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风霜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喜欢往前看，选什么专业，读什么学位，干什么行当，搞什么课题。好像前方有无穷长的时间和无限广的区间，任你搏击，任你拓展，寻觅人生的意义。可是当你接近晚年的时候，又会感到时空的有限，成就的些微，以及实际生活的羁绊。退休后我终于过上寓翁的日子，每日里悠闲自在。于是我开始往后看，想起童年的乐趣，同学老师，故人旧事。有意思的是，面对当今纸醉金迷饮食男女的繁华盛世，回顾50年代的风土人情，却又那么富有人情味。那片没有水泥覆盖的土地冒着灵气，简直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自2005年开始，每次回国，我都要到南城长大的那块穷乡僻壤走上一遭。还好，由于地产商的计算器告诉他们那儿油水儿不大，故而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古色古香，就像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我家住过的那个小院因为房屋危险，邻居们在70年代就搬走了。改建后住进来的都是新街坊。每户都在屋前搭个勾连棚，算是厨房。清幽的小院被挤没了，只留下一条一辆自行车宽的的过道儿。

可喜的是，从北向南穿过二巷胡同到西园子，居然见到我的小学同学，四魁。他家的门口钉着一块木牌，上边写着四魁诊所。没想到四魁一下子认出我来，惊讶地喊了一声：“八十？”我也认出了他，还是那个模样，只是原先那张颧骨突兀的瘦脸多了几条老褶，下颏还稀稀疏疏地蓄了几根山羊胡子。

“听说你在美国定居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前两天。老街坊都见不着了，还好你没搬走。”四魁说：“你知道，你们院儿老街坊的房子都是租的，我们这个小院属于自家的私产，好不容易才要回来，我们舍不得丢下。”

“你在琉璃厂干得好好的，怎么开起诊所来了？”四魁说：“你知道，我父亲除了皮货店的事，就爱好中医疗法，对针灸很有兴趣。我小时候耳濡目染也学了一点。后来为了给家人治病，下了不少功夫。如今病人挺多，医院拥挤。我年前挂了个牌子，说是诊所，实际上只会针灸，不开药方。还真治好了几位半身不遂的老街坊，在东晓市地段儿小有名气。”

我又打听了同院及附近的十来位发小的状况。好几位都去世了，有的正在病中残喘，有的丢了北京户口，落户文安。一时间让我不禁有种苍凉隔世之感。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告别了四魁，老伴陪我朝天坛北门走去。来来往往的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马路上，机动车辆呱嗒呱嗒滚滚而过，吆喝着苍蝇拍、尼龙袜子的小摊贩坐在路边招揽生意。半个世纪以后，我频繁出入的天坛北门显得狭小了，迷乱了，陌生了。

我不免抚今思昔，借助洛伦兹坐标变换，回到了50年代的童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龙须沟已经填平。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铺上一层又宽又厚的柏油路。天坛南侧的残垣断壁修葺一新，坛根下还铺上铁轨，有轨电车连通了天桥到崇文门一线。当当当当，清脆的铃声给这片贫瘠的角落带来新的生机。

天坛公园竖起了一个牌楼形的北门，北门外有一大块空地，或曰空场。下学以后，我们班10几个男学生常常到这里踢足球。从墙角下找来四块砖头，东边、西边各放两块，算作大门。四魁和大小儿球艺最高，是两边的中锋。守大门的有郭连立和吴山宝。其余的人排成一排，按顺序喊一、二。 然后单数一队，偶数的是另一队。再按左锋、右锋或二道，每人报个位置。

把书包放到一边，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踢了起来。直到红日西斜有了低血糖的感觉，才各自散去。有一次，不知道谁的一脚踢偏了，小足球射进了有轨电车。这时四魁立即向电车跑去，用三步跨栏的速度抢到电车门口，登上踏板，摽着门把手，随车而去。直到车在红桥站停下来后，四魁才把足球讨回。

四魁回到足球场，小朋友投以羡慕的目光，欢迎这位英雄的归来。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他是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队长，还有人赞扬他飞车搞机枪。

