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给母亲的歌

唱给母亲的歌

          （2-3-2022）

“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路送行。

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一条手巾，

祝福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 岸上露珠儿滚滚，

牧场芳草青青， 夜莺整夜啼鸣

无论我去到哪里， 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

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无论我去到哪里， 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

最最忘不了母亲 她关怀的一双眼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不久。每当房东和室友外出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留在帕罗-阿托Emerson 街的小白房里，感到孤独寂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哼起母亲之歌，想念白发苍苍的80老母，想念魂牵梦绕的远在北京的家。希望母亲和家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一直哼到珠泪滚滚，泣不成声。

母亲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长我六年的姐姐。母亲在41岁的时候才生了我。因为老年得子，故而对我倍加疼爱。我出生后，父母用周围邻居馈赠的零钱，为我制作了一枚百岁银钱。他们还抱着我到北新桥的九鼎娘娘庙认师傅，让我做了跳墙和尚。此后，在我脑袋左后方留了个小辫。这条小辫一直留到初中入团的时候。

1949年前，我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说得过去。父亲在禄米仓的被服厂工作，月入500斤小米。我当时有不少玩具。木鱼、拨浪鼓、小钹、小腰鼓和小三轮车等。这些玩具在我长大后都让老家的亲戚和本家们拿走了。若干年后，我在大学教书，月入56元，我的孩子都没有这么多玩具。父亲还有手表和自行车。

八路军围困北平时，我们院里驻扎了国民党13军的队伍。分到我们院里的王排长人很和气。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我和姐姐在旁边，就擓两勺加热后的罐装牛肉，给我们吃。小孩子吃起别人的东西总觉得好、香。我们对他还挺感激。一天晚饭后，王排长看到我家墙上挂着一块手表，动了心思。他对我父亲说：“我的表坏了，先借我用几天。”父亲二话没说，把手表送到排长手里。后来，父亲谈起这件事时说，“不给不行呀，他们有刺刀。”

八路军进了北京，父亲的工作没了。一个爱管闲事的朋友撺掇父亲把家当全部变卖，回家种地。事实证明，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父亲14岁由爷爷带着到北京学徒，此后一直在城里工作。而农活需要技术和经验，人到中年再回到田间，有许多困难。

开始时一家人还能享受到农家的乐趣。那是一个凌晨，父亲扛着锄头带着我们去耪地。 天亮后在这一马平川之上，我仰望湛蓝的天空，远眺无际的原野，感到天就像一个大碗扣在地上，把我们都扣了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天和地连系起来，天高地炯，浑然一体。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秋天颗粒无收。原来父亲被人骗了，买了500斤假粪。从此全家踏进饥饿的深渊。为了有顿饭吃，父亲去给老叔去打短工。母亲和两个孩子，每天吃糠饽饽，喝野菜粥，还吃过榆皮面、榆钱儿，即榆树在长叶时伴生的浅绿色的小圆片儿。

有一次，我见到几个堂兄弟在街上玩，也凑了过去。一个年长的往地上洒了一把什么东西，让我光脚去踩。踩上后，我马上疼哭了。这些堂兄弟则像胜利者一样弹冠相庆，拍手大笑。回家后母亲含泪帮我把蒺藜狗子一个个摘掉。人穷时受了欺负，也只好忍着。何况欺负你的还是本家。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饥饿已经让一个小孩子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犹如雪上加霜，我和母又被一种怪病煎熬，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冷的时候浑身打哆嗦，上牙不停地敲打着下牙。就是蒙上被子也控制不住。后来才知道这叫发疟子。没钱看病只好活受罪。直到一天早晨，母亲把我叫到炉灶旁，让我闭上眼睛，吃了块肉，喝了点热汤，才把疟子停下。原来一位好心人捉到一只甲鱼，送给母亲，说是治疟子的。至今我也不知这好心人是谁。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有一天，街上有人喊着卖葡萄，我哭着叫着非要吃葡萄，父亲和母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张纸票，让我去买。那个卖葡萄的把钱扔给我说，“五十（半分）的票儿不要，至少得一百的。”我大失所望地哭着走回家去。这时父母不管多爱他们的孩子，又能如之奈何？

