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叔伯和堂兄弟们

作者:瀑川  于 2022-1-31 02: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3评论

 

            老家的叔伯和堂兄弟们  (选自作者文集《秋水长天》)

 

 

不想让人说我数典忘祖六亲不认,早就想写点儿老家的事了。一来懂事后回去的次数有限;二来时空久远,知道的本来就不多,忘掉的却不老少,不太好写;三来,老家是一块穷地方,爹不疼,妈不爱。这块孤立奇点让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围得严严的,人家却把它拱手让给子孙成群的河北省了,由三河县管理。哪像西柏坡或小靳庄,有过杰出的历史贡献或惊人的经济成就。最近从网上发现,1960年还没电灯的老家居然也要鸟枪换炮,准备拆迁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却大大刺伤了我原本不多的思乡情绪,恨不得马上把肚子里的这点牙膏全部挤出来,免得将来和牙膏皮一起烧掉。时值清明,这篇短文就算是对前人的祭奠吧。

 

听说我的老祖叫王天保,早年移民到河北三河,落户中赵葡村。中赵葡是南北排列的三座村庄的简称,有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街。中间的叫中心庄,南边的叫赵庄,北边的那个村叫葡萄蔓。从通县的运粮河往东走,经过六合村和宋庄,跨过潮白河,再向东走不远的路,便是燕郊镇。那是我姥姥家,即我母亲的娘家所在地。往北走上五里多地就是中赵葡村。老家周围没山,只在十几里外有座孤山。

 

老王家的田地和祖坟在村西,冯家府和中赵葡之间。西边靠南有一条小河,大概是潮白河的支流。小河有几米宽,离小河不远,有座砖窑,即西窑。我小时候,父亲曾在西窑南边的一块地上种过庄稼。可惜买了五百斤假粪,没有成功,导致全家饥寒交迫。村西口路南,有个水坑,叫西坑,比陶然亭的游泳池略小,但形状不那么规则。小孩子和大人时常在坑里戏水或洗澡。靠近路边,有个石头砌成喇叭口形的大水槽,供泄洪之用,人们叫它水簸箕。西坑的斜对面是废弃了的三义庙。王家的宅院大多在中心庄中间偏西的部位。

 

我爷爷小时候过继给同宗。假设他比我奶奶大一岁,推算起来,爷爷应当在1863年前后出生,相当于清同治八年。爷爷过继到的那户本家开豆腐坊,于是小小年纪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豆腐。我奶奶是皮各庄人,姓康。结婚后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闺女。爷爷一生吃素,喝酒时用炒鸡蛋和拌豆腐当酒菜。他喜欢帮助别人,六十岁那年,看见有人放树,就拽着绳子帮他们一起拉。不小心,摔成骨折。从那时起卧病在床,寿终于六十一岁。

 

奶奶信佛,好善乐施。看见街上有讨饭的,就叫到家里,吃喝后还帮人家剃个头。为此几个儿媳妇常常抱怨,又不敢直言。生我那年奶奶八十岁,于是赐给我一个名字,八十。听母亲说,那年冬天奶奶来到城里,怕我冻着,把我放到她的棉裤腰里。奶奶把城里的三轮儿车听成了三驴儿,在街上叫车时,嘴里喊着“三驴儿三驴儿”,让蹬三轮儿的莫名其妙。爷爷奶奶勤俭持家,善于经营。给四个儿子一人盖了一套大瓦房,一人娶了一个媳妇,各自成家立业。我估摸着,如果外推到五十年代,起码算个富裕中农。

 

爷爷的大儿子,即我大爷,大概生于1885年左右,后来因心脏病在1943年去世,享年五十几岁。大爷在北京入了鞋行,带几个徒弟,在鲜鱼口有家门脸。听母亲说,父亲那时在被服厂工作,开工资时,大爷常常先来一步,把钱取走。父亲说过有关大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天津办事后到车站买票,发现钱包丢了。正在着急,有个人走过来,叫他大哥。原来这个人在北京要过饭,大爷接济过他。知道了大爷的难处,这兄弟为他卖了张回程车票。

 

大爷的妻子,我的大妈,是个糊里糊涂的女人,一辈子没讲过几句明白话。晚年双目失明,活到八十岁。小时候我没事儿就喜欢翻箱倒柜,找到一张一寸半身照片,我问父亲:“爸爸,这是谁呀?”父亲说:“他是你大爷。”随后,父亲把照片放大两张,一张挂在墙上;另一张给了我的老哥哥,大爷的长子。可见大爷在我父亲心中的地位。