四魁跟我不光是小学同学，还是邻居。

我们的小院虽然贫穷度高达80%，多数人家到了月底就揭不开锅了。免不了东拆西借，对付一顿棒子渣粥。您还别说，这穷归穷，紧归紧，但人丁兴旺。几户人家接连生下好几个带把儿的。从属马的孙家老大到数鼠的赵家老二，几乎一年一个男孩儿，就差个属狗的了。这个院的男孩贪玩淘气，但有集体主义精神，在地面上影响挺大。四魁跟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常常到我们胡同一起折根斗，打乒乓，踢小皮球。

四魁不像班里喜欢京剧的几个同学，对唱腔道白不感兴趣，但是他迷恋于武打的技巧。一到暑假，他每天都起个大早到祈年殿边上的小树林里。那儿既有遛嗓子的，又有练功的。他在一旁观察着走直趟的三黄炮锤，一步一跺脚，同时小臂向下砸去；他也爱看练八卦的伸开双臂，垂肩够肘，绕着小树转圈儿。久而久之，留下一条圆形的足迹。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听老艺术家讲述梨园趣事。侯喜瑞老先生身材不高，手持一把一尺半的大折扇，传道解惑。周围的几个徒弟洗耳恭听。

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晨练。翻跟斗、抻腿、打旋子，场面活跃。四魁在一旁也偷学了几手，能耍几下儿白蜡杆，来个侧空翻、铁板桥。他动过当跟斗虫的念头，但没有如愿。

西园子小学对面有个大院，院里有个机井，是当地的供水站。两个伙计定期拉辆木车到胡同里挨家挨户送水。大院里有五六个男孩，虽然相距较远，有时候也跟我们一起玩耍。有一次两个院的孩子比赛足球，我们院的马根跟水站的姬嘉明因为合理冲撞闹翻了，比赛不欢而散。

姬嘉明不服气，第二天带着他的弟弟嘉亮以及毛氏弟兄等拿着几根竹竿前来叫阵。他的头顶上有三个旋儿。听说一个旋儿横，两旋儿拧，仨旋儿打架不要命。看这阵势，来者不善。马根有点怵头，于是我们搬来四魁做外援。四魁大步流星，向水站摆出的竹竿阵闯去，擒贼先擒王。只见他一把抓住姬嘉明的竿子，转身一挑，夺了过来。然后拦腰一扫，姬嘉明马失前蹄卧倒在地。

主将挨打，军心大乱。此时四魁按照长靠武生的手眼身法步，身前背后竹竿转动如轮，随手又舞弄了几个枪花。然后右手持竿，往后一斜，来个蹲裆骑马式，左手前推露出铁砂掌。水站的士兵哪儿见过这个架式，撂下竹竿，退避三舍。从此两院的兵团首领口头签署城下之盟，互不进犯。仗虽然打赢了，但是姬嘉明和四魁结下梁子。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四魁天生好动，体育很好，在班上无论是乒乓球、足球、摔跤还是双杠，他都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大喜欢学习。体育课上，他常常故意伸个懒腰，打个哈气，博得一笑。老师喊原地踏步，他总是只甩双臂，膝盖略弯，但脚不离地。上课时他喜欢做鬼脸和小动作，分散邻座同学的注意。有一回，老师发现他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钢铁战士》。十分气恼，拽着他的胳膊到教室门口。跟着右脚一踹，大喝一声：“混账出去！”他也不当回事儿，课后继续跟同学们奔跑嬉戏。

下午放学，我们常在胡同北口的一块空地上玩耍。时常遇见一位大叔，他戴副茶镜，提溜一只没有褪毛的兔子从油勺胡同缓步走来。他就是四魁的父亲袁叔。袁叔在崇文门内有个门脸，经营皮货，在西园子算个富有的人了。也许因为这里穷人多，富人少，袁叔走路目不斜视，怕染上穷气。邻居们上前打个招呼，他也听而不闻。当那些穷街坊领略到袁叔的清高以后，招呼就免了。小孩子见了他也视而不见，继续玩乐。还好他的高傲没传给几个孩子。

