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与盲目跟随

20几年前， 美国有个热播的电视喜剧，由约翰•垂珀和苏三•扫莫斯主演的《三个小伙伴》。其中的一集里，约翰饰演的翟克去看心理医生。进了医生的诊疗室，医生说：“坐下！”，翟克应声坐了下来。接着，医生说：“站起来！”，于是翟克又站立起来。医生下结论说：“你有毛病，喜欢按别人说的去做。” 翟克争辩着说：“我没有这种毛病。”医生说：“那你就坐下吧。”于是，翟克又坐了下去，忽然想到医生提及的那个毛病，又如坐针毡猛然地站了起来。我没看过心理医生，不知道这病是真，还是假。只记得作为电视观众，觉着挺逗的。翟克的举止在心理学上应属于受暗示性。 如今想起来，这小笑话还真有点耐人寻味。

相对而言，西方的教育比较注重发挥个人的才智与创造精神，学生对老师和领导不是盲目地听从，甚至无限地崇拜。班上也没有干预他人自由的少先队、共青团和班委会。 这种方式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的是服从与跟随，听话与驯服。这种方式限制和挟持了学生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使得各个领域缺乏生气，很难有重大的发明与突破，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在人家丰收之后，从田里捡回几绺漏掉的麦穗，然后，当作成就来宣扬一番。西方的教育赋予学生的是维数无限的希尔伯特空间，学生可以在大海里游泳，可以在天空中翱翔，可以在大地上奔跑；中国式的教育循规蹈矩，用条条框框把学生束缚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学生只能按照一定的僵死教条，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踩着一根钢丝，小心谨慎地挪动，生怕一不留神，掉了下去。 

最好的说明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举国上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造资产阶级的反，斗校长，批老师，破四旧、立四新。使青年学生丧失了理性思维，成为一群联动的机器，毛泽东一按电钮，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转动起来，让他们往东，他们就不会往西。盲目地跟随着伟大领袖，把青春年华葬送给虚幻暴虐的革命运动。后来，又上山下乡，三个面向，可怜一代青年人沦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当他们知道上当受骗 的时候，10 年的大好时光荏苒已过，这就是盲目听从的后果。十年的文革让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心理病态，具有严重的消极被动和权威的受暗示性，要么盲从，要么恐惧，要么压抑，要么自残。这种病态心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道德滑坡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国的思想和经济建设也充满了服从和跟随。借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造成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的群众性活动，严重影响了每个人的个性的发挥。毛主席还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所有的工厂， 不管各有什么特点，都得去学大庆；所有的农村，不管是平原还是洼地，都要学习大寨；至于无枪无弹的平民百姓，却非得去学习担负着保卫国家任务的解放军。用毛氏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三学”的最高指示，过分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压制了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用共性取代了个性，对领袖的指示一味盲从。结果是限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限制了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独立发展。

50年代的理工分校，生搬硬套苏联的教学体系，把文法理工农健全的好端端的清华大卸八块，只留下个“工”字， 愣把教育和政治拴到一起。至于那些有头脑、有见地的教育家们，有的成了右派， 有的成了反革命。后来又提出又红又专，鼓励学生入团、入党。安排了大量的辅导员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得他们有统一的固定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国家的一颗螺丝钉。这些清华的辅导员们至今还在延用他们老一套的教唆经验，牧放着13亿 国人，唯党的马首是瞻。无疑，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此外，学校课程设施固定，专业划分过早，学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图谋发展，从而束缚了学生的手脚，斩断了富于想象的羽翼。文革前，清华工物系有个辐射防护专业的毕业生要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学校借口此人不安心防护工作，堵塞了他在数学上深造的机会。学校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德就是在政治上跟着党走。像英国出色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中国就算不得好学生，因为他只有“智”，他竟然不能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所以，中国断然也出不了斯蒂芬这样完全靠独立思考来认知世界的伟大的科学家。

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中国人过于喜欢模仿。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走街串巷爆米花的小贩很多。有一天，郭德刚先生下夜班回家睡觉，六台米花机同时起爆，让这位草根艺术家不得歇息。1993年我回京过年，三四十米长的金鱼池中街遍布着六七台切羊肉片的机器。大概改革开放改善了生活，大家都吃上了火锅。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触。无论是吃火锅的或切肉片的都带有一种神奇的模仿色彩。发展到后来， 炒房， 炒玉石，炒核桃，什么赚钱， 人们就不约而同一窝蜂似地扑向什么。好象有一群人拿着大把钞票，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在等待着头羊的启示。

