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风情

作者:瀑川  于 2022-2-9 08:4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1评论

 

胡同风情 (选自作者文集 《秋水长天》)

 

北京崇文区药王庙前街二巷的西侧有四个小院,我们家住在二号。胡同东侧是两个大院的后墙。靠南是个大杂院,院门在受禄街口朝东开。除了杂散的居民,里边有两家民营企业。一个是大兴煤铺,为居民供应取暖做饭的固态燃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家摇煤球的。那时还不讲究机械化,把煤粉浇水掺土和成煤泥,在地上铺平后切成方形小块,再放到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平底儿大筐里,几个人摇来摇去,把煤块儿摇成球形,然后晾干。一百斤煤球价值一元零五分,冬季每户每月消耗量大约五百斤。

 

另一家企业是屠宰场。把驴带到这里后,先在驴的头部打一闷棍,然后下刀。业主姓杜,他的二儿子叫顺子,长着一双扇风大耳,活泼可爱。他和我们是同龄的好朋友。解放后不久,屠宰场就搬迁了,以至于我没亲眼看过杀驴的惨痛场面。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应当知道“昔孟母择邻处”的佳话,然而他却在屠宰场后身儿申办了永久居留,大概出于无奈。好在我们没搬,屠宰场走了。否则按照近朱者赤的基本原则,我长大后说不定会成为一位毛驴的职业杀手。可也是,谁让咱老北京爱吃驴肉来着。顺子的嫂子是北京的劳动模范,在天桥商场工作。我有位同学也住在这个大院,她哥哥在清华池澡堂工作,是位修脚工,也是劳动模范。一个大院出了两家民企和两个劳模,大兴煤铺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了。

 

胡同北口外面靠东的是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有两层青石板堆成的台阶,大家管那户人家叫高台阶儿。那户人家风度高雅,不像一般大杂院里的劳苦大众。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刘家把院里的一排南房卖了,在二巷的东墙单开个门。开始住进来的是一位姓裴的医生,有两房妻妾,还有个知书达理的儿子,叫宝生。宝生的屁股上长了个肉疙瘩,他说等长大了再割掉。没几年医生举家搬往邯郸。新住户姓施,育有一女二子。施大叔缄默寡言,施大婶快言快语,与邻居很快融合起来。

 

对着胡同南口,西园子街路南有个门脸。开酒铺的是杨子亭老先生,里边有两间半屋子深,摆着酒缸和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备有开花豆、香椿豆、粉肠等小菜。来这里打酒的人多,坐在这里喝的人少。量酒的勺子用竹筒做成L形,下边是装酒的量具,上边是一个垂直的长柄。盛酒时讲究打得漂亮,要带出酒花,让顾客满意。那时节好喝一口的人很少去买整瓶的酒,一块七毛一瓶的二锅头算是佳酿了。想喝的时候,就让孩子拿两毛钱,到酒铺去打一壶。酒壶是金属制作的,横截面呈圆形,底儿粗,口儿大,靠上方有个细脖儿。横着瞧像一二.九运动时学生用的扩音器,只是尺寸须缩小四五倍。从纵截面看,下边是个上窄下宽的梯形,脖子上是个短梯形,上宽下窄。

 

酒壶的容量大约四两左右。如果是冬天,喝酒的人要把酒壶放到热水中烫上几分钟,喝口热酒觉着暖和。杨老先生留着一绺银白色胡须,言语不多,在当地是位有声望的老翁。他有个儿子,我们小辈儿都叫他杨叔。五十年代初杨老先生仙逝时,杨叔举办了当地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请来七八个和尚,连吹带打。中间的首席经师浓眉大眼,斜披袈裟,头戴五佛冠,宛若唐玄奘转世。众僧人莫里莫拉地念了大半宿。一条横幅上写着大字,“子亭杨老先生驾鹤西游”。我们这些小孩子好看热闹,在院子里呆得很晚。后来酒铺由杨叔接任总裁。在拍摄《龙须沟》电影时,杨叔应邀演了角色。听说剧组送给他一块手表作为回报。

 

这张照片摄于2007年夏,我站在二巷的南口,左边是渗沟。新铺的地砖取代了原来的土路。左右墙上的后窗也是后来凿出的。我家的小院在电线杆的对面,夏天我们经常在电线杆的路灯下打百分。

 

      

                   

       作者走访故居,2007年。

 

和杨家同院的有位苏大妈,带个闺女名叫苏丫头。母女俩靠在街旁摆小摊儿为生,经营着烟卷、杠子糖、瓜子儿、铁蚕豆、毛桃、酸杏等商品。主要的顾客是我们这些贪吃而家里又不大富裕的孩子,平均每位客户的最低消费金额大约有三四 分钱。那时抽烟的人也常常是一次只买几根儿,成交量很低。虽说是小本经营,但母女二人的吃喝总算有了着落。苏大妈去世后,苏丫头嫁给受禄街东边名叫贺立柱的小伙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酒铺西边有个油盐店,是我们这一片的Minor 超级市场,经营着油、盐、酱、醋、豆豉、白糖等食材。老板姓刘,脸上有几粒麻子,为人和气,话语不多。常务经理的是他的大女儿。他的二女儿在龙潭湖游泳馆认识了一位香港青年,后来嫁给那位港澳同胞。他家的孩子经常穿着各种港式服装,花花绿绿式样别致,往往会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著居民多瞄上几眼。