52年三反五反，不少徒弟起来揭发师傅，以至于几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采取不同的方式寻了短见。袁叔平素对下属不薄，徒弟两年出师，薪水也比一般店铺高。故而没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但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借口血压高，在家养病。让一位姓陈的老伙计和儿子大魁照料生意。运动平息后，他才恢复掌柜的职权，开始到店里经营料理。

安稳了两三年，又遇到公私合营，即合作化，资本家的工厂店铺收归集体所有。袁叔舍不得把传递几代的祖业一下子交公，也不愿意摇身一变跟那些徒弟们一道成为普通劳动者。于是茶不思饭不想，得了一场心病。大魁和教小学的二魁知道这场运动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于是天天给卧床不起的老爹读报纸，念两本叫做《工商界》的杂志，然后再巧言开导。君子舍财不舍命，小人舍命不舍财。没想到袁叔还是停留在不舍财的地步，没等到敲锣打鼓那天，老人家就一命归西。

大魁和二魁忙着丧事，三魁还在读初中。那时已经不大时兴念经超度，袁家只在院子当中摆了几幅花圈，放着老先生的遗像。两天后把棺木送往老家张家口安葬。

57年，四魁步入关键的完小六年级，赶上一位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楚老师。四魁也悟到应该收敛了，上课开始听讲，课后完成作业。全班同学也和四魁一样，共同进入新的常态，临了儿好弄个优、良的评语。楚老师有两个爱好，一是抽烟斗，另一个就是打乒乓。课间，他喜欢拉着四魁陪他练球，他痛痛快快地大板扣杀，四魁拿个小拍小心翼翼地躬身削回。一个盾牌101的小球居然使师生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四魁的操行评语也从旧常态的中上升到良，并且被第50中学录取。

袁叔走后，常到家来的只有一个客人，他就是原先皮货庄的伙计陈叔。陈叔跟袁叔是同乡，自打十几岁就跟着袁叔到北平闯荡，为人正直可靠，账目一清二楚。他管袁婶叫嫂子，时不时地过来串个门儿，问个寒暖。他有个女儿叫素兰，长得得挺俊，也常来帮点家务。袁婶也喜欢她，只是她有个先天的毛病，癫痫。一年要犯十来次，每次都没有预警。一上来就口吐白沫，躺倒在地，手脚乱蹬。虽然10几分钟后会恢复平静，但是冷不伶仃怪吓人的。

小学毕业后，四魁让我到他家去玩。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平时院门紧闭，鲜有来客。西屋有正房三间，中间是厅堂；南北各有厢房两间。显然居住条件比我们那个穷杂院要宽松多了。四魁下边还有一弟一妹，一个在小学三年级，一个在一年级，分别叫五魁和六妮儿。

四魁的母亲袁婶虽不识文断字，但说话慢声慢气，透着文静稳重。不像街头那些大妈们说起话来，急赤白列，用词粗鲁。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吃喝不愁，故而她皮肤白嫩，没有皱纹。乌黑的头发往后收成一团，扎进一个细丝织成的繤。  

我坐在堂屋的红木八仙桌旁，欣赏着屋里的摆设。一条长案上摆着花瓶、帽筒，中间是一台镶着银边的座钟。墙上抹上一层厚厚的石灰，上边挂着几幅山水画。不像我们家的四壁露出光秃的青砖，纸糊的顶棚还有几个窟窿。我忽然意识到穷和富的差别。袁婶见我凝神四顾，一幅钦羡的神情，就问起我爹妈和家里事。当时我父母都在合营后的第六制帽社工作，姐姐上初中，家景还算过得去。

袁婶问我：“你们怎么不把租的两间房买下来，也就200多块钱的事？”我说：“不知道，兴许租金不贵。要是买下来又没那么多现钱。”实际上我们胡同的那些房客不管贫富，没有几家打算买房的。俗人缺乏远见，这也许就是贫者和富者的主要区别。

