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四维：特朗普2.0会不会变成胡佛2.0 ZT

当今世界，混乱与不确定性正在加剧。俄乌冲突愈演愈烈，能源价格波动不断冲击全球供应链，通胀压力日渐升温，极端民粹思潮在西方世界抬头。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历史，试图在过去的经验中寻找答案。有人说，“1929年的大萧条最终导致了二战”，似乎经济灾难必然引向世界大战。然而，若我们仔细梳理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间的关键因素，便会发现真正让世界滑向全面战争深渊的，并非股市崩盘本身，而是一套将世界贸易体系彻底破坏的关税政策——这就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年，“胡佛总统”在大萧条背景下，为了把美国从经济低谷中拯救出来，不惜以邻为壑，通过极端保护主义来宣称“让美国再次繁荣”。然而结果，却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战、极端主义盛行和全面战争的爆发。而今天，在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同样在鼓吹关税壁垒、高举“逆全球化”大旗，并且在全球舞台上以强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行事。“特朗普2.0”会不会变成“胡佛2.0”？美国会否再次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覆辙，把世界推向不可预测的深渊？

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祸源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四”。道琼斯指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363点暴跌到220点，投资者一片恐慌，银行和工厂的倒闭潮接踵而至。人们常常把这一年标记为“大萧条”的开端，但要注意，尽管1929年的崩盘惊心动魄，真正让全球经济陷入长达数年的低迷泥潭的，却并不单单是股灾，而是后续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全球贸易枯竭。

就在股灾发生后的几个月，美国的工厂开工率从原先的满负荷快速下降到80%，经济学家们担心的“工业滑坡”苗头已经出现。然而，美国国内却弥漫着一种声音：美国经济困难，是因为来自欧洲的商品“抢”走了美国市场，国内的商品和农产品不能顺利销出去。

1929年底，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穆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霍利（Willis C. Hawley）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以大规模提升关税为手段，保护美国国内市场。他们断言，只要让外国商品无法轻易进入美国，美国经济就会恢复繁荣。斯穆特和霍利坚称：“美国经济之所以下滑，就是因为关税太低，大量欧洲商品涌入，挤占了本土市场；要想实现繁荣，必须提高关税！”

这一主张得到众多农场主的鼎力支持。对于农场主而言，他们无法接受“粮食卖不出去”的事实，他们倾向于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外国农产品竞争”。而美国国内许多工业企业也认为，通过加征关税封锁进口，可以保持本土市场的“纯净”，重振国内生产。反对者不在少数，他们担心美国若率先提高关税，其他国家必然会进行报复性关税提升，结果只会导致全面的贸易战争。但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下，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要么被冠以“卖国”、“不顾本土制造死活”的帽子，要么迫于舆论压力选择沉默。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超过2000种商品被列入了关税清单。1930年4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双双通过。接下来，只等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签字。

明眼人其实并不少。来自经济、金融界以及工业界的大佬们纷纷联名上书，极力反对这一法案。1930年5月4日，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要求胡佛总统拒绝签署，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不要作死！”

福特创始人亨利·福特亲自拜访胡佛，劝说总统一定要谨慎行事；J.P.摩根的总裁托马斯·拉蒙特甚至形容自己“恨不得跪下来求胡佛”，因为他深知这条法案所带来的破坏力远大于帮助。拉蒙特反复警示说，保护主义会打击经济复苏，造成全球的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最终可能引发战争。

然而，在强烈的民粹氛围与国会压力之下，胡佛还是选择了签字。1930年，美国政府将进口关税大幅提高到惊人的50%。美国商界一片欢腾，仿佛一夜之间，美国的经济就将“再次繁荣”，美国人民仿佛就要“再一次伟大”了。可事实证明，这一步，正是把世界推向深渊的一脚。

当美国率先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时，其他各国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你加税，我也加税；你封锁，我也封锁。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迅速爆发。

加拿大首当其冲地作出回应，迅速采取同等幅度的关税报复；英国、德国、意大利紧随其后，也纷纷把关税提升到50%上下；法国更是把一些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400%，相当于“我根本不跟你玩了”。德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尤其是在小胡子上台后，提出“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式经济体系，极端主义由此在欧洲大陆急速蔓延。