一天上午母亲借来两千块（两毛）钱，托八路军的王干事到集上给我买了一套烧饼夹肉。我拿到后二话没说，三口两口囫囵吞进肚里。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的美味佳肴。母亲含着泪，辛酸地看我把烧饼吃完。后来我在北京、天津、旧金山、波士顿，不止一次吃过烧饼夹肉。烧饼不谓不香，肉也不谓不细，可怎么也找不回幼年的那种感受。因为第一次吃烧饼夹肉时伴随着母亲的疼爱，还有她的泪。

1950年夏，母亲带我回北京，赶上发大水。为了顺利通过水区，母亲雇了条毛驴。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一个劲儿央求着赶脚的小心，千万别陷进坑里。别让她的宝贝孩子坠落水中。

50年，我们全家从农村无功而返，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了缝纫行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产品是帽子，还有手帕、口罩和背心。家境很快好转起来。一家四口人，只有我闲着。父亲负责裁剪和销售，母亲和姐姐蹬缝纫机。留给我的工作就是白天在胡同里玩耍，除了吃饭还有按时睡觉。母亲经常带我去红桥吃早点。有时候吃油饼和豆浆，有时候吃杏仁霜，还有面茶。吃面茶的时候，我坐在小贩车旁的板凳上，一勺一勺送到嘴里。我喜欢面茶的黏糊和芝麻盐的香味。母亲站在一旁，看着我，然后领我回家。一家人吃苦受累，唯独让我逍遥自在，还有优待。生长在穷家的孩子长大后之所以孝顺，因为父母不光亲自关怀他，还把最好的甚至唯一的食物都留给他。

我小时候健康不佳，再加上晚来得子，母亲对我疼爱有加，唯恐稍纵即逝。我偶有头疼脑热，她就惶恐不安，抱着我四处求医。受禄街的张华亭、磁器口的张朝卿、栏杆市的吕大夫，还有东晓市的郭兴汉大夫，我是他们的常客。病得稍重一些，母亲还带我去礼士路的儿童医院。家里的小药瓶累积了好几十个。小孩养得越娇，越不放手，身体越弱。从医院回来时，我要是看上街头的玩具，她只要有钱就给我买。

吃药期间，母亲还让我忌生冷，为我蒸鸡蛋羹，煮挂面，还要卧个鸡蛋。服药的时候，她怕水太热，就用两个茶碗，折来折去，还不时吹气。等水温适中，才让我喝。一个五十岁的小脚女人抱着几十斤重的孩子，走那么远的路，为的是让孩子能结结实实地活下来。为了我她不知道累，不知道苦。她把后半生的爱全部给了宝贝儿子。再饥寒的日子，只要还有一口饭，她就毫不迟疑地喂到我的嘴里。这就是母亲留在我心中的形象。舐犊之情终生难忘。母亲对我的关心和照料用无微不至来形容，恰如其分。

母亲不识字，但能背诵两行《百家姓》。一行是“周吴郑王”，里边有我家的王姓。一行是“戚谢邹喻”，里边有母亲家的邹姓。本来我们院里的家庭妇女都没名字，只称什么氏。比如我母亲就叫王邹氏。北京选举那年，政府要求每人有个名字。父亲按《千字文》里的“福缘善庆“，给母亲起了个名字福源。母亲没什么爱好，有时去天桥听戏，也带着我去。那时候去天桥要坐小驴车，从天坛的北墙根经过。闲暇时，她喜欢看小人书，尤其爱看《千里送京娘》，那是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没事时她会跟孩子一起做游戏，比如撑线绳，拨棍儿。打扑克时她只会憋7 。

读小学后，我开始参加体育锻炼，身体逐渐强壮，也很少看医生了。有一次我中午回家吃饭，跟母亲说我舌头长口疮了。她就让我去买几棵小白菜和一包虾米皮。回来后特意为我包了几个饺子，让我吃着顺口。