四魁说：“我们家有一本练习八卦的手抄本，有文有画。我想学，但没坚持下来。”我说：“我爸爸也练过八卦，老师叫刘斌。他也有一本这样的书，封面写着《仙传八卦》。”四魁说：“八卦的祖师爷是童林，功夫好。后来当了老公。”“我也听说过。八卦有单、双、顺三式，我只学了单式。我家还有一张长条的照片，是我父亲和那些武友的合影。每人手持一种兵器，刀枪剑戟俱全。我父亲手里拿的是虎头钩，还有人举着日月轮。”

在他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跟袁婶和四魁说了会儿话，五魁和六妮在院里跑来跑去。那是我到他家去过的唯一的一次。

58年9月，我去了金鱼池西边的第90中学，四魁去了光明楼旁的50中。一西一东，见面机会就少了。

高举三面红旗不久，接踵而来的是饥饿。生活的贫困和口粮的奇缺迫使不少孩子中途辍学，到工厂当了学徒。在这种形势下，袁家家道也开始中落。60年初，四魁到处托人想找个事由。袁家的伙计陈叔57年被新建的皮毛厂聘为技师。他听说四魁退学的事儿后，帮他在皮毛厂制革车间找个活儿，每月有17块钱的工资。从此四魁开始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四魁新灵手巧，没有半年功夫，就掌握了制革工艺。一年后就能当个二级工用了。陈叔暗自高兴，这小子还真是块料儿，我没看走眼。

那年头儿，老百姓虽然食不果腹，面黄肌瘦，但精神状态还算可以。路上很少见到打架斗殴的，或许他们没了力气；溜门撬锁的也都金盆洗手，反正偷也白偷，家家户户都刻着一个字，“穷”；道德败坏乱搞关系的也少了，把精神头儿都饿没了。这也许是毛主席的有意安排。可不是吗，穷人的确听话，好管。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魁早已转正，拿上不足40块的月薪。您别小瞧这仨瓜俩枣儿，那时候能养活三口人了。四魁孝顺，开了工资，都要给母亲买些糕点、水果。弟弟和妹妹也已小学毕业。哥哥三魁正在师范学院读书，学校发伙食费。袁家又开始光武中兴。

到了1963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又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农村开始了四清，在国际上公开了对抗苏共的九评。同时在工业、农业和部队树立了三个典型，即大庆、大寨和雷锋。还好，四魁家里没人在公社当生产队长，也没人在克里姆林宫值班护卫。于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搞你的斗争，我过我的日子，袁氏一家相安无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1966年6月，一场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伟大运动开始席卷中国。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你是高官贵胄，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只想吃上稀粥烂饭的市井草民，都将受到冲击。破四旧，立四新，那些已被斗倒的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又被回聘到政治舞台，他们跟刘邓陶、彭罗陆杨一起带着高帽，挂上牌子，加入到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催行列。

袁叔当过资本家，他虽然死了，但是家里还有地主婆以及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家人胆战心惊，院门紧关，还加了两道大锁。需要买东西，都在黄昏后蔫儿不出溜地去。别叫人认出来。

然而，在大风大浪面前，你可以躲避一时，但绝对逃不了一世。袁叔虽然傲气，袁婶虽然孤高，但他们没得罪过谁。可是袁婶还要天天拜佛，求菩萨保佑，平平安安躲过这场劫难。

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仅仅两个多月就达到第一次高潮，即红八月。水井大院的同龄人姬嘉明多年来一直是个无业游民，四处骗吃骗喝，鱼肉乡里，他可算是实打实的贫困户。文革开始不久，他忽然感到自己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吗，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于是他四处张罗，拉上几个狐朋狗友成立了西园子造反兵团，他是司令。每个人胳膊上戴个红袖章，还扯了四尺红布，找人印上黄字，每天在街上巡游。看见不顺眼的就叫资本家、地主婆，指使他屁股后边起哄架秧子的小孩子上前厮打、辱骂。