 

爷爷的第二个儿子是我的三大爷。二十多岁因病去世。爷爷允许三大妈往前走一步,但三大妈执意守寡,直到1965年夏去世。独身五十年,活到七十三岁。假设三大爷比三大妈大一岁,三大爷大约生于1892年,属大龙。三大妈身材瘦小,好干净,下颏有个黑痦子。人很精神,喜欢抽一根长杆儿旱烟袋。二十多岁时,她在砍完了的玉米秸的地里干活儿,没蹲稳,坐了下去,带斜尖的玉米根刺伤了肛门,受了不少罪。三大妈膝下无嗣,大爷把他的二儿子王珍过继给她。听三大妈说过玉米叶杀人的故事。两个孩子玩耍时,一个掰下一片干玉米叶,伸向另一个孩子的脖颈,说声“看刀”,没想到真把那个孩子给杀死了。可是我始终没机会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

 

三大妈去世后, 我们全家都回老家为她送行。棺材在堂屋里停放了几日,桌上摆着供果。出殡时,几个嫂子披麻戴孝,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可着劲儿地哭叫:“我的天啊!你走了谁管我唉?”哭声里半喊半唱,简谱是(35)(53)(322----, 3523 55 7(低)32----。后边几个音符有点像电视剧《纪晓岚》的主题歌“百无一用”的旋律,难道作曲家采风时看上了河北民间的哭腔?儿子王珍全身孝服,摔盆打幡,场面壮观。下葬后,有人说埋错了位置,怕坏了祖坟的风水,又把棺材起出,重新安葬。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我父亲在大排行里第五,老叔第六。中间还少个第二与第四大爷。在书房和我大爷的院落之间有条向北的胡同。拐进胡同后,路东第一家便是我的二大爷,简称当间儿屋的。二大爷以孵鸡为业。二大妈是个豁子,即上嘴唇开了个小口,说话时不拢气。他们有两个儿子。二大爷还有个姐姐,嫁到了南边不远的蔡各庄。

 

从这条胡同继续往北,路东还有个院子,那是四大爷家。四大爷跟我们人近门不近。他的两个儿子都比我大。当间屋的二大爷则跟我们门近人不近。这种复杂关系大概是因为我爷爷当初过继出去的原故。那时过继的事时有发生,兄弟间儿子多的送一个给没儿子的。一来都能得到香火延续,二来也能继承财产,一举两得。现在每人最多只能生一个,过继的传统恐怕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1902年生,属虎,大排行五,堂兄们叫他五叔或五大爷。他读过几年私塾。十四岁到北京学徒,入的也是鞋行。十六岁时跟我母亲结婚。后来在北京禄米仓被服厂工作。1949年初,回乡务农一年,熬不下去,又重回城里,开始家庭手工业。1956年加入合作社,摇身一变,又成了工人。父亲在1978年去世,在几个兄弟中,算是寿命较长的了。我父亲早年有过两个女儿,在三十年代初相继夭折。后来又生了我姐姐,四十岁出头后又生了我这个晚来的儿子。

 

由于老家的人在北京工作的不多,我家成了中心庄驻京办事处兼招待所,人来人往不断。没地方住就安排到邻居屋里借宿。我父亲为不少年轻人找过工作。困难时期以后,来的人就少了,大概因为吃饭成了问题。

 

我老叔大排行第六,比我父亲小两岁,应当是1904年生的。老叔自始至终一直务农,为人勤劳而又善于经营。五十年代初翻新了大瓦房。交通工具也从带铁箍的木轮车,变成了骡子拉的胶轮车。除了种地,他还有一片菜园子。听说,老叔结婚不久,年轻的老婶就死了,他天天泪流不止。爷爷说:“六子,爸爸再给你娶一个。”第二位老婶生过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老婶去世较早,老叔活了七十多岁。在我爷爷快六十岁时,家里接连死人,爷爷请了风水先生探究原因。按先生的吩咐,拆去了书房院里的一个草垛,才制止了不幸事件的发生。

 

除了这几个大爷,我还有一个姑姑,生于戊戌变法之前,卒于1976年,享年八十多岁。姑姑远嫁到通县六合村,生了三个儿子。从三十多岁开始守寡,一个农妇带大了三个儿子,还曾逃荒到张家口,日子过得艰辛。然而,两个表哥都很孝顺,她老人家晚来得福。二表哥是木匠,参加了志愿军,在抢修大桥时,被炸身亡。阵亡通知发下来后,我们全家到六合村为二表哥办丧事。不久,我姑姑让他的妻子麻二嫂改嫁。大表哥曾在北京皮鞋二厂工作。老表哥在服装厂当过厂长。两人都是党员。两位表哥对我像亲弟弟一样,他们常说,姑亲辈辈儿亲。

