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火烧进清华

作者:瀑川  于 2022-2-20 00: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2评论

    

文革之火烧进清华           (作者文集 《依稀梦清华》)

文革已经结束35年了。当初在大风大浪里踩了一脚泥的毛头小伙子,已经是胡子一大把了。我明明知道受骗上当,被人利用。可是每到818 的时候,还总有那么一丝眷恋之念,不知是陷得太深,还是骨头贱。今天是1966年后的第45818了,我的昏花的老眼似乎又浮现出那个让人着魔的火红场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朝着一个虚幻荒唐的方向,把中国推向了黑暗。(8/18/2011

 

 19665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化革命的进军号,明确提出反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把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确立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人。这个时候,作为清华的一个学生,我还在专心学习,参加金工劳动,不认为这场革命跟一个工科院校有什么关系。

 

 5月下旬,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吹响了高校运动的号角,但此刻清华的形势还不明朗。6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北京城里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前门大街和珠市口的闹市区,所有的霓虹灯招牌都被砸掉。文化革命像诺亚方舟时代的洪水迅猛扑来,一下子淹没了全国的各个角落,想躲也躲不开了。我像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离开了书桌,在大风大浪里扑腾。没想到,还居然学会了狗刨,又糊里糊涂地向深处游去。更没有想到,在秋后算帐的时候,还喝了一大口水,险些呛死。

 

直到63日,我才抱着凑热闹的态度,到北大去看大字报。北大批判陆平的劲风很快地刮到了清华。几个高干子弟率先揭竿而起,公开质问清华校党委和蒋校长。这些人里有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工物系有物00的十大左派,代表人物是邱会作的儿子邱承光、耿飚的儿子耿志远、袁水拍的儿子袁刚健等。6月初,学生分成了“反蒋派”和“保蒋派”间通过大字报展开了论战。67日晚上,两派就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在大礼堂展开辩论。政治课教研室的老师寇士奇女士作了长篇发言,她几乎在歇斯底里地叫嚷,“要拥护校党委”。这场辩论成为保蒋派的最后挣扎。

 

6月初,有人说城里要卖毛选四卷,我和同班的张化一、唐祥于晚饭后一起骑自行车到西四的新华书店,有好多人排队。到了半夜,才每人买上一本,有了红宝书,心里当然很高兴。由于天色已晚,我和化一到东兴隆街他老爷的家过夜。几天后,我和化一到台基厂的北京市委,想问问蒋南翔是不是黑帮。找了好几个办公室,也没人接待。看来他们正自身难保,还哪里有空来考虑蒋南翔。我和化一也太天真幼稚了。

 

当文革的大水漫进清华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似乎毛主席预警的“卫星上天人头落地”就要发生,有些惊慌失措。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挺身而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可又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清华一天一天从有序变到无序,学生已经没有专心读书的心思。当时,学校还在辩论一个问题,“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但形势发展之快,已容不得这些书呆子讨论做什么。学生们除了卷进这场运动已经别无选择。由于学校的政工系统陷于瘫痪,学生只能靠自己的思考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除了少数革命左派和死硬的保蒋分子外,不少人因为目标不明,而持有一种徘徊观望的态度。还有人在校园里四处查看,寻找猎物。张三慧老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个性活跃,每天骑车转来转去,看大字报。于是,物9的几个学生,在物理教研组所在的科学馆前,写给张老师一张大字报。警告他放规矩点,不许右派翻天。张老师也不含糊,在大字报上用钢笔写了他的帽子已被摘掉。物九的人又写上,“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不少大字报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乱来。有人见了本 《民兵》的杂志,如果封面有主席像,他们就在这张封面的前后左右查找,见到有刀枪剑戟靠近了主席,就说是对主席的刻骨仇恨,要把这杂志打成反动。有人批判邓拓的杂文“金龟子好处多”,因为金龟子的俄语发音是赫鲁晓夫,所以“说金龟子好”就是为修正主义擦脂抹粉。

 

69日,工作组 进校,正式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很快,以蒋校长为首的校党委被打成了黑帮,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对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震动。在这大革命的第一回合,就当了保皇派,觉得沮丧窝囊,怨我阶级觉悟太低,没识别出修正主义的丑恶嘴脸。为此我还检查了思想根源。由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能够考进大学,对党有报恩思想,把对党的热爱放到了校党委身上。在附中的三年,已经开始接受清华校党委的资产阶级影响,对清华盲目地崇拜。再加上大学的两年里,接受了清华校史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反右斗争,导致我把清华校党委当成了党的化身。这些观念束缚了头脑,不自觉地站到了保蒋的一方。

 