8月18 号上午，中学红卫兵大愣急急忙忙过来禀告姬嘉明：“下午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了。”他连忙囫囵两个馒头，骑着那辆东攒西凑的自行车奔前门而去。他挤进人山人海，看到穿着军装带着红袖章的毛主席。跟着来自许多院校的学生，激动地高呼口号。回家路上，他感到骄傲自豪。虽然自己不是红卫兵，但也算贫下中农造反派了。一定得闹出点动静来。

到家以后，姬司令就着五香花生仁喝了二两白干，想着如何趁热打铁。忽然想到四魁一家。“嗨，糊涂。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他妈是地主婆，他是狗崽子。不能让他们活痛快了。”于是他拉着几个狐朋狗友和红小兵，朝四魁家走来。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袁婶吓瘫。四魁嘱咐过她，没事千万别出去，眼下时局很乱。可是今天这场灾祸怕是躲不过去了。她朝小五挥手，让他把门打开。这群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摇大摆地闯进来。把袁婶连拉带拽拖出院子，强迫她跪在自来水站的平台儿上。

两个造反队员按下她的左右肩膀，揪着胳膊，让她坐上飞机。姬嘉明开始革命大批判，控诉袁家的剥削罪行。说得起劲的时候，就揪着她的头发厉声发问。袁婶哪儿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劲儿地哆嗦，说不出话。 

对门朱大妈的心怦怦直跳。实在忍不住了，她就叫着姬嘉明的小名：“嘎子，街里街坊的，有啥解不开的扣儿。她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实巴交的，谁都清楚。不错，人家是有钱，可没干过缺德事啊。得绕人处且饶人，你就高抬贵手，行个好，放她一马吧。”

嘎子一看有人叫板，公然对抗造反队，马上还嘴说：“您这是转着弯儿地骂我。她不缺德，难道我缺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可是立场问题，要不是看着朱大爷是老工人，我今儿个非让您陪斗不可。没事您就一边凉快去！”朱大妈一看这三清子六亲不认，只好忍下恶气，气呼呼回到院里。

嘎子对一个小孩喊着：“二愣子，回家拿剪子去。”二愣子不敢不从，拿把剪子递给嘎子，嘎子气势汹汹开始乱剪袁婶的头发。刚剪了一半，四魁下班回家了。他一看到有人凌辱他的老母亲，回到家里，抄了把铁锹。二话不说，朝着嘎子的后背猛然拍去。嘎子唉唷一声，打了趔趄。然后四魁拿着铁锹朝几个造反队员呼呼地抡了几圈。这几个小子被吓得屁滚尿流，拖着嗷嗷叫的嘎子，朝西逃窜。邻居们拍手称赞，四魁真是个大孝子。

四魁对着母亲哭了：“妈呀，咱这是招谁惹谁了，遭这个罪孽。”他把惊恐的袁婶背回家去，袁婶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一宿。

那天晚上，四魁通知大哥、二哥和毕业后分到中学的三哥，还有皮毛厂的陈叔，过来商量对策。大哥在百货楼的服装部担任经理，运动不久就受到冲击，大字报贴了好几张。他本来就胆小怕事，这回母亲受了这么大的屈辱，他心里愤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哥是小学教师，在学生里人缘儿不错，灵魂尚未遭到触及。他要把母亲接到他那儿躲避几天。三哥离开学院不久，知道这场运动来者不善，怕是得延续几年，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何况二哥住在巾帽胡同，也就是一里地远。 

大家正在愁眉苦脸，找不到万全之策。陈叔火烧火燎，来到袁家。看到老嫂子头上裹着纱巾，卧病不起，十分痛心。可是他一想到刘少奇和彭德怀都陷入恶运，被人当猴儿耍来耍去。咱们平民百姓除了忍气吞声，还能怎样。他听了哥儿几个的想法，沉思片刻，果断地说：“得了，我看干脆把老嫂子送回老家，那儿咱没有仇家，消停。再说素兰的肝病没好，歇长假。医务室的孙大夫跟我熟，再续几个月过个话儿就行。让她跟嫂子一块回去，也有个伴儿。”