 

我大哥、二哥和三哥都是大爷屋里的。大哥叫王忠,大号栋臣,比我父亲小七八岁,大约生于1910年后。他也学过徒,但大部分时间在老家务农。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对人和气。但是有个骂妈的毛病,一直没改。1948年有几个穿便衣的人敲开院门问大哥:“八路好还是国军好?”大哥误以为他们是八路军,随口说:“当然是八路好了,不打人,不骂人。”话音未落,劈头盖脸挨了顿臭揍,原来这几个人是国军的。

 

我们老家对老字的用法不太讲究,我的六叔最小,我们叫他老叔。可是我的大哥最大,我们又叫他老哥哥。两头都让这老字占了。外人听了还真分不出长幼。大哥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有个女儿送给外村。1993年回老家时,八十多岁的大哥大嫂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的大儿子绍君却因为糖尿病转中风,不到六十,就退休回家,口眼歪斜言语不清。

 

二哥名王珍,单位用名庆新。因为三大妈年轻守寡,无儿无女,二哥过继到她的膝下。二哥入的也是鞋行,但不是绱鞋,而是卖鞋。自打我懂事起,他就在天桥后街路西的鞋店当店员。二哥人长得白净,浓眉大眼朱唇,但有严重的迎风流泪的毛病。解放后他坚持穿中式扣襻儿的上衣。买了一件制服后,挂到墙上,气呼呼地说:“看你制服我,还是我制服你。”二嫂和三大妈在老家做伴儿,种地谋生。没想到他们长期没有小孩。二嫂也到北京来过,有时住在我家,有时住到天桥铺陈市儿的客店里,可总是不能怀孕。那时人的思想陈旧,不知道没小孩或某个方面的生活不协调可以当作离婚的理由。后来,三哥的大儿子小和尚(绍东)过继给二哥继承香火。

 

二哥是几个堂兄中最为儒雅又注重礼节的了,称得上敬老扶幼。我姑每次进城,我都会到天桥去传达一声:“姑来了。”下班后,二哥就骑着他那辆双喜牌自行车,带着点心和一条牡丹牌香烟来看望姑姑。进门前,按买卖人的规矩,先拿把布条掸子往鞋面和裤腿上抽打几下,去掉尘土。然后进门,问安。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和同院的小朋友马根儿到天桥去看杂耍,来到二哥的店里。他先带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给我们俩一人叫了一盘肉丝炒饼。饭后买了戏票,让我俩听戏。戏散了又雇一辆三轮把我们送回家去。让你感到温暖,无可挑剔。

 

二哥患有冠心病,身体不好。我结婚时没通知他。婚后带着妻子一起去看他,他马上拿出两张十元的票子,一人一张,作为婚礼。那时,一个人的工资不过五十元左右,十块钱就是大数了。有一次二哥泪花花的向我讲起家事。三大妈没带过孩子,孤独惯了。小和尚过继时已经十岁。他从一个穷困户来到生活条件较好的二嫂家,难免在吃东西时有点失礼,捡好吃的往嘴里放。三大妈见此不悦,一个劲儿地用筷子敲桌子,给小和尚一点脸色。二哥疼孩子,又孝顺老母,无奈只能疼在心里。1976年夏,在我姑去世前,二哥先走了,享年六十岁。如果放到今天,做个支架,起码他会多活个一二十年。他是我最敬重的一个堂哥,可惜不得长寿。1976年,也就是唐山地震的那年,我家失去两位亲人。但是没让我父亲知道,怕他承受不住,加重病情。

 

三哥叫王起,小名小栓子。他在农村和城里都干过,后来我父亲搞起家庭手工业,三哥也来协助。虽然来自农村,但是他爱干净,白衬衫经常换洗,分头留得也很帅气,去厕所的路上他喜欢哼哼小曲。他唱过 “一月易耕地呀, 二月再种田,三月里清明……”用的是“老黄牛肥又大”的那个曲子。还唱过“青天蓝天这样兰兰的天,这是什么人地队伍上了前线。老乡老乡你听我来言, 这就是那前线抗日的八路军。”这首歌不大流行,似乎只听三哥唱过。三哥后来得了肺结核,回家养病,去世时只有四十岁左右。

 