实际上,我们班的30人里,只有少数几个干部子弟在工作组进校的前两三天,开始反蒋,大部分人都受了校党委的蒙蔽。法不责众,工作组对在思想上保蒋的一方网开一面,没有任何打压的举动。而且,由于我出身算好,班上的左派同学还发给我一个纠察队的袖章,参与了保卫学校,保卫工物系的治安工作。每天晚上,在系馆周围巡逻,严防阶级敌人狗急跳墙,破坏捣乱。

 

糊里糊涂地当了保皇派,心里觉得憋屈。于是,把怨愤转移到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辅导员的身上。一天上午,袁仁勇同学和我写了一副对联给贾春旺老师送去,说他是修正主义,欺骗了我们。到了新斋宿舍,贾春旺笑脸相迎,把我们让进屋里。问明来意,就帮我们找来糨糊,把对联贴到门框上。他见我俩个头不高,够不着门上的横梁,就从屋里搬了个凳子,让我们站在凳上来贴横批。贾春旺耐心友善的态度反倒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似乎贴错了地方。他也清楚,我们有一肚子气,不知到哪儿去发,十分理解并配合了我们“造反”的行动。

 

贾春旺的肚量涵养非一般人可比,后来轮回做了公、检、法的第一把手,“刑部尚书”,也是志在必得。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工物系对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开始揪斗 。有一次在楼外边, 把这些干部列成一排站到革命群众的前边,敦促他们交待各自的问题。 有位姓张的女干部,甩着胳膊,满不在乎。反对他们的主要力量来自工人和试验员。他们指控这些领导,不关工人健康。玻璃工赵金章师傅得了汞中毒的职业病,经常犯喘。8级钳工霍士云师傅责怪放射性物质导至他失去生育能力。试验员是工物系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大多中专毕业,大小算个知识分子。可是,在清华得不到重用。10来年,一直拿36元的工资。他们不满所处的地位,也在情理之中。试验员中的造反派头头是曹宝贤,几年后调到西安。副总支书记余兴坤在文革前,有个“在业务时间书记不办公”的规定,也成了修正 主义的典型。

 

校一级也展开了对黑帮分子的批判斗争。一群一群的戴着高帽子游街。最有气派的是党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长艾知生。他胸前挂个硬板做的牌子,写着“土皇尚”。他带着一顶精心设计的皇冠,一块前后缀着穗子的木板。政治教研组有个老师叫贾观,个头高,高帽子显眼,当群众喊着“打倒贾观”时,他也攥着拳头,伸着胳膊,一齐喊口号,好像他不是那个贾观。

 

这时候最流行的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沈阳音乐学院的李劫夫先生把毛主席语录谱了曲,到处激扬着主席语录的歌声。 他能把长短不一的话语当歌儿唱出来,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创举。清华学生有文明的传统,在开始揪斗黑帮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打人的事情。直到824号,左派学生引进带着红袖章,穿着军装的中学生,闯进清华园,这才开始动武,让这些革命干部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文化革命一开始, 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猛兽,事态变化之快,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大有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工作组进校一个星期,就有少数人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的方向错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一派以蒯大富、刘才堂等学生为主。也有更多的人贴出大字报,保卫工作组,认为工作组坚持了正确的方向。这后一派以高干子弟为主,他们曾经是批判校党委,批判蒋南翔的主力。

 

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两派争论达到高潮,导致了624日在大礼堂展开的大辩论。一方是以工作组组长叶林(国家经委副主任)为首,另一方以化9(工化系9字班)蒯大富为主。作为纠察队员,我被分配到大礼堂台前维持秩序。

 

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一身蓝色学生装,带着一副眼镜,镜框是紫色的。他操着一口苏北口音,振振有词地历数工作组的错误之处,向叶林发难。本来,我对工作组没什么成见,对反工作组的一方也不敢苟同。而且,作为纠察,从职责上我应当维护工作组的安全。可是,见到叶林不能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粗暴地警告对方别有用心。再加上以刘涛为首的一群干部子弟,气势汹汹,没有一点平等民主的姿态。这种极不协调的辩论气氛,激起了我的义愤,来了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到舞台的右侧伸着胳膊去阻止左派们, 不让他们冲向舞台。没想到这一时的义愤,酿成大错,把我阴错阳差地推上后来的清华井岗山,与造反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遭遇了后来在劫难逃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那天晚上,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冶金部副部长)穿着拖鞋,站在大礼堂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的。”

 