天高皇帝远，张北倒是个清静的去处。哥儿几个都认为这还真是个好主意。然后让小五到大哥家，小六去二哥家住。四魁看家。

陈叔又说：“今儿个是礼拜四，我们厂歇礼拜二，我请两天假。四魁这边准备准备，我和素兰星期二一大早就过来。”

再说姬嘎子本想了断当年的一竿之仇，先拿他的老母出口气。不料又被铁锹拍了一回，狼狈逃窜。几个同伙又是贴膏药，又是捶打按摩，缓解背痛。嘎子咬了咬牙，“无毒不丈夫，我他妈端了你的老窝儿，让你丫的牛。”礼拜六一大早，嘎子像《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带上几个队员，手持棍棒，怒气冲冲朝袁家走来。

四魁正要出去上班，不料撞上这群恶煞。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回四魁没有动武，质问他们：“你们还没完没了了，欺负了老太太，还想干什么？”

嘎子说：“地主婆和你们这群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没资格住在这里，你们得来个屎壳郎搬家，滚蛋！”四魁正要理论，二哥端着早点走了过来。一看这劲头和市面上剑拔弩张的气氛，他知道硬扛是扛不住了。他压下四魁的性子，对嘎子说：“行，姬队长，我们听您的命令。但我有两个要求，第一，给我们三天的时间；第二，我们不能睡在坛根儿，就是猪圈狗窝，好歹您也得找两间房子。”

二哥平素对人和气，在大人小孩中口碑甚佳。再说嘎子没辙的时候，还接济过他几次。嘎子也不敢把事做绝，点头同意。但是这次行动不能白来，他从袁家抄走不少瓷器、字画以及一些值钱的古玩。四魁眼看着父亲几十年攒下的宝贝被人掠走，气儿不打一处来。可是在小人得志的年头儿，他只能心字头上一把刀，忍。

这两天他没上班，先帮母亲把日常用品、换洗的衣服装进手提箱。再把家里的细软整理好。等星期二把母亲送走，再搬到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

星期一上午，嘎子派人通知，让四魁一家搬到受禄街路西的大杂院。里边住着十多户人家，七行八作，老幼纷纭。四魁过去看看，还是两间北屋。街坊说一个无儿无女的回民老太太刚走。空也是空着，你们住进来还能冲冲晦气。

礼拜二早晨，四魁送母亲、陈叔和素兰去北京站，坐上开往张家口的一列慢车。回来后，他借来两辆三轮，在车间师傅的帮助下，把贵重和常用的物件装车运到新居。至于一些大件的家具只能扔下不管，反正搬过去也没地儿搁，日晒雨淋，全糟尽了。

过了几天，嘎子发现袁家如鸟兽散，四魁这小子一个人还占了两间北房，心中闷闷不乐。这一竿子仇未报，又挨了一铁锹，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过了两天，等四魁下班，他又去寻衅。四魁正在煮挂面，还没开锅。本来心里就窝火儿，见了嘎子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嘎子嚷着：“让地主婆出来，每天早晨扫大街。”四魁说：“老太太挨了你一顿打，回老家养伤去了。”嘎子说：“她不回来，我就他妈踹你的锅，饿你三天。”“孙子！借你俩胆儿，你他妈敢？我压根儿就不怵你。”

嘎子依仗人多势众，上来要揪四魁的脖领子，四魁顺势抓住他的双臂，猛一转身，使了个天桥宝三用过的大背跨。这一摔了得，嘎子半个时辰都缓不过气儿来。又被朋党拉走。第三回合，他又吃个哑巴亏，真他妈晦气。

