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风大浪中去

作者:瀑川  于 2022-2-20 23:4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2评论

 

到大风大浪中去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

               

 

19669月初,我开始第二次串联。与同班的崔福斋、汪定雄等乘火车到武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好奇地欣赏着窗外的大好河山,一望无际的农田,一片一片的树林,雄浑壮阔的黄河,尽收眼底。

 

车厢里,有不少外出串连的大学生与中学生。还有好几位老年妇女,穿戴干净整齐,围着头巾,低头不语。几个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像警察一样转来转去,一个一个掀开老太太的头巾,见到她们被剪的七零八碎的白发,就把她们拉出来拳打脚踢,嘴里骂着地主婆。这些老人因为成分问题被遣送回乡,想不到在归途中也逃不出一场噩运。最惨的是,出了武汉火车站后,这些老太太被推倒在地,任凭这些中学红卫兵们用军人皮带恣意抽打,衣服也被撕破,血流在地,惨不忍睹。尽管周围有人同情,但没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些中学生不去揪斗走资派,把这些老太太当成四旧,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革的方向。这些老人糊里糊涂地成了运动的牺牲品,没被打死,就算幸运。

 

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下车后,只觉得两耳嗡嗡作响,还按着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节奏,好像大地在颤动。或许这是人体感觉的惯性。我们住进武汉大学,校园的建筑十分漂亮,只是地表高低不平,到处是台阶,显然在这里骑自行车很不方便。

 

第二天一早,在湖北见到了第一位牛鬼蛇神,他低着头,弯着腰,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三个大字,“梁百先”。久闻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我们参考过他写的普通物理教科书。一个大学生见到著书立说的教授,理应敬仰万分。但此时此地,见梁先生如此窘迫,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他是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该打之列。

 

上午,在省委机关,参加了批判省委宣传部于淳的大会,发言的是一个小孩子,一口武汉话,乳臭未干,天真可笑。眼见同走资派的斗争搞到如此地步,我们只好换个地方,到水运学院串连,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后来又参观了二七烈士纪念塔。听说武汉三镇有著名风景区东湖和名胜黄鹤楼,按情理应当临湖登楼,一饱眼福。可是一想到国家出钱,乘火车免费,为了让我们煽风点火,投身于火热的革命运动。我们怎能够游山逛水,耗费国家钱财,于是克服了私字一闪念。可是长江大桥乃是新中国成就的一大象征,要不去看看,实在可惜。为了不给首都红卫兵丢面子,我们摘掉清华大学的校徽,羞羞答答地登上长江第一桥。如毛主席所称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放眼望去,烟云浩渺,滚滚江流,甚是壮观。不禁想到唐人崔颢的那首七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由于武汉斗争局势平淡,逗留三日后崔福斋与我乘车南下贵阳。火车途经长沙、株洲、衡阳、直到广西柳州,再从柳州倒退出来,沿黔桂线奔向贵州。火车在到达柳州前,先要经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窗外望去,江水涟漪,岩石嶙峋,贺敬之诗歌里的画面尽现眼前。遗憾的是,我们没下车,这么好的美景,只能走马观碑,一带而过。如果能停留两日,该有多好。在柳州车站,见到站台上搬运行李的工人都是妇女,虽然瘦小,但结实健壮,吃苦耐劳。听说这地方,通常都是女人工作,男人在家做饭哄孩子,和我们北方恰恰相反。可惜我们没有出站,未能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黔桂路上,火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峦,像一条长蛇在山峰间穿行狂舞。车窗外,一会儿是挺拔隽秀的青山,一会儿是清澈潺涓的溪水,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如临仙境。随着火车的行驰,这山水像一幅长卷的国画,一扇一扇展开,连绵百里。可惜,我一不諳美术,二没有相机,不能把这秀丽的山川一一记下。如果有机会故地重游,这青山绿水的绮丽当为首选。

 

在去贵阳的61次列车上,我吃到了芭蕉和木梨。芭蕉比香蕉要大上一倍,但味道不如香蕉浓。木梨个儿大成球形,摸起来硬得像木头,但咬上去会感到甜脆可口,别有风味。

 

这趟车里乘客不多,人人有座儿。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军人,营级干部,他对文化革命比较理解, 对造反派也比较支持。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得知彭德怀当时在大西南的三线,任副总指挥。我们一起讨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派工作组镇压造反派,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想到我们的交谈引起了几个中学红卫兵的不满。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过来要同我们辩论,可又没有论点。想动武又有点畏惧。再说我们也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没把这几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为挽回面子,他们要了我在清华的地址,准备回北京再跟我理论。他是北航附中的一位干部子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口气很大,“朱毅,朱德的朱,陈毅的毅。”一下子高攀到两个大元帅。这或许就是他老爹当时起名的本意。

 