电视剧火了，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又成了令人瞩目的学府，像40年代的延安一样吸引着无数的俏男俊女，争作下一个章子怡和巩俐。由于人手众多， 每年有数万集竞相问世。没有剧本就抄外国，抄名著，还大言不惭地称作中国的《蝴蝶梦》，中国的《基督山伯爵》；或者干脆图个省事把那些热门剧重拍，翻拍，弄出一帮老剧情，新面孔。无异于把冰箱里的剩菜拿出来，换个厨子过回锅儿，又重新端给观众，唯一的区别是红烧肉块的形状和产地与前版不同，佐料上丝毫未变。照此下去，不出几年，中国就可以涌现出自己的莎翁，自己的新、老托尔斯泰，自己的《静静的黄河》，和自己的《邦德张008》系列了。展望未来，影视界形势大好，商机无限。何况还有看家的名著《红楼梦》，受过毛主席的青睐，拍个十回八回也不算多。总之娱乐界缺乏的也是独立思考和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中国戏曲界的传统过分强调门派，从而约束了年轻演员艺术事业的发展。四大名旦梅尚程荀里，梅派的门人最多，李胜素、史敏、李洁、邓敏等。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也是弟子如云，如王蓉蓉、张萍、 赵秀君等。荀派中老人不少，如孙毓敏、赵荣琛、刘长瑜等；年轻人不多，只听过耿巧云唱过几段。至于尚小云一派，上过台面的只有年纪一把的孙明珠。其实，荀派妩媚娇嫩，小巧清新；尚派柔中有刚，抑扬顿挫，深邃激越，如空谷传音。艺术价值也不可低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低沉哀怨，不绝如缕的程砚秋一派却香火旺盛，张火丁、刘慧娟、李海燕 和池小秋等。这些年轻人资质天生，然而却要压低嗓门，10分力只用上2分，听起来让人有点压抑难受。像是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 车手在公路上只把油门踩到到20多个MPH， 可惜了那精心设计的流线型体。前人的成就对后人来说是个阶梯，是个榜样，是种激励，但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顶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年轻人应以创新和后浪推前浪为努力的方向，不要过分强调是某派的传人，等待着你的应是新的一派。至于黑头，素有无净不学裘之说， 其实袁世海先生的唱腔豪放有加，粗旷洒脱。他塑造的曹操、李逵也都无人可及， 可喜的是有位杨赤先生能文能武，继承了袁派。

除了模仿，某些国人的受暗示性还体现在攀比上，几个朋友有房子了，我东拆西借也一定要买套房子；几个朋友有汽车了，我也一定要七拼八凑买辆车，哪怕小一点儿，便宜一点儿，有四个轮儿就行了。他不去认真想想，那么多人买了那么多车，到哪里去兜风，到哪里去停放。现在北京的汽车每天得按单双号的顺序使用，如果有7.5亿国人都买了车，说不定车牌会标上个英文字母，每辆车26天才能轮上一次上街的机会。如果那天你发了高烧，眼睁睁地只好等上52天才得上街一次了。你说这种攀比值吗? 为什么不能在租屋里先住上一段时间，逐渐积累储备？为什么不能乘坐公交地铁，从而减少因路上堵塞而浪费的时间？地贵如金的中国应当学习阿姆斯特丹，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

看到朋友的孩子出国深造，砸锅卖铁，典押房产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否则就觉得抬不起头，找不回面子。世上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连大学都没念完的赵本山和郭德刚的门徒都先后成了春节晚会的台柱，名利双收。如果这些年轻演员被迫送到美国、日本深造，去学他们原本不爱的专业，岂不耽误了大好前程。盲目地把孩子送到国外，无异于风险投资，弄不好，连老本也未必能够收回。

总之美式的教育在中心处理机（CPU）上下功夫，使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思维系统，积极发挥”人工智能”，鼓励学生发明创造；中国的教育使学生背着一个硕大的硬盘，里边按照领导人设计的模式（FORMAT）存放着不少知识，学生可以把这些知识调出，铺放（MAP）到内存（MEMORY），打印输出。但是，很难超越，很难创新。中国的教育应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脱离开来。抛掉一成不变的框架，取消类似团支部、班委会一类管人的机构。让年轻人无拘无束，把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充分调动激发出来，敢想，敢说，敢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拟定的路数，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