印度国内广泛传播。
是不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日本和韩国对外国人的歧视不太了解，今天正好看见多维的一篇文章，转贴在下面。所以亚洲人的歧视还是存在的，这不仅仅在中国人当中存在，在别的亚裔中同样存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并没有搞错。
5月25日美国发生警察跪压黑人至死事件，由此引爆了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后最大规模示威。这股示威潮不仅蔓延全美各城，也向世界各地延烧，如今英、法、德、西班牙等地，纷纷涌现反种族歧视的抗议人群，并爆发了数量不等的警民冲突。这股愤怒背后既有种族与阶级的结构问题，也暗含长期隔离的空虚，以及疫后失业的焦虑。
然而在东亚的日韩两国，当人们走上街头、举起“ Black Lives Matter”的标语时，结果反是引发外界狐疑。原因一来是在大众印象中，日韩长年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二来是即便这两国皆有外来有色人口与移民，也鲜少听闻媒体报导歧视与种族冲突的相关新闻。
然而，在这般司空见惯的视角后，其实暗藏两国社会特有的排外情绪；且正因两国的媒体、社会多年对此鲜有讨论，才导致街头意外成了检讨平台。
隐形的日式种族阶级
日本文化遗产丰富、交通便利，人力服务更是周到不已，故能吸引不少观光客与短期居留人口。但对于长期移居日本的外国人而言，此处与其说是个有礼社会，不如说是阶级森严、人际之间井然有序的规矩之地。
在日本社会，隐形的种族阶级长年横亘，顶层首先是日本长者，接着依男人、女人与小孩递减，进而排序至欧美白种人，再是亚洲人，最后才轮到其他国家的人种，例如黑人与阿拉伯人等。
上述阶级常以字里行间的方式，在生活的各角落浮现。例如针对外国人，日语中有两种表述形式，一是“ 外人”（Gaijin），暗含“ 非我族类”的歧视与排斥感；另一形式为“ 外国人”（Gaikokujin），虽较为正式与礼貌，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使用前一种。
此外在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流行“ 三国人”（Sangokujin）的语汇，将台湾、韩国、朝鲜人与“ 高犯罪率”划上等号。此一种族歧视用语在经济起飞的年代便少再使用，但经济泡沫后又卷土重来。2000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在演讲中公开使用此词，主张来自外国的非法移民将是日本的重大威胁。
而在制度上，当今日本法律并未明订禁止种族与国籍歧视，故不仅政治人物偶有排外发言，就连日本房东拒租外国人、政府机构婉拒外国求职者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在教育场域中，日本人校方也可以学校无力教导、教师负担过重等理由拒收外籍生，导致如今约有2万名在日外籍学生无法受教育，其中绝大多数是日裔巴西人的后代。上述现象皆在无形中提高了外国人长居日本的生活门坎。
此外日本的排外情结甚至波及在血统与国籍上“ 不够纯粹”的日本人。例如在日本出生成长、以日文为母语的跨国混血儿，即便身上一半流有日本血统，也只说日语，仍会被当作“ 日漂”，也就是所谓在日漂泊者；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日本社会立刻浮现“ 英国抢了村上春树宝座”的情绪，绝大多数日本媒体对石黑的描述都是“ 出身长崎的日裔英国人”，而非“ 出身日本的作家”。
而此次日本的街头示威，除有对美国反种族歧视的响应外，也与近日爆发的警方针对库尔德人执法事件有关。5月22日，一名日本警察在东京盘查库尔德人时，因对方拒绝让其搜查车内，遂遭警方压制在地，接着被踢击腿部与勒颈。事发经过遭路人摄影后放上社群媒体，引发不少在日外国人心有戚戚的愤怒，毕竟不论肤色，外国人遭日本警察盘查、不当执法的频率普遍高于本国人。
然而，尽管心怀不满，这仍非日本社会关注的主流议题，因此只聚集了几百来人，成员也多是在日外国人与本土青年。种族话语的长年阙如，导致相关愤怒必须攀爬全球示威框架而生，到头来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街头激情，难撼整体文化与制度结构。
“身土不二”的韩式种族主义
而在日本一旁的韩国，也存在类似的社会愤怒与困境。
韩国的认同特殊之处在于，其近代史主体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拒斥日本入侵的基础上，即以抗日的热血浇灌共同体的根苗，由此开启大韩民族的话语建构。二战结束后，韩国的民族国家进程逐渐深化，在发展本土产业与建构国族的过程中，政府与财阀带头标举“身土不二”的概念，成为近代韩国的排外基础。
所谓“身土不二”，最早出自古代医书《东医宝鉴》，意指身体健康与土地无法两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此一用语在受到商业与政治力收编后，逐渐成为民族与爱国情绪的表意语汇，衍伸出“身体与国土必须一统”的含意，换句话说，那些流动于韩国的外国人、进口商品，既是“来自异国之身”，自也就难与出自韩国本土的人与商品相提并论。
在商业场域上，多数韩国人偏爱国货与国产食品，三星、现代与LG因此得以在国内市场站脚跟，进而远征海外；比起相对便宜的美澳进口牛肉，昂贵的韩牛更受国人青睐，即便是传自外界的炸鸡，韩国人也偏爱在本土炸鸡店购买；生鲜超市中，也是进口蔬果必须让位本土农产品。长年以来，韩国商店货物受韩企垄断，沃尔玛、家乐福等世界型连锁店在韩国举步维艰。
而在人际交往上，韩国社会也涌动着排外的暗流。1949年国共交替的慌乱下，不少中国人逃往韩国避难，却在当地遭遇严重歧视，不仅求职困难，也被阻绝于社交圈外。因此不少人只能待至两岸政局平稳后，再寻回返机会，虽说用的身分已是“韩国华侨”，子女也多以韩语为第一母语，但在当地居民眼中，这些人永远贴着“中国难民”的标签。
此外，即便朝鲜与韩国皆宣称要实现民族一统，但脱北者在韩国遭遇的歧视，其实并不亚于外国人。长年分隔导致双方口音、用语出现诸多差异，许多脱北者因而在韩国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发生独居饿死多天无人闻问的事件。
直至今日，外来人口仍难以融入韩国社会，国家长年标举单一民族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其他种族的失语。例如面对此次全美骚乱，韩国媒体多将报导聚焦在美国韩裔、韩企的损失上，而无多加探讨引发暴动的根本原因。为此上街的人群虽有为黑人争权的意识，却也只是社会的边缘一小角。
日韩的排外氛围与种族歧视，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且长期缺乏本土反省。此次受美国议题触动，引发街头示威，虽难改长远结构，却不失为噤声多年的惊天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