辩论会后,我还是耿耿于怀,为蒯大富等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而气愤。于是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和左派们蛮不讲理,容不得不同观点,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班上的同学到一间宿舍,向他们宣读我的小字报,争取 几个人来签名。有同情的,也有反对的。念了不到一半,只见班里左派阎淮坐在上床,居高临下,怒目圆睁,用手指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你放毒!”阎淮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

 

屈于左派压力,我的小字报没有贴出,成为一只被扼杀于笼中的小鸟。当天上午,我见到一篇物00年级10大左派贴给我的大字报。指责我身为纠察不但不去保护工作组,反倒帮助蒯大富, 阻止左派上台发言。我开始意识到捅了马蜂窝。下午,我收到姐姐(小学教师)的来信,告诉我李雪峰同志有个报告,要在高等院校“抓游鱼”,让我小心一点。见信后,我心里凉了半截,禁不住一阵叹息,“晚了!” 这信要是早一天到就好了。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某个时段的一次偶然行动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如果当初我没有对蒯大富公开同情,我就不会加入井冈山造反派,从而也就不会在71年的清查中被打成反革命。从而我也就不会决意离开清华,并到海外谋生。

 

到了626日,围剿蒯大富等造反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有组织,有布置,口气一致,要打倒反革命分子,誓死保卫工作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见到这刀光剑影,哀怨肃杀的场面,我不禁毛骨悚然。工作组成员开始找我谈话,随着,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认清错误的性质。文革开始不到一个月,我就背上了两个沉重的包袱。第一回合,受了校党委的蒙蔽,当了保皇派,可那毕竟是多数,够不上罪。如今,在第二回合,糊里糊涂,因为意气用事,又站到反革命的一边,成了少数。想金蝉脱壳,谈何容易。每天上午,都有一个操河南口音的工作队员,要我交待问题。我承认站错了立场,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他批评我平时自由散漫,放松要求。我经常称班上同学为弟兄们,他说我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的坏习气。

 

工作组在全校范围内实施“白色恐怖”。各系对蒯派分子隔离审查,像打“落水狗”一样穷追猛打。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亲来清华助阵,从蒯大富名字的封建色彩谈到定性为反党夺权。叶林在全校大会批判蒯大富,在几天之内,就查了他的三代。揭露了蒯大富的爷爷是个“和平军”,刺刀上挑着一只鸡,横行乡里。揪斗反动学生成了工作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物0和物00 两个年级高干子弟多,工农子弟多。高干子弟的家庭与工作组的成员地位相当,属同一阶层。保卫工作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卫他们的父母,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理所当然地站在保工作组的一边。工农子弟,思想比较纯朴单一,一般不会对党的领导干部产生怀疑。这种状况使得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反工作组的势力薄弱。

 

工物系反工作组的学生大部分在9字班(3年级)。他们对工作组有系统性的看法,敢于挺身而出与工作组公开叫板的至少在10人以上。因而物9 挨整的人数多,也更为凶残。一周之内,有两个人企图自杀。陈治国同学企图触电自杀未遂。另一个同学朱德义到五道口的铁路上卧轨,失去了一条腿,成为终身残废。我的问题是站错了立场,客观上帮了敌人,所以整的手段要相对轻一些。再加上班上同学平时关系不错,也没有人落井下石,我还有人身自由, 没有到绝望轻生的地步。只是思想包袱太重,害怕一辈子翻不过身,倒霉。有一天晚饭后,我和中学的一个同学坐在三院 门前,促膝谈心,异病相怜。我是因为受到工作组整肃,情绪低靡,前程灰暗;他是女友移情别恋,愁眉不展。相互间说了些安慰的话。我还留诗一首:

 

  “克斌本是无心人,恨遭奇祸难脱身,

愁云不去何处是?清华园里无知音。”

 

 

在工作组的帮助和启发下,我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平日不注意思想改造,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关键的时候站到敌人一边,悔恨不已。我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帖在床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刻刻警告我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作组见我态度诚恳,检查深刻,加上我在思想上没有反党反工作组,属于技术犯规。于是请了几位左派学生,帮我准备一篇发言稿。我到全校大会宣读,表示擦亮眼睛,坚决和蒯大富斗争到底。到会发言的还有任传仲等。这次发言收录在清华大字报选上。发言里,我用了个词,“睽睽众目”。在离开礼堂后,遇见了高中的三个女同学(电机系的)。她们问:“发言的是不是你?”我说:“是。”一位同学还认真地纠正我的用词,应当是“众目睽睽”。

 