母亲常跟我们说起我奶奶好善乐施的故事。见到叫花子会请到家里吃饭，还捎带脚帮他剃头。母亲也在效仿奶奶。见有要饭的过来，就递给他一块窝头。家里虽不富裕，但母亲对人慷慨。两个小伙子要开买卖，没凳子，母亲就把一个涂红漆的方凳借给他们。这借其实就是给。我一直在想，生在一个工农家庭和穷乡僻壤的我，之所以能接受高等教育，还留洋，也许跟前辈的行善有关，福缘善庆吗。

不久我们跟国家一起进入了困难时期，父亲和我饭量大，吃不饱。家里的些许积蓄也很快花光。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上了高中。高二时，父亲又被迫退休，收入减半。这时，父亲和母亲决定瞒着我，让我把学念完。我接到录取通知后，才知道家境的变化。为了我的前程，他们宁可忍饥挨饿，也不让我辍学。周末回家，母亲还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我家原来有几个带红花的花瓶和帽筒，在我读书的期间也都卖掉了。从1960 到1970我大学毕业，父亲和母亲度过了艰难的十年。难怪我接到清华录取单的时候，大哭一场。恩重如山，何以回报？

据说，陶侃的母亲有“截发筵宾”的故事。母亲不管家里多难，高中的同学到我家来，都要留住吃饭。为此不惜向邻居拆借。她知道我没有兄弟，孤单，要帮我维持几个朋友。高考后同学来往更加频繁，有时还在我家留宿。两间7平米的小破屋，还要招待客人过夜。母亲欣然允许。除了我，家人都到邻居家寻休（借宿）。由于母亲对同学的热情，我和几个高中朋友的关系一直很好。直到这两年，由于在微信群里观点对立而分道扬镳。几十年的友情眼看着就白头到老了，却因为政治看法不同而告终。让人心痛。

上大学前，我知道了家境的改变，很后悔当初没去工厂学徒。虽说收入每月只有17.5元，但毕竟能减轻父母的负担。开学后，我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按我家状况，我享受乙等，每月15.5元。刚好够伙食费，比学徒工才少两块。大学后，我担任班上团支部委员，思想更加上进。一心争取入党，为国家服务一生。

1966年夏，我刚读了两年书，文革就开始了。我又下定决心，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贡献青春。这时，母亲帮邻居照看个小孩，每月能挣13块5。像《あ，海军》里的平田一郎，经过两年的政治教育，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但对父母的心却变硬了。我说服母亲，退掉助学金，不占国家便宜。系行政的尹传庆老师还给我留下5快钱的补贴。可看孩子不是长久工作。数月后，这13.5的收入就断了。直到1968年姐姐结婚后，我才恢复到15.5 的水平。我经常在外省串联，跟姐姐要生活费。这两年，家里欠下一大笔账。我毕业后才慢慢偿还。为了不影响我进步，母亲从来没有埋怨过我的极左。我现在回想起来，甚是过意不去。为了个人进步，不惜扣除母亲的一点零用钱。我真自私。对不起他们。

1970年4月，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当 时的职称是迟群命名的“新工人”。我们都以此称号为荣，因为工人阶级最进步，是国家的主人。领工资那天，我别提多高兴了。从高中到大学，父母等了我9年。他们的老生儿子终于能挣钱了。从平安里下了SKODA班车，我步行到西单商场，给父亲和母亲买了蛋糕、苹果和一盒大中华牌的香烟。我高高兴兴地送到他们手中，还将46元中的30元交给他们。我终于能为父母分忧解愁了。那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我从昌平的200号回到家里，兴致勃勃地对母亲说，我下礼拜填志愿书，要入党了。母亲绷着脸，笑不出来。我发现院墙有一张撕去篇头的大字报，里边提到青洪帮等字眼。我问母亲：“这是不是写给我爸爸的？”母亲摇头说不是。我又问了邻居，大字报是写给我父亲的。 回到200号，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了大字报的事。结果本来要发展两人入党的支部会，只办了一个。母亲知道我入党受阻，一直觉得歉疚。没想到一张大字报影响了儿子的前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71年春节刚过，200号四连跟清华一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清查516 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一向冲锋陷阵的我不幸翻车，成了阶级敌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群对党感情比我还深的同事和工农兵学员随时把我提审。一审就是几个小时。楼道里标语密密麻麻，还有扩音器里吼叫的《敦促杜隶明投降书》。压抑的局面让涉世不深的青年绝望。我在交代了曾带回几粒步枪子弹后，被董超、薛霸押送回家，翻箱倒柜。我两眼发直，神情呆滞，给父亲和母亲留下突如其来的疑虑和不安。这时我开始制定轻生的计划。不料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单是党员，还是党委委员，压力更大，先走一步。他设法逃脱看守，爬到五楼顶端，纵身一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此后，管制放宽，允许我回家看望父母。朋友的死促成了我的活。生和死在时间和空间上竟是那么接近。事后，我很害怕，万一我先拿到阴间的移民签证，对父母将是多大的不幸。儿子才刚刚开始工作呀。