对美国而言，这场保护主义火焰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带来“再次繁荣”，反而令美国外贸陷入冰点。1929年，美国出口总额尚有54亿美元；到1930年骤降至21亿美元；1931年跌至13亿美元；1932年仅剩7.8亿美元，短短三四年时间里，美国出口总量萎缩超过85%。

美国国内尤其以汽车产业的下滑最为惨烈——对外出口同比下滑了95%。许多美国企业这才意识到：原来全球市场的互通并非可有可无，一旦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对方也会把你拒之门外。满心欢喜的国会议员们恍然发现，1929年他们以为的经济谷底，其实并不是终点。随着贸易战大幕拉开，全球市场封闭和经济衰退才真正进入“至暗时刻”。

经济学家们在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普遍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不仅加剧了全球贸易萎缩，更直接助长了欧洲各国极端势力的崛起。民众在经济萧条和失业潮的重压下，对现行体制失去信心，转而投向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一变化最终演化为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说到底，1929年股灾之所以在后面演化为全球经济大萧条，不仅仅是市场自身的修正，更是各国疯狂筑起关税壁垒、开启“零和思维”导致的结果。从1930年至1932年的短短两年间，世界贸易总量萎缩达七成，全球经济陷入低谷。让人痛心的是，这场“保护”演变成的“自杀式博弈”，最终将人类带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与浩劫。

从“让美国再次繁荣”到“让美国再次伟大”

1931年，胡佛喊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用来面对深重的经济危机：驱逐移民，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增加关税，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国内减税，以重振工商业。他将这三项措施视作救国良方，信誓旦旦要把美国从萧条里“捞”出来。但结果我们都知道：美国经济并没有“再次繁荣”，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更深的深渊。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之后，通过新政以及与世界的渐进合作，才让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泥潭。历史对胡佛的评价极差，甚至有不少史学家将他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

历史常常讽刺地重复。和当年的胡佛一样，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就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他同样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不佳要怪国外竞争，进而向全球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中美贸易战更是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政策也带有极强的民粹色彩。他强调把移民赶出去，以“保证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他多次威胁“退群”、强调美国优先，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纵观胡佛的“三板斧”，与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居然惊人相似：打击非法移民、严控移民政策；发动全球贸易战，对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以期激发美国企业投资。

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同样非常恐慌，警示这会推高通胀、破坏全球供应链，进而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但正如当年的胡佛时代一样，民粹式的舆论常常占据上风，美国决策层依旧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美国的保护主义、大规模加税减税等政策，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内部的通胀和贫富差距，也会进一步破坏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下，“关门造车”并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经济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往往会刺激社会的怨气。这种民怨又会被右翼政治势力所利用，继续制造“闭关锁国”的舆论氛围。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经济不好——民粹上台——再对外升级对抗——经济更糟糕——极端势力更加坐大。历史上的1930年代，也正是在这样的循环里一步步走向了战争。

由于全球生产深度协同，任何大规模的“关税战”“封锁战”都会对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喊了多年，却迟迟无法大规模重建完整的制造体系。硬要逆着全球化的潮流“自给自足”，意味着必须承受长期的高通胀和低效率生产成本。

特朗普口口声声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但对企业来说，过高的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无异于自断生路；即使政府通过补贴和减税，企业也依然难以构建起从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全流程体系，短时间内更是难上加难。美国的贸易保护风潮一旦卷土重来，欧洲右翼势力只会更加兴奋。他们对欧盟内部的移民、难民、经济福利问题早已怨声载道，不断呼吁欧洲关上大门“各过各的”。然而欧盟内部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想要在欧洲内部建立“全面替代供应链”也是困难重重，再加上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欧洲自主工业成本已经飙升，想要“短期关门自保”根本难以实现。结果很可能是全球贸易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形成彼此敌对的“经济小圈子”，各方各怀鬼胎，世界格局更加动荡。