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白色恐怖没有持续多久。从7月中开始逆转。关锋和王力到清华召见了蒯大富,表示了支持。华北局的李雪锋也开始承认错误。于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又逐渐活跃起来,并且壮大了力量。这时,一只隐藏在背后,操纵清华运动的黑手老董不得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就是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听说,她在四清运动中,整死过不少人,心狠手辣。大概是因为文革声势浩荡,自身难保,所以才抛头露面,收拾残局。7月底,她还亲莅第九饭厅,穿着旗袍,拿把勺子,为学生打菜, 企图以此收买人心,挽回声誉。事后,左派学生在第一时间把赞颂王光美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乃至贴到闹市区王府井。可惜,欲盖弥彰,为时已晚。 不少学生对清华的“白色恐怖”深恶痛绝,不打黑帮打学生,把文革引到错误的方向。当晚,我在阶梯教室的对面,看到一首七律,颇为精彩,遗憾的是,已经忘了2句,也不记得作者是谁。这后两句是我追加的。

 

“光美下凡人增辉,吹鼓手们呼万岁。不施仙丹不散花,反党帽子满天飞。

 

仪表堂堂光又美,谁知其心红与黑。(食堂添菜惑众人,血溅清华谁之罪?)”

 

工作组失势以后,学校马上恢复了生气,各种观点又开始公布到大字报上。我也如同拨云见日,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加入到声讨工作组的声浪之中。后来,我们班的几位左派同学为主,加入了贺鹏飞、刘涛等为首的清华红卫兵,又称八九派。

 

我因立场错误,自然失去资格。也想戴个红袖章,当一名保卫毛主席的战士。于是我只好加入到反工作组一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又称“八八派”。后来,又加入到蒯大富组织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

 

196684日晚上,在东大操场,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大学讲话,我坐在靠前的几排,看得很清楚。主持会的是李雪锋。蒯大富发言时,左派学生不断抗议。李雪峰反复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工作组长叶林在大会上对镇压学生作了检查,但很不深刻。那天晚上,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为新清华的诞生激动得不能入睡。还有人要把清华大学的名字换成毛泽东思想大学,贴到门口。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可见一斑。

 

周总理讲话后,清华局势开始迅速扭转,工作组开始撤离学校,各派学生无拘无束地各持己见,投入到文化革命的大辩论之中。除了积极参与本校的运动外,我还到其它院校串连。88日下午,我来到海淀的魏公村,先去语言学院看望了高中同学任长春,他刚从芬兰留学回来不久。听他讲了些该国的情况。他说荷兰人12世纪还在爬树。 在那里,爸爸抽了儿子一根烟都要记帐。见到会说外国话的,我就喜欢问“同志”怎么说,他说:“刀夫吏”,听起来与俄语的“塔瓦利施”有点接近,毕竟都属斯拉夫一族。

 

 

然后我去了对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见到初中同学孙守义和高中同学梁丽芝,相互交流了文革中的观点和看法。梁有个弟弟梁德泉在清华电机系,我没见过。晚饭后,还见到了北外蒯大富式的人物,刘令凯 。刘的脑袋很大,当时他们反对的走资派是外交部副部长兼院长的刘新权, 我对刘令凯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当晚,在北外的校园里,聆听了中央台的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16条 。里边有一条是,“要保护少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16条明确了支持青年学生反对走资派,反对工作组的行动。听了以后,我感到十分鼓舞,增强了参加到文化革命伟大运动的决心与勇气。由于心情激动,我那天在北外待到半夜才骑着自行车返回清华。

 

 

一天晚上,88派和89 红卫兵在大礼堂右前方的阶梯教室开了个小型辩论会,88派的代表彭伟民在场。89派状告老蒯这一派偷了他们的广播器材,而且留下借条。作为旁观者,我说了一句公道话,“既然留了借条,就不能算是偷。”这时,我从道义上已经完全站到支持老蒯这一派的立场。

 

八月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北工大的高干子弟谭力夫提出了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无可奈何之际,祭起封建的血统论的大旗,龙生龙,凤生凤,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永远凌驾于众人之上,剥夺其他人群的参加革命的权利。各个学校都展开了关于对联的争论。我原来对高干子弟印象还算不错,但从文革初期他们先投机后霸道的表现,令我深为不满,因而对这“基本如此”的对联也十分反感。何况他们的父辈们也不乏有出身于地富反坏家庭者。许他们革命,不许别人革命,成何逻辑。

 

再有就是毛主席在写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的一封信里提到,“不要光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主席高瞻远瞩,让中国的青少年们要以世界为念,超越自我,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与远大的志向。

 

这期间,我们班的左派阎淮同学和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陈云的儿子陈元一起写了篇署名“布尔什维克”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当时,中央文革是至高无上的机构,谁反对他,谁就是反革命。于是我做出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在班上整了阎淮。本来,都是好朋友,结果是,他为了捍卫工作组,整了我,我为了保卫中央文革,翻过手来,又整了他。冤冤相报,何时是了。