幸亏党在半年前拒绝了我的申请。否则，在我的身上又加上一条政治生命。须知要求进步的人士往往把政治生命看得比生物生命还重要。我没有害怕开除党籍的额外负担，因此在寻思自尽的时候，少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延迟片刻。从那次运动之后，我亲身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知道了自己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从此我心灰意懒，每天如行尸走肉，苟且度日。还好，对政治的冷漠倒让我有更多的精力侍奉双亲。

文革中，我老到江西串联，清华又发生武斗，姐姐也在学校被批判斗争，在这些烦恼和忧虑下，父亲得了半身不遂病。我每周回家一次，姐姐要上班。从此，照顾父亲成了母亲的主要工作，还要带他去天桥接受针灸治疗。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很快就能下地走动。

1973年，他们的老生儿子结婚了，老两口高高兴兴看到儿子成家了。越明年，年过古稀的他们见到了自己的孙子。母亲除了照顾父亲，还要伺候儿媳妇坐月子。炖鸡，煮鸡蛋，包括端屎端尿，忙得不亦乐乎。她和父亲天天看着孙子，每天都乐呵呵的。我终于能让父母感到幸福了。妻子产假还没休完，教研组刘书记要我陪73年入学的学员去湖南711矿实习。军令如山，不敢不从。走以前，我抱着自己新生的儿子，看着包着头巾的妻子，不禁哭了起来。母亲对我说：“大丈夫以事业为重，走南闯北不算什么。你放心吧，媳妇和孙子有我照顾。”此时，我已经萌生了离开清华的想法。那次运动之后，我虽然工资照发，但成了教研组的皮球。一有外勤，书记就把我踢过去。

贯穿势垒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决定在78年报考研究生，跳出令我心死的清华。每天晚上，我都从10点学习到夜里两点，第二天照常上班。如此坚持了5个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通过了研究生院高能所的初试。

在全家为我高兴的时候，父亲的病加重了。我到医院照顾他，直到他安详地停止呼吸，告别他跟贫穷斗争一生的世界。母亲为他准备了棉衣棉裤，我给父亲买来小圆口，把父亲送到八宝山火化。母亲15岁时嫁给了16岁的父亲，他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一起度过了60个春秋，感情深厚。老伴的离开对母亲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母亲很坚强，至少没在子女面前掉一滴泪。

1980年夏天，研究生院已有近半的同学经过不同的途径出国或准备出国。这种形势对我自然产生了不小的诱惑，但是家庭状况让我却步，出国不是我的首选。首先，老母亲已经年近8旬，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三岁，尚且幼小；二来，经济条件相当拮据，把家当全部拍卖也凑不出昂贵的盘缠。走公费得不到校方推荐，想自费手头没钱。只好望洋兴叹。   

不久，消息传来。经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教授发起，1980年秋可以公开报名参加中美物理考试申请，由教育部公派，面向全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触动很大，决定重新考虑出国问题。我年纪偏高，面临毕业。如果放弃这次机会，那就无异于“末车已过”。如果不报名，将来会有遗憾。如果报了名，无非再考几回试，不存在风险。考上可以走，考不上可以留。何况我的硕士论文大体完成，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于是我得到母亲同意，报名参加CUSPEA。磨刀霍霍，跃跃欲试。

