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与记忆

人在一生中离不开数字与记忆，起码你要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住家的门牌号、电话号，这是与生活有关的数字。数字与记忆更多地会与职业连在一起。

旧日的电话接线员需要记住成百上千个电话号码，比如《借枪》里的女二号罗海琼女士；仓库管理员要记住各种物品存放的编号与位置；售货员要记住各种商品的品种和单价；历史系的学生要记住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化学工程专家要记住各种分子式和它们的性质；医学工作者要记住药名和用途。

苏维埃的组织部长安德列-斯维尔德洛夫能记住几千个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名字、履历和特长；周恩来、李克农同志需要掌握共产党潜伏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单和联络网。不管什么行业，杰出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超人的记忆。当然有些人的记忆能力也来于兴趣，上大学时有个姓李的同学可以记住几百名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名字。记忆力惊人的还有苏联心理学家巴浦洛夫，他曾经送枚纪念章给一位朋友。二十年后再见到这位朋友和纪念章时，他说出了后边刻着的号码，一字不差。

按心理学，记忆可分为视觉记忆与听觉记忆。有人视觉记忆能力很强，读完一篇报纸，他可以按顺序背诵一遍。有人听觉记忆能力很强，听了什么东西后，不会忘记。有位音乐学家邀请他的通行弹奏新作，此时他的一个学生藏在影背后边。 弹完曲子，这位音乐家叫出自己的学生说：“没想到这支曲子和我学生的一样。”于是这位年轻人把刚才听到的新作一个音符不差地弹奏出来，令这位朋友惊讶。蜀人张松看过曹操的孟德新书，一字不差地复述下来，令曹操惊叹。德斯汀-霍夫曼在电影《Rain Man》里扮演了自闭病人瑞芒德，他可以记住从电话簿里读过的姓名和号码；地上撒一把牙签，他能说出共有多少根。有人管这种功能叫Photographic  memory。

除了听觉和视觉，应当还有写觉记忆和思觉记忆。 一片好诗或文章，抄写一遍或几遍会加深记忆。我的听觉记忆能力差，爱上某一首歌时，听了几遍都记不住。我在纸上一边听一边写出简谱，然后按照简谱去哼，次数一多就记住了。至于思觉记忆也很重要，当头脑中产生某种构思时，会产生一副清晰的轮廓。但是到了动笔的时候，却又忘记七分。为了不忘记思维成果，有时不得不把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或者干脆敲到计算机里。年纪大了，有时一件事没想完，又撩起了第二件事，回头再想第一件事，忘了。仔细回想后才会恢复。有时再也想不回来了。人一老思觉记忆就差了，有点像狗熊掰棒子，把一个棒子塞到左腋时，右腋的那个又掉了。这个趋势在逐年逼近，不可逆转。

提笔忘字本来是老年人常有的尴尬。然而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现代，无论是西文还是中文在思考后都可通过键盘记录下来。打英文字时，计算机当时就会告诉你拼写的对错。打汉字时，联想会给出一堆同音字供你选择。人不再经常用笔写字，因此对拼音或字形不再重视。久而久之，如果有个字需要写在纸上的时候，一下子又写不出来了，提笔忘字。现代人写字和拼写的记忆功能会由于键盘的普及而渐渐衰退。同样由于计算器的应用，人的心算和笔算的能力也会逐渐迟缓。所以记忆和人的行为与实践有关。

从职业上讲，我吃过几年实验核物理的干饭，天长日久也记住了一些职业数字，比如粒子的质量。以兆电子伏（MeV）为单位，中子的质量939.5731，质子的质量938.2796，π+介子的质量139.5675，电子质量是质子的1840分之一，和鸦片战争的年份相同。除了单位换算和各种物理常数，我还得记住自然对数e=2.71828，圆周率π=3.14159265。中国的《基督山伯爵》，电视剧《 传奇王》的柳云龙先生记住的位数比我多多了，他能用π的第20位数字后边的几位数去打开主宰命运的保险箱。

记忆有直接记忆和间接记忆。直接记忆是直接记住一个数本身，不牵涉到任何其他的事情。每次进入实验室前，我得从墙上的小盒子按号数找到我的辐射剂量监测器。 我的热释光剂量片（TLD）的号数是 1625。因为不经常到实验室去，直接记住这四个数字不大容易。学斤乘流法时，有个口诀，一退六二五。正好是我的TLD的号码。我把这个数字间接地和口诀联系到一起，就不容易忘记了。文革时外语学院的电话是891937，后边的数字和七七事变的年份相同，虽然这个号码基本上没用过，但我把它记住了。您当然可以说：“你记那些破玩意儿有个屁用。”完全正确，何况北京的电话已经改成八位数了。遗憾的是我大脑的操作系统里没有“删除”指令，只好等着去火葬场时一块儿烧掉了。

记忆又可分孤立记忆和连带记忆。比如社会保险号的9位数字和10位的电话号码都是孤立的，只能死记。但有时不同的数字之间碰巧会有些简单的相似。比如我父亲工作过的玻璃厂的电话号是76 1559 ，后来我家住的那个小院装了公用电话，号码是75 1569， 七十年代初妻子工厂的电话又是 76 1579 。我记住1569后，另外两个一个加10， 一个减10就行了。再加上永定门内是75分局，永定门外是76分局。我本来不记得满清入关是哪一年，后来读了《甲申300年祭》，我出生于1944的那个甲申，相差5个花甲子。于是记住了吴三桂先生当带路党那年是1644。上小学时出于爱戴，我记住了诸葛亮先生的生卒年份，181和234。偏巧这两个数字和汉献帝的相同。