 

其间,我没收了他的一本日记,放到我褥子下边,还让一位同学去一机部机电局去调查他当局长的父亲,荒谬有加。阎淮的那本日记,我也没看过,没几天就丢了。留下了我对他的最大的歉疚。后来,我们二人视若仇雠,很少说话。直到199711月,才有机会在美国的新泽西州相见,共叙往事,泯却恩仇。对文革的看法也各自从左和右的不同方向靠近到理性的中点。通过观点的不同,把人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以致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相残,这乃是文革的一大过失。

 

 

  

22  阎淮(右)和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合影(201432)

 

 19668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队伍,鼓励这些红卫兵小将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亲自检阅红卫兵,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818日成了我后来登陆计算机的密码。红卫兵们万分崇敬地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向队伍挥手。红卫兵们群情激昂, 用最大的音量高呼:“毛主席万岁!”事隔多年,热烈场面一直记忆犹新。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了我的座右铭。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我和几位同班同学在天安门聚会后连家都没有回,一鼓作气,直接走到北京站,去外地“煽风点火”,搞革命串联。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文化革命当中。何国华、汪定雄,和我等几个人,登上了一趟去往天津的火车。火车开动后,我的心在异常地跳动,一是因为刚刚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深受鼓舞,激动万分,决心以满腔热血,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誓死捍卫毛主席。二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出生的地方,首都北京。

 

两个多小时后,到达天津,直奔南开大学。 见到汪定雄的湖北老乡赵同学,了解了南开斗争形势,决定支持卫东战斗队,反对校长臧伯平,他是小说《破晓风云》的作者。我们和南开的同学一起吃住,写大字报。看来,这里的运动状况比清华,北大要晚两个多月。第三天,我们到天津市委门口去辩论,认为市委书记万晓塘是走资派。不一会儿,来了一群保卫市委的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横眉怒目,一口天津腔,指责我们是三家村里邓拓的儿子,即可气,又可笑。

 

接受主席检阅后的余温尚在,突然遇到这种场面,难免有些愤慨失控,我只觉得两手发麻,嘴唇颤动。 同学发现我的情况不妙,连忙把我送到一家小医院。大夫在我的双手的虎口血位各扎一针,几分钟后,恢复正常,闹了一场虚惊。傍晚,市委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几个首都红卫兵送来了烧饼夹肉。 饭后又把我们送往火车站,乘车回京,完成第一次大串联。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外校的几个同学聚到了一起, 到府右街北口附近的国务院接待站去反映了天津的运动状况。

 

八月初,工作组撤离了清华,保工作组的一派已经大势已去,但他们还不能接受清华造反派得势的 结局。由于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清华园里已经失去号召力,他们只好借助校外保守势力,企图在清华再打击一次造反派的气焰。824日下午,有上千的以人大附中为主的中学红卫兵,穿着军上衣,戴着军帽,扎着军腰带,高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开进清华。这些被利用的中学生们队列整齐地站在清华二校门的旁边,贺鹏飞亲自指挥着拖拉机,轰隆隆地一声响,拉倒了清华园的象征,二校门,上面有清末重臣那桐的题字。为施淫威,不计代价,摧毁了清华园的标志。当时,我就站在二校门前的桥边。敢怒而不敢言。贺鹏飞同学后来因受到贺龙元帅的牵连,受到迫害。但后来被加封中将军衔, 身居高位。

 

然而,不管他位置多高,也掩盖不住当年拉倒二校门的罪责。当天夜里,这支校外“灭火队”,成群为伍,喊着口号,驱赶着被揪斗的走资派们,在清华园里游行示威,狺狺然不可一世。他们嚷着“狗崽子们,出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他们打得那些靠边站的干部鲜血淋淋,我们这些学生则躺在床上,好像八国联军进了北京,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8-24事件不过是这些保守势力的回光反照,贺鹏飞等从此退出了主宰清华运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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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6 回复 reflexes 2022-2-20 04:05
珍贵的历史回忆。前辈有勇气以亲历的身份写出来,令人钦佩。“通过观点的不同,把人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以致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相残,这乃是文革的一大过失。”说得非常好,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人性中的恶。在美国也一样,将人贴上左和右的标签,非常可笑。我已经按照承认承诺发表了关于美国总统的排名,请前辈有时间移步看看。
3 回复 瀑川 2022-2-20 10:23
reflexes: 珍贵的历史回忆。前辈有勇气以亲历的身份写出来,令人钦佩。“通过观点的不同,把人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以致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相残,这乃是文革的一大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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