 

再往西走几步,就是《龙须沟》电影里的那批首发版的自来水站了,方圆百米的居民都得到这里取水。一根扁担两个桶,把水挑回家去,倒进水缸。我们家的缸得五挑水才能灌满,每周至少挑水一次。开始时我父亲挑,后来姐姐挑。长过一米六后,我也能挑了。颤悠悠的柳木扁担压在肩上,迈着碎步,把两桶水挪到缸里,也是种乐趣,可惜现在的孩子享受不到了。水站左边的街口旁伸出一间如同七十年代地震棚的建筑,我们叫它防空屋,大概是1948年为防轰炸而建的。里边住个个子不高带着眼镜的中年人,从外地移民到此,获得了药王庙地区的“绿卡”。他和他的家人的职责就是看管水站,代卖小商品。

 

水站 右边有个空洞洞的房子像小庙似的。早先住着一位带着好几个孩子的中年女人,性格倔强,不大合群,走路时总仰着脸。听说她的男人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每天赶着一辆小驴车,经营客运工作,算得上五十年代的 DI姐儿了。不久她家的大儿子出于对新社会的仇恨,拿刀砍伤了一个外国人,被逮捕法办。这件事成了这个一平如水的穷街陋巷的头条新闻。后来再没见过这个赶小驴车的神秘女人,不知他们是集体入住监狱,抑或离开首都,移居外地。

 

二巷的北口有段短而宽的胡同,那是我们的运动场。找四块碎砖头,摆成两个大门,分作两拨,我们一块儿踢一个直径十几厘米小黑皮球。冬天在路边低洼处泼点水,形成一条两米长半米宽的溜冰场。冰场小的好处是不需要冰鞋, 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运动场的北边有个大门,庭院深深,进深三层。户主姓宋,是这个地区的首富, 经营羊毛生意。年龄较大的是宋大爷,个儿不高,身材敦实。虽说首富,但宋家人从不张狂,见了街坊不论贫富,都打招呼,宋大爷还是街道积极分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一个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理系。在这个贫困角落算是家境富庶的书香门第了。年纪轻些的叫二叔,他也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叫小路子和我们院的孩子是朋友。

 

每年秋季他家收进大批的皮毛,需要雇些短工把羊毛剪下。这时胡同里有许多妇女坐在墙角下,拿把剪刀,咔嚓咔嚓地剪起羊毛,增加点额外收入。我母亲和姐姐也加入过这种场面壮观的劳动大军。遗憾的是她们没像澳大利亚人那样潇洒,未能留下一首类似《羊毛剪子咔嚓响》(Click Go The Shears)的歌曲。

 

2010年回北京时,故地重游。宋家大院还在,只是如同一件补丁套着补丁的衣服,东一层,西一片,杂居着文革时搬进的新人,显得破乱不堪。到了后院跨过高高低低的门槛,见到宋家二叔。他老人家九十岁了,起居自理,身体硬朗。我解释了半天,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直到我说了小名叫八十,他才恍然大悟。他还知道我已经移居国外。

 

我们的南院,一号,有五间北房,住着两户人家。靠近院门的姓张,靠里的姓郭。张大叔每年夏天都腆着大肚子在胡同里给大家讲聊斋故事。张大婶不上班,料理家务。生了两个闺女后,第三个又是姑娘,起名三多。老四叫招弟,结果引来个老五还是妹妹。邻居们为了安慰他们,常常用五女拜寿的故事表明女儿更孝顺。

 

郭家的户主是郭二姐,寡居。她比我母亲小不了几岁,她称我母亲为五婶,我讨了个大叫她二姐。他的儿子比我大十多岁,已经成家立业,我又叫他学贵大哥。那时邻里间乱辈份的事儿时常有之,毕竟不是本家,何必在乎。我的本家侄子比我大十多岁,见了我还是一口一个八叔。他要是叫我小弟,我大哥不会答应。

 

郭二姐巾帼不让须眉,带着儿子和媳妇打天下,在本地区的小手工业界占有一席之地。 一家和和睦睦,让周围街邻仰慕。二姐的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全都白白净净,端庄大气。那是二姐的骄傲。

 

北院是三号,格局和我们二号院一样,南、北房各六间。南屋靠里两间住着张桂元一家,他比我大二十多岁,他是我大爷的徒弟,他称我父亲为五叔,我叫他桂元大哥。他和他的妻子同在鞋厂工作,他的岳母和他们一起生活。我没听老太太说过一句话,绝对安分守己。不知从哪儿论(LIN)的,我叫她亲(QING)娘。

 