四哥王荣,老叔的大儿子,小名小板儿头,生于1930年后。早期在家务农,后来我父亲给他找了个看门的工作,就在三里河街旁的一个招待所。老叔常来看他,每次都会顺走一些可留可弃的破旧东西。为此,四哥失去了工作,回家种地。1953年春,四哥结婚时,我们全家都回去了。老叔赶着大车到通州来接我们。那天风沙扑面,寸步难行。四哥在堂兄弟里最为老实,见面时面带微笑,哼哼哈哈,就是不爱说话。

从我爷爷这支算起,我排行第五,大名叫王权。上学后,按照我干姐家的名字系列,占了个克字,学名克斌。在堂兄弟中,除了文化水平最高,我也没有什么能耐。

 

老叔的小儿子王贵,小名小海儿头,比我小一岁,也是个本分的庄稼人。海儿头小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小鸡鸡生疮,小便时痛得又哭又叫。按照偏方裹上一层癞蛤蟆皮,把病治好了。老叔有三个女儿,克兰和克英比我大,克香在我们这辈人里最小。海儿头弟长大了有点淘气,看见赶大车的路过,他就和几个孩子在旁边喊:“谁是儿?谁是儿?”车把式没听见,挥着鞭子对骡子大声吆喝着:“喔!喔!(我!我!)”他们却像胜利者,为捡个大便宜,开心一笑。

 

我排行第五,但族人都叫我老八,八弟或八叔。因为在我上边还有四大爷的两个儿子王岐和王仲,和二大爷的儿子王凯。

 

四大爷的大儿子王岐大哥,解放前帮八路军办过事,与村干部高鸿雁都是党员。早晨起来,我见过他们拿个手榴弹在西坑里晃悠,要炸出鱼来,不过没拉弦。在老家时王岐大嫂常来我家串门,我母亲喜欢她。我那时不懂事,曾对大哥说过,长大了我也要这样的媳妇。大哥笑着拉着我的手说:“你小子这叫欺兄霸嫂。”大哥到城里后,开始做创牌子(广告)的工作,我家有块“德寿堂药房”的洋铁牌子就是他留下的。后来他到银行干保卫工作,佩戴手枪。有一次行里让他抄写一份材料,发现他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提升为干部。

 

提干后,大哥不再喜欢老家漂亮的大嫂,要求离婚。大嫂坚决反对,她的娘家哥哥又在县里当官。僵持数年后,红颜命薄,大嫂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大哥后来同隆福寺商场的一位售货员结婚,又得一子。在我的叔伯兄弟中,王岐大哥是唯一的一位离过婚的新派人物,他也最有才干,最有思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他聊天时,听他讲过华盛顿和林肯的故事,赞扬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三权分立。可我当时认为这些是反动思想,没敢跟任何人提过,怕捅娄子。谁想到几年后我来到这样的国度,亲身体验了这种制度。大哥也患有冠心病,不敢喝酒,不敢激动。他的弟弟叫王仲 ,小名小顺子,字也写得不错。村里办红白喜事,少不了他。

 

二大爷的儿子王凯比我大两岁,叫小阎王,人如其名,是村里有名的调皮捣蛋的孩子。小时候,他在地上撒了一把蒺藜狗子,让我去踩,我哭了,他却笑了。二表哥的妻子,麻二嫂,在睡着后惊叫了起来。原来小阎王正拿根蜡烛往她的耳朵里滴蜡液。三大妈也说过他到院子里偷桃子的事。他弟弟王祥,小松头,比我小,说话有点儿大舌头,比他哥哥安份厚道。

 

除了我们这个老王家外,村里还有不少邻居。三义庙里住着赤贫贾连山,妻早亡,有两个儿子,大来子和二来子,都比我大。冬天一人一件空心棉袄,敞胸露怀,也不怕冷。夏天一丝不卦,哥儿俩每人在尿道口上插一根麦梗,嘻皮笑脸,招摇过市。后来,不知哪位好心人告诉了大来子的身世,他在三十多岁时赶着大车到北京龙须沟附近探望生母。毕竟有血脉关系,生母见到后,泪流满面,又是买衣服,又是做饭。漂泊晃荡了三十年,才见到亲生母亲,也算成全了一桩心愿。

 

西口路北第一家叫王廷相,富农成分。他进城时也常到我家小住。虽然是乡下人,但穿戴上却像个买卖人。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王廷佐争执起来,动起斧头,砍破了弟弟的鼻子。这是我听过村里唯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廷相大叔的大儿子叫王殿祥,也叫大祥头,当过两年武警。他告诉我,监狱里有功夫高的犯人,走起路来能把脚镣蹚起来。他复员后每天拿着三角板和圆规,参加文化补习班。后来找个针织厂的工作,带着几个妹妹到甘肃天水去了。