有些数字能记住很长时间是因为多次重复使用，比如清华工物系210教研组的电话282451—2501。在北京时我经常到几个学校访朋问友，进门时总要登记记自行车牌。于是我记住了我曾用过的三个牌号，1957年的312418，1967年的0319236，以及1974年的 2111185 。这三个数码看似无用，味同嚼蜡，但仔细一想，它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状况。比如五十年代，北京自行车的数量大约有五十万辆。十年后接近了一百万辆。到了七十年代中，自行车数大约超过了二百万辆。写程序时，我常把这些数字当作产生随机数的种子，random（seed）。

同样的原因，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经常出差。住旅馆时需要登记，于是我记住了汽车牌照号，加州的两个是 1CKW312，1JIM561，麻州的一个是181RAM。后边这个好记，181与818互补，即181+818=999， 818是我们那代人难忘的日子，毛泽东检阅了红卫兵，让青年学生浪费了10年的青春。而RAM又可理解为 Random Accessed Memory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州卖车时，车牌跟着车走。我卖掉一辆破车后，那个买主没去DMV（车辆管理局）登记，以至我离开加州帕洛阿托一年后收到一张洛杉矶市的停车罚款传票，幸亏我还留着卖车的文字记录。1981年出国时我领了本护照， 号码是0446XX。大概那个时期公派出境人数在数万人左右。

我记住的最长的数字恐怕就是银行帐号了，共13位数 。到银行填写存款单时，我会不假思索直接写出来。因为我是按汉语记的，直接写出来会很痛快。可是要说给银行的办事员，就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译成英语，怪累人的。现在干什么都讲究在线，用不着老在银行的玻璃窗前填写单据了。我担心有一天会忘记这个帐号，但愿别忘了存在银行的那几枚铜钱。

另一个银行的号码不常用，但后边几个数似乎是骂我的，52458。用汉语的谐音就是“吾儿是吾爸”，我的帐号居然把我和儿子的关系给倒置了，这还不算挨骂。 如果那个银行管理员是华人的话，我说不定会告他个种族歧视，赔赏金比我的存款还得多，只恨我不记得中级法院的门牌号。其实，看看新一代人对儿子的呵护，真比儿子对爸爸还强。想到此挨了顿骂，心里还觉得挺平衡，骂得对，社会现状基本如此。我在麻州用的一个密码和郑少秋先生《乾隆下江南》的主旋律相似，需要时我就哼一段缠绵的二胡曲，然后找出藏在里边的几个音符。有些数字久而不用就忘了，比如在单位使用复印机的密码有好多位，也曾记得滚瓜烂熟。退休后不再使用，逾期作废。

有个愚笨的记忆方法就是反复。比如，计算机的键盘字母排列的顺序很古怪，不是按Ａ、Ｂ、Ｃ、Ｄ排下来的。为了记住字母键的顺序，我把第一排的七个字母当成常用的密码。每次用到时，都要按ＱＷＥＲＴＹＵ。用的次数一多，就记住了。记住以后，再把密码换成ＡＳＤＦＧＨＪ，记下第二排的七个字母。理论上讲，知道字母键的的准确位置，可以加快敲字的速度。

所以，记忆要靠勤快反复，不要等到建筑物倒塌时才去把它扶起来。如今年事已高，记忆的速度慢了，还经常卡壳。本来在电视剧中见过一面的主要演员，再次遇到他的身形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叫出名字，或者想出他在哪一部戏里出现过。如今这顺手牵羊的小事却办不到了。有时费了半天劲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可见我的记忆单元开始退化，开始迟钝。如今小学、初中同学的名字，我能想起 一半左右， 高中、大学的同学能够记全，大学同系同级的 一百五十人却忘掉了至少二分之一。  

最近我经常在夜里做些找不着东西的怪梦。 比如从清华下班回家，忘了自行车放在何处，挨楼去找，一直找到急醒了。梦见几个朋友远道而来，要请他们出去吃饭，让他们在前边先走，我到停车场去取车。所有的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的汽车。心想朋友们一定等急了，情急之下，又醒了。我没读过《易经》和《解梦》， 或许这就是健忘症或失忆症的先兆。2010年回京时听说清华物02 班有位陈同学遛弯后找不着家了，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这样。

写作时我的记忆力也下降了。前几天在一篇评论中，忘了“咤叱风云”的“咤”字，误写了个“呵”，虽然不是有意，但毕竟滥竽充数，对不起读者。以后再遇到迟疑不决的字儿时，不妨打电话向几个朋友询问，尽量减少别字的出现。业余笔者也不能不着边际地乱来，毕竟写出的东西是给别人看的，要对得起读者，哪怕只有两三个。自前年春下岗，爱好不多，为了打发时间，只好在土豆网上看电视剧，在客厅唱两段戏。想拉拉京胡吧又不喜欢四处飘散的松香末儿。儿子提议，多少念过几年书，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 不如写点过去的事情，聊补空虚。

尽管老耄将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许我还会继续习作下去，到了连我自己都读不懂的时候，也就只好搁笔，道一声goodbye，说声谢谢。 再去找寻力所能及的乐趣。或许能像《春节晚会》的二等奖得主郭达先生那样，找几张报纸撕来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