CUSPEA考试定在1980年阴历九月初，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之所以记住了阴历，因为母亲的生日就在那几天。每当在母亲生日，我都会买些吃的，祝福老母生日快乐。可是，这回母亲过生日，我却因为考试不能相陪了。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只好等着以后再为老母庆生。可谁知道，这次考试却让我漂洋过海，一去数载。1979的九月初六成了我最后一次陪伴母亲过生日。是啊，人生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Thank God！我考上了，还在100多名的录取名单中位列第十五。在一次亲友送行的家庭聚会上，我含泪对白发斑斑的老母亲说：“父母在，不远游。这回儿子对不住您了。”读过私塾的堂兄王岐说：“还有一句游必有方呢。老王家有你这样好学上进的，我们高兴，不算不孝。”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沿着天坛马路，从金鱼池走到天坛北门，深吸着这里的空气，俯嗅着这里的土香，认真品味着这个育我养我的地方，这个曾经给了我快乐童年的地方，这个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和情趣的地方。至少要等两年我才能再见到你。别了，龙须沟；别了，天坛；别了，金鱼池；别了，天桥。别了，老母亲和家人。

1981年8月12日一大早，我穿着崭新的毛料灰色中山装，带着行李，在全家老小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首都机场。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到了登机口前，我含着满眼的泪水，告别了白发老老母、姐姐、妻子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怎舍得就此分离？ 尤其是一把屎一把尿，茹苦含辛把我养大的母亲。

到美国后，我每月有500 美金的stipend。靠省吃俭用，住便宜房屋，很快就有了积蓄。我在新年前托高能所的崔象宗老师给母亲带去一张100美元的现金，还给孩子带去了几件小衣裳。第二年暑假，我又托清华同学王聚文兄给母亲带去500美元的现金。聚文兄到中国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亲手交到母亲手中，还有一把侨汇卷。再加上清华每月送来的工资，母亲总算过上了不差钱的日子。不再为打5分酱油而犯愁了。这也算是儿子的曲线尽孝吧。看来，出国的选择是对的。

1983 年 7 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北京，急切地想见到日日盼我归来的母亲、妻子、姐姐和两个儿子。

 到了金鱼池中街的简易楼，已经是夜里两点。母亲像过年30似地等我回来。小儿子脏兮兮地揉着刚睡不久的双眼，两只赤脚涂着一层200微米厚的黑泥。不管简易楼多么简陋，不管住处多么拥挤，不管天气何等闷热，这就是我的家。是我在美国天天想夜夜盼的家。

打开箱子，分发我花了五六个周末采购的礼物，给一家人带来了欣喜。我看着把我抱大的老母亲，额头上又多了几条皱纹，头发几乎全是白色。人虽然消瘦，但精神矍铄。她见到离别两年的儿子，兴奋心情难于言表。遗憾的是老父亲已经在 5 年前去世。他吃了一辈子苦，退休后还得靠当小工、拉白菜来维持生计，供我读完高中。要是他还活着，看着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留学回来，一定会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第二天上午，我骑车到台基厂的北京海关办理提货手续，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大件物品一一带回家中。1983年，一下子能置办这么多大件的家庭为数不多，尤其是龙须沟这个穷人聚居的部落，黑白电视已经是稀罕物了。我母亲一下子见到这些东西，喜出望外。她从来没敢想过，美好的日子像做梦一样刚刚开始。下午我到大栅栏给母亲买了一块宝石花牌的手表。由于天热，妻子和我一起到花市大街买了一台摇头式立地电风扇，放到母亲住的大房间。

一个只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的穷家破业，如今鸟枪换炮了。我在美国节省的这些银两，派上大用场，给母亲和全家带来了欢乐。我的心里乐滋滋的，总算没白努力。