大哥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文革时大部分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大哥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爱遵循老礼儿。我姑姑每次从乡下来,他都要请到家里去吃饭,问寒问暖。我母亲缠足,小脚儿鞋不好买,每年桂元大哥都做一双送过来。我们搬到金鱼池的简易楼后,他经常过来看看。直到我出国后他还来为我家的蜂窝煤炉子装烟囱。把活儿干完后,待会儿就走,从不留下来吃饭。我结婚那天,大哥也来忙前忙后。后来不知他搬到什么地方,我母亲去世后,这层关系也没了。现在这么好的徒弟不多了。

 

桂元哥对面住着刘叔和刘婶。经营着做镜子的手工业,膝下无有子女。他们有两个徒弟帮衬着。一个是德深大哥,另一个我们叫他四哥,四哥是刘婶的弟弟,和四嫂一家人住在南屋。每天他们都在铁砧子上叮叮当当砸铁皮做镜框,不时还会有金刚鑚割玻璃的高频噪音。听说德深哥年纪不大眼就瞎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可能是汞中毒,因为做镜子离不开水银,当时又不大讲究安全生产。不知道院子里其他人的水银含量是否超标。由于水银分子较重,污染大概不会传得太远,至少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没啥问题。

 

刘叔喜欢小孩,爱跟孩子们开玩笑,有时还讲故事。他说过一个兔子精化成妇女,到人家里来吃年夜饭。当她用手抓生饺子馅时,被主人识破。拿起菜刀把妖精赶跑了。刘叔还讽刺过一个好显摆的人,那人穿着大皮鞋,戴着手表,镶着金牙。刘叔学他走路的样子,伸出手腕,咧开嘴唇,抬起脚来亮出皮鞋。逗得大家直乐。刘婶不爱说话,喜欢到我家来坐,只喝两杯清茶,吸一支香烟。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说我们搬回城里时,刘婶在街道管事,为上户口帮了我们大忙。刘婶对我家有恩,我对她也格外敬重。

 

北院靠外三间北房的住户姓王,户主戴副眼镜,身材稍胖,在东晓市有一套两层楼的门脸儿,经营棉线生意。他家在这个胡同算是富户。大概因为他行四,我们叫他四叔,四叔是本分的生意人,很少和邻居们搭讪。他家有三男一女,长子高中毕业后当了警官,女儿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

 

再往北一点的四号是个三合院。北房中间住着王大叔。左边的一家姓苏,右边的姓杨。两家都在工厂上班。苏大叔年近五十才得了个儿子,一家人视为珍宝。苏家大姑到了四十来岁才嫁出去,在当时算作晚婚的典型了。杨大叔有个女儿。

 

王叔在院子里开个肥皂作坊,这肥皂不是用来洗衣服的,而是用作机器的润滑剂。东厢房是他的生产车间。他家为了接洽生意,装有胡同唯一的一台电话。 邻居有事,常去借用,他们从不拒绝。路过他家的门口,经常有股熬牛油一样的怪味。当时我还没有化学分子式的概念,没问过他们用的是什么配方。

 

西厢房住着李叔,中年丧妻,和儿子住在一起。李叔好说大话,喜欢跟别人说他如何能干。1956年他不愿意参加合作化,坚持单干,后来他靠给别人钉蝇拍谋生。儿子结婚后丢了工作,城里乡下两头跑。李叔在我们胡同算是懂京剧的了,我从他口中知道了反西皮的《白帝城》唱段,可惜只听他唱过四个字“点点珠泪”,从未见他“往下抛”过。文革前他从农村找来个老伴儿,还带个闺女,一家人没有正经工作,也缺少粮票。那个年头儿,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文革还没结束,李叔因癌症辞世,享年不过五十几岁。

 

肥皂厂的王叔、王婶接人待物都很和气,从不傲气凌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也都乖巧听话。大女儿的丈夫是个复员军人,他有一辆摩托车。文革那几年,一听到嘟嘟嘟的声音,就知道骑电驴子的进胡同了。

 

20072010年,我到老胡同去过两次,除了和家住一巷的小学同学四坡还有宋二叔说过话,没见过几位老邻居。不少人已经搬走,换来新的住户。我也没敢贸然走进我出生的那个小院。除了地上的砖块和左右伸出的后窗,没有多大变化。出北口往西的那个公共厕所依然是上百位父老乡亲排泄排遗的社区活动中心。

 

从那些高耸入云的楼群,一下子空降到西园子街,好像被导游领进桃花源里,几十年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听一位当过区长的同学说过,这个地区没有引起投资商的兴趣,加之天坛附近不许有高层建筑,所以这里的居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精明干练的政府也有妙法,在奥运会前,沿着天坛马路的北侧,盖起了一座小长城,遮住了这块东亚地区“印第安人”保留地。说实在的,它再怎么破旧不堪,我还是愿意多看几眼。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毕竟是我生活过十七年的故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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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复 8288 2022-2-9 09:43
四合院拆了差不多了吧?胡同也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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