从1929年到1939年，看似十年漫长，但实际上，战争的阴影在前五六年里就已若隐若现。对比今天，许多人担忧：俄乌冲突、台海局势、中东动荡，这些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如果美国在经济衰退下再度极端化，走胡佛的老路，对内驱逐移民、对外强行加税、强行封锁，那么世界会否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

只不过，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民粹主义更容易通过碎片化的社交平台散播，反制也更难。很多时候，学者、媒体发出的专业警告都被人淹没在“爱国”“立场正确”的口号里。一旦美国政府陷入盲目的“保护主义狂潮”，真的会像当年的胡佛一样，把自己和世界都带入险境。

人类距离1945年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80年。回首1945年以来的岁月，世界主要大国在历经冷战对峙与全球化繁荣之后，原本有机会通过和平竞争与合作，来面对经济转型和气候危机等重大问题。然而，如今的现实，却让人不由得生出忧虑——世界似乎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仿佛迈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前。

正如那些前车之鉴：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竞相筑起贸易壁垒，再加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政权的此起彼伏，足以引爆一场全球危机。在信息传播速度远胜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今天，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演化成全球风暴。

从历史的教训中寻求理性

1929年的崩盘和随后签署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也可以说，“黑色星期四”只是引爆的火花，而真正的“导火索”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它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崩溃，将世界经济推向谷底，又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滋长土壤。1939年的二战全面爆发，只是这场危机的迟到结局。

今天，我们再度看到美国国内的民粹和“再工业化”口号，看到某些政客试图用关税大棒封锁对手，或者通过“技术脱钩”来达成所谓的“绝对安全”。然而，世界早已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的面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链，美国与欧洲都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有深层次依赖，再加上全球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要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起一个完全与外隔绝的“高墙”，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可是，政治决策的危险就蕴含在这种“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如果出现战略误判，或极端民粹势力在关键时刻掌握话语权，那么历史就可能用另一种方式再度重演。

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国“不合作”的集体选择。胡佛的悲剧在于，他有机会采纳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采取对外沟通合作的方式缓和危机，可他偏偏认为“关税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结果，当关税壁垒成为各国的政治筹码时，世界就走向了割裂，也为战争埋下了伏笔。

而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如今复制的正是当年胡佛式的逻辑：将外部世界视作“失业”“通胀”“经济衰退”的主要根源，通过孤立、围堵和制裁来获得国内民众的选票。然而，事实会一再证明，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最终只能让本国企业失去全球市场，也让外部国家在应对“美国霸凌”时选择报复性措施。结果，世界经济再次步入“失序”状态，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再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也便悄然敞开。

当然，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我们看到全球化的时代红利，看到新兴技术的巨大潜力，也看到越来越多国家愿意通过多边合作来对冲风险。人类社会毕竟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没有世界大战的大体和平期，这些积累下来的互利共生关系，或许还能遏制战争的进一步爆发。然而，在关键时刻，任何一个大国只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就足以点燃全球“火药桶”。

2025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全球化的脆弱之处，需要理性与沟通来替代情绪与偏见，更需要深刻反思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贸易的结构性矛盾。倘若任由“胡佛2.0”的民粹狂潮在华盛顿掌握权柄，那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悲剧难免会以新的形式重演，正如历史这面镜子一次又一次所警示的那样。

如今，世界有可能从“二战后”迈入“三战前”。倘若美国继续在贸易和外交领域采取极端措施，继续高举“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忽视全球合作和相互依存的现实，那么历史证明的那个最危险的门槛或许已经被跨过。而这一次，如果真要爆发新的世界级冲突，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恐怕会比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更为可怕。

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必须从历史教训中汲取智慧。任何一国想要独善其身，或者幻想以关税和封锁来“让本国再次繁荣”，都难逃“作茧自缚”的命运。希望所有热爱和平、推崇开放合作的人们，都能加强警惕，一旦“特朗普2.0”的保护主义大幕完全拉开，全球必将陷入更深层的动荡与冲突之中。这不仅关乎政治家们的选择，也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前途和命运。

（本文在写作中引用李克《我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与希望》的数据和观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