七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全家到颐和园去游园。母亲在北京住了60 年，还从来没去过那里。母亲和孩子们坐出租车，我和我妻子年轻，乘公共汽车。到了颐和园，母亲坐在长廊边，用刚带回来的望远镜朝四处瞭望。姐姐、妻子和孩子们租了一条脚踏船在昆明湖游玩。一家人欢欢喜喜，度过了幸福的一天。 

一个月后，我拿着斯坦福颁发的 IAP66 表格到秀水东街办了签证。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全家又送我到首都机场，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告别北京。又一次孤雁西飞，继续学业。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毕业论文有了进展，我回国工作有望。于是，我决定 1987年7月回国两个月。有三个目的。 第一探亲，看望母亲和家人；第二找工作；第三开会。高能所在 7 月召开一次国际物理会议，我和导师杰夫都来参加。这时，老母亲已经84岁，身体依然硬朗，能够上下楼，买东西，做饭。我给家里换了一台直角平面的新电视机，还买了录像机、双卡收录机等物件。

两个月很快就过完了。8 月31 号清晨，我开始整装待发，回到美国继续学业。前两次去机场，母亲都亲自去送我。此刻，老母亲已经84岁，身子骨硬朗，还能为我炒菜做饭。但毕竟年事已高，我们没让她去机场送行。她老人家站在楼下的水泥台上目送儿子离开。没想到这是我们母子的永别。

 返回加州后，我按照京剧大师李和增的一盘音带，学唱了《四郎探母》里坐宫的选段，西皮慢板转二六。“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结尾是“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每当我骑着自行车上学时，总要哼上几句。谁会想到，这最后一句竟成了事实。半年后，我收到家书，在我飞回旧金山的途中，母亲突然发病，在友谊医院与世长辞。我顿时失去了做饭的力气和吃饭的胃口。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承受着失去慈母的哀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旧金山机场着陆。怕影响我的学业，家里一直瞒着我。

我的朋友聚文兄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没跟我说。聚文的岳母到我家去过，把消息带给了他们。他们一家信守承诺，从未向我透露。87 年回国时，表面上母亲还很康健。怕影响我在美国的学业，她克制了身体的不适，咬牙顶了下来。直到我坐飞机离开北京。

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向来支持我学习与工作，愿意儿子有出息。我曾经跟她说过，同院的那些发小多好，在家门口工作，天天守着家人，热热乎乎。母亲批评我，那叫贪妻恋子，让我不必羡慕。母亲说过，她求人算过卦，说我父亲可以得到我的继，她得不到。果然，父亲去世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一直守在他身旁。母亲去世时候，我却远在异国他乡。当初，80岁的老人在她的独生儿子远赴美国的时候，竟未加阻拦。她是许多平凡母亲中的一位，但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开通伟大。

小时候她抱着我到处求医，为我做衣服。为了招待我的朋友，她宁可借钱也要买菜买肉，自己却舍不得吃。如今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伤痛。    

我最喜欢那支歌《我的母亲》。它是苏联电影《青年时代》中的插曲。 这首歌一直在唤起我我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他们送给我的不是一条手巾，但他们不畏艰辛，非要送给我求知的幸运。他们把我送上一条与孩提伙伴不同的路，一条色彩缤纷的路，一条崎岖而又迷人的路。

我在博士论文的扉页，用英文写了首诗,

In memory of my parents:

They planted a tree,

With blood and sweat.

By the time of blossom,

They have left the world.

中文的意思是

献给我的父母：

他们用血和汗，

把小树培育。

当树开花的时候，

他们都已离去。

悼念母亲

(从信中得知母亲去世后。)

突闻母亲去世的消息，

好似一个晴天霹雳。

泪水如泉心如焚，

您为何这样匆匆离去。

在这大洋的彼岸，

我向谁诉说心中的悲哀，

我向谁求得安慰，

我只能在屋里独自哭泣。

我一直等着戴上博士帽子，

照张相给您寄去。

在美七年不能尽孝，

总想着您会给我时机。

我愿至少再侍奉您几年，

让您的晚年充满欢娱。

母亲对儿百般疼爱，

幕幕往事在我心中浮起。

母亲啊， 您安息吧，

您的养育之恩永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