一计不成，二计又生。他忽然想起一个远房的表舅是皮毛厂造反派的头头，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干脆砸了他丫的饭碗。于是他拿着一条大前门香烟去找表舅，控诉四魁反攻倒算的罪行。表舅是个烟鬼，平日里用五号烟叶儿卷大炮。见了大前门甭提多高兴了，有求必应。第二天，皮毛厂就召开批判大会，严惩对抗文革镇压造反派的资本家狗崽子袁四魁。陈叔说过几次情，都被拒绝。最后给四魁开除公职的处分。

四魁是个烈性人，在屈辱面前从不低头，在生存的险滩从不畏缩。他把自己的物品放到包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皮毛厂。心里念叨着：“你们甭想饿死我。我活下来给你们瞧瞧。”三个哥哥听到后，不约而同过来开导,“有哥哥帮助，饿不着。” 四魁说：“还没到那个份儿呢。我想好了，先捡破烂，凑出点小本钱再收废品。”

四魁托朋友借来一辆破旧的平板三轮，拿回家鼓捣鼓捣。点了点油，正了正龙，紧了紧闸。再蹬起来就不费劲儿了，链条和齿轮欻欻作响。第二天，他就开始了捡破烂的生涯。有报纸、玻璃瓶、旧电线，每趟都满载而归。第二天一早再卖到红桥路口的废品收购站。算下来每天也有块儿八毛的进项。除了柴米油盐，还有结余。

三个月后，四魁开始了走街串巷收废品的生意。一边骑着三轮儿，一边吆喝：“有破衣服我买，有碎铜烂铁我买，有报纸酒瓶我买。”不少人都知道四魁的遭遇，听到吆喝声，连忙翻箱倒柜，看看有啥能卖给他的。四魁心细，遇到破旧瓷器、香炉、腊扦儿、字画伍的，他都一并收购，然后挑出几样收藏起来。他觉得这玩艺儿早晚会有出头那天。周末他到哥哥家走走，打听母亲的近况。

到了67年的春节，四魁锁上屋门，回老家去看母亲。由于空气好，日子舒坦，袁婶的面模儿红润精神饱满，红八月的恐惧已经没了。素兰对老太太照顾得无微不至，老太太也把她当成闺女，娘儿俩还挺合得来。过了初十，四魁给母亲撂下10块钱，回了北京。

刚一走进大院，街坊就连忙给他报喜。四魁操着京剧的声腔：“本帅喜从何来？”张大爷说：“嘎子被抓起来了。”四魁说：“他不是文革的红人吗？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

张大妈说：“这小子道德败坏，强奸了一个中学生。偏巧她爸爸是区委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没有三年五载，怕是出不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活该！” 

当晚，四魁买了瓶二锅头，炒了两个菜，辣子肉丁、木须肉。在小院里悠哉游哉，月下独酌。可惜他不知道李白还写过一首酒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从此，他没了对头，可以逍遥自在地活下去了。

69年底，他弟弟、妹妹一起响应政府号召。为了有个照应，兄妹一起到京西房山县长阳公社插队。本来应当作宅门千金、阔少的也拿起锄头，当了农民。可不管怎么说，总比北大荒要近那么一点儿。

四魁照样儿收购废品破烂儿，自给自足。1971年9月13 日以后，运动的重点放到批林批孔上，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管制开始松动。四魁想着该把老妈请回来了。于是他跟哥哥们商量，都无异议。在天气变冷之前，四魁又去了趟张北，跟母亲说明来意。又是风沙，又是大雪，袁婶也觉着腻味了。再说素兰肝病已好，不能老让人家泡病号呀。于是三人收拾行囊，择日回京。

袁婶踏进大杂院，就觉着别扭。自家的独门独户不呆，非到这儿来凑热闹。那边房子白扔，这边还得交房钱。跟谁讲理去呀？可回头一想，比起那些被整死、打死的孤魂野鬼，一家人毕竟平平安安，活着就好。再说，有块地儿铺上褥子能伸开腿儿不就结了。

安定下来后，袁婶当着四魁和素兰的面儿说：“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干闺女，还是世交。你们俩个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想让你们再进一步，结为连理。”素兰有点不好意思，四魁感谢她烧水做饭，照顾老人。两人羞怯地对了下眼，点了点头。准备春节办喜事。