 

廷相大叔对门是王永和大爷,跟我们家出了五服。他的大儿子叫王会,在家务农。王会大哥的儿子叫小寿头,比我大,常跟我玩,但从来没欺负过我。他的二儿子叫王厚,在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当采购员。王厚大哥像张飞一样,睡觉时睁着眼。退休后回了老家。

 

村里有两户地主,一个是王三奶奶和她的儿子王廷孝,没听说村民对他们有多大的仇恨,49年她家的大院被征用为村公所。村西头有个地主叫贾世杰,他倒是有点狂傲,看不起别人。此外,村西头还出过一个当地有名的汉奸王松甫,有血债,解放后被管制,后来大概被镇压了。

 

三大妈院子东边有个麻王中,外乡人,是宰猪的,与老哥哥同名,但一脸大麻子。平日里流着鼻滴,胡子拉碴嬉皮笑脸,有点卑微。他有个闺女叫小镯头,天性活泼,后来和一个叫狗眼儿头的姑娘加入了地方剧团。

 

老家种过的庄稼有玉米、荞麦、高粱、小米、红薯和糜黍等,糜黍的谷粒可以磨成粘面,做年糕。当地食物有压饸饹,即一种圆形的面条。制作时需要一个特殊的木制模具。下边是个底部带有许多小孔的圆形木桶,把和好的面放到里边,然后用活塞往下一压,面被挤成成直径大约三四毫米的面条,直接落到铁锅里,煮熟后加上酱油醋等佐料便可食用。再有就是瓤豆腐,把拌好的肉馅包进豆腐里,看去像一个直径5厘米,厚2.5厘米的豆饼。包好后,跟五花肉、粉条一块红烧,吃起来口感很好。老家的豆腐皮卷大葱也是美味,新鲜的豆腐丝和超级市场里卖的不是一个味儿。

 

老家在说类似蔡各庄这类三个字的村名时, 把庄的音发成“张”。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叫亲叔伯,或叔伯兄弟,不过,伯字要发成“白”的音。管叔叔叫“熟熟(SHOU)”。妻子在说到丈夫的哥哥时,称大老(LE)伯(BAI)子,对丈夫的弟弟则称小叔子,称姐姐为大姑子,妹妹为小姑子。此外,管油饼叫炉箅子。“学”字发成“骁”(XIAO)的音。

 

概括地讲,老王家有几个特点,第一,男比女多。我父亲那代人有六男二女,我这一代有十男四女。第二,思想守旧,做人安分,只出过一个处级干部王岐,连小车都没得坐上。第三,互相独立,各扫门前雪,没有互助观念。第四,基因里有冠心病和糖尿病的成分,我大爷有冠心病,我父亲有糖尿病。到我这一代,王珍、王岐和我有冠心病;我姐和我,及克兰姐都有糖尿病。还好,比例不高。

 

20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旧金山北的海湾大桥出了起三车连撞的事故。他们请了个律师,律师上来就问:“有死的没有?”回答说:“NO。”又问:“有重伤的没有?”回答又是:“NO。”律师扭身就走,他丢不起那功夫。如今,回顾我们老王家的百年沧桑,三代人里竟然没出过一个举人,一个国军将领,也没出过一位人大代表。退一步说,您就是出个日伪汉奸,亦或江洋大盗,我也好有点儿写头儿。说不定能按照《锄奸》或《李三》的路数写部煽情的电视剧呢。安分守己,世代务农,把温饱当成奋斗的目标,太平常了,太普通了。无奈,我是他们里头文墨最深的,自然不管如何平庸无奇,这写作的担子还是当仁不让,落到我的头上。趁着退休不久,脑子还好使,余作文以记之。

 

希望这篇短文至少让中心庄老王家的后代知道,他们的祖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辉煌业绩。任重道远,光宗耀祖的历史使命还得压在他们的肩上。

 

2012年 清明节前 于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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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4 回复 晓临 2022-1-31 16:20
以前的家庭人口众多,能记下那些长辈的故事,真不简单。我祖父有很多弟妹,我父亲也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我对那些长辈的事迹都不清楚。
4 回复 瀑川 2022-1-31 22:59
晓临: 以前的家庭人口众多,能记下那些长辈的故事,真不简单。我祖父有很多弟妹,我父亲也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我对那些长辈的事迹都不清楚。
谢谢。
4 回复 总裁判 2022-1-31 23:02
一部两千年地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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