1972的春节，三位哥哥和嫂子一起为四魁操办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婚事。小五、小六也回来探亲。他们在鲜鱼口天合楼订了四桌酒席，随份子的有街邻、同事、朋友及亲属。四魁穿件新买的蓝色确良外套，素兰穿一件花格小棉袄。袁婶和陈叔坐在主桌，两位新人为亲朋一一敬酒。天地之合，玉美良缘，四魁成家了。

结婚以后，四魁对素兰说：“我打算先把你这癫痫治好，以后再要孩子。”素兰说：“为什么呀？”“你一旦怀孕，挺个大肚子，摔个跟斗怎么办？”素兰点头说：“也是，我这疯病一上来，天塌地陷，刻不容缓，还真不安全。就怕你口吐狂言，还能治病？”

四魁说：“我爸爸虽说是皮货商人，但喜欢中医，读过内经素问，对针灸和穴位都有研究。耳濡目染，我也学了一些。”说罢，拿出个带针眼儿的小人和针包。接着说：“你这病不是遗传，不必担心传给儿子。我认为可以治好。”

自此，四魁先拿自己的穴位试针，再到素兰身上治疗。几十个疗程以后，素兰发病的频率变小，病情减缓。一年后，居然把癫痫给治愈了。素兰愈加佩服自己的丈夫，虽说没啥学历，但钻研的劲头儿可不亚于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她为四魁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起名小宝。

78年秋天，我骑车回家，到了虎坊桥遇到四魁。我俩边骑边聊，四魁对我说：“文革后，皮毛厂给我平反，属于打击迫害。同意我回厂工作，我拒绝了。二哥一个学生的父亲为我找了个单位，琉璃厂的古月斋。我不但学了装裱，还在研究古玩鉴赏。我收的那些瓷碗、铜器、锡器也成了把玩的物件。”我说：“你总算熬出头了，凭你的头脑和能力，一定会干得不错。”

那年，我进了研究生院。三年后又负笈西去，到美国西部求学。毕业后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踏上不归之路。

2005春天，我到西园子家乡看望。在四魁针灸诊所见到了老同学。除了敷在脸上的一层200μm的岁月风霜，和当年没啥两样。他精神矍铄，说话带笑，对生活还是那样充满自信。从古月斋退休后，他办了这个诊所。一来服务乡里，二来挣俩零花钱。

儿子在崇文饭庄做刀工冷盘，儿媳在天坛医院当护士。老太太86年去世，弟弟妹妹也回城工作，现已下岗。我问：“房子什么时候拿回来的？”他说：“八年了，别提他了。80年代初，政府有文件，私房退还。但这三户人家都是领导阶级，赖着不走。好不容说服两户，补贴每家100块钱，这才小孩拉屎，挪挪窝儿。我们搬进来后，出来进去的，另一家也不好意思了。没要钱就自个儿撤了。白住了那么多年，临了还得倒贴。您瞧我这不是冤大头吗？”

我说：“能拿回来就不错了。你看油勺胡同老冯家的宅院，密密麻麻，搭了六七个小棚子。要是再支几个帐篷，整个儿一座难民营。”四魁说：“可不是吗。”

2015年我再过来时，诊所的牌子摘了。四魁说：“单位不给他们报销。再说我也该过几年清闲日子了。”现在，他每天到天坛遛鸟，走八卦，还要斗蛐蛐，养蝈蝈。七十挂零又找回了童真的情趣。要是同学们都健在，说不定会在北门再踢场球。可惜有轨电车没了，飞车搞机枪的惊险已不能重现。

回首往事，人生在世不就是一只小船儿吗？本来想自由自在，扬帆海上，享受快乐。但是往往会身不由己，卷进一片惊涛骇浪。在节骨眼儿上，你必须挺身面对，从困境里穿出。多大的风浪，都有消退的时候。小时候常听老人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转不了的弯儿。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