到达贵阳时天色已晚,我们被安排到贵州大学住宿。路上,我们遇到几位贵大的学生,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向我们抱怨不愉快的经历。他们计划到北京串联,坐火车到了武汉,遇见几个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大概是后来的联动。红卫兵横行跋扈地质问他们什么出身,这几个贵大学生直言相告,说他们来自地主富农家庭。红卫兵们当即恼火,禁止他们北上。只好北辙南辕,打道回府。

 

我对这几个学生十分同情,血统论已猖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步,剥夺了这几个学生的参加革命的权利。至少这几个学生是诚实的,家庭出身既没贴在脸上,又没印在证件上,他们随便说个红五类,也来不及去调查核实。老实人挨欺负,在所难免。我们只好安慰他们几句,以后还有机会。由于贵大地处偏远,进城不大便,我们第二天就搬到离贵阳市中心较近的贵阳医学院。我和崔福斋到街头做些观察调研,认为贵州的运动还没有展开,省委在有意捂盖子,应当支持炮打省市委,火烧贾启允,贾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贵阳市有两支造反派主力,一个在贵阳医学院,一个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坐落在一小块平地之上,周围是山,一年四季,少有晴天,阳光金贵,故以贵阳命名。城市虽小,但玲珑剔透,民情古朴,市面井然。贵医伙食很好,顿顿有肉。我们吃饭用的是自己的钱。头几天,事情不多,我和福斋乘公共汽车到了花溪公园。溪水潺潺,错落有致。兼自然与人工之美为一体,令人流连忘返。听说董必武老先生对花溪颇为欣赏,赞许有加。第二天,我们认识了几个本地初中生,一个叫张佑铭,一个叫刘玉平,一个姓白(白族)。她们人虽小,单纯幼稚,但是关心文化大革命,有造反精神,愿意投身到运动中。后来,她们还串联到清华,和我们班的汪定雄等几个同学一起,落实毛主席指示,徒步串联。


 

小朋友张佑铭和陈祥芬后来在长征路上的合影。

 

到贵阳后第四天的晚上,当地造反派要去贵州省委去宣传,我和福斋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一边以青年学生为主,人数不多,一边是工人纠察队,以老工人为主,占了多数。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委,批判贾启允;老工人则要保卫省委机关,认为省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纠察队依仗人多,把青年学生队伍冲散,分而治之。

 

10几个老工人围住一两个学生,展开辩论。我在被围的圈子里向他们介绍北京的革命形势,认为贵阳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省委在压制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老工人则咬定省委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机关,要誓死捍卫。他们认为造反派里有坏人,别有用心,浑水摸鱼。一个老工人说,他见到秦天真的儿子就在造反派里,秦天真原是贵阳的一个副市长,因为历史反革命罪被撤职查办。我说,造反派里可能会有坏人,但不能因为少数几个坏人而否定了运动的大方向。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省委大厅里,乱乱哄哄,直到半夜。辩论了几个小时,只觉得喉咙沙哑,精神疲惫。当我回过身来时,发现一个女学生和我被围到一个圈里。由于场面混乱,各自为战,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辩论。辩论结束后,从她的校徽得知,她是江西农学院的学生,互相通了姓名,她叫陆玲娣。原是上海人,随父亲援赣到了南昌。

 

第二天下午,外地串联红卫兵在贵医开了个会,松松垮垮,没有任何决定。晚上,我又到贵阳市中心宣传文化革命。有个当地人认出我是北京来的,让我站到一个板凳上,有围攻的意思。我心平气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对他说,辩论要双方平等,允许对方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见我态度和蔼,没有敌意,于是和我辩论了贵阳的形势。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各自离开,不欢而散。在贵阳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和福斋钱粮枯竭,只好暂且回京筹备军饷,准备重新杀回贵阳。在柳州车站,我给父亲买了一个方形的大粽子,馅里有肉,味咸。父亲见了,还挺喜欢。

 

在北京休整了两个多星期,又同何国华,卢振民一起于10月初乘火车经西安、重庆去贵阳。我们在西安停留一天,住在西交大,学校对红卫兵招待很好,吃饭免费,那天赶上供应水饺。

 

我们只在省委见到几张反对霍士廉的大字报,就急忙搭车去了重庆,在重庆大学落脚。先后参观了军统迫害革命先烈的渣宰洞、白公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继承先烈遗志,反修防修,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便搭车去了目的地,贵阳。没想到贵阳形势不像几个星期以前,异常平静,没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我们又转向云南。

 

火车常常在云雾缭绕的山腰上行驰,颇有修道成仙之感。在车站,看到衣衫鲜丽的少数民族来来往往,充满了生活气息。快到昆明,不知什么原因,在一个高坡上,火车停了下来。听说不久前,有列火车在这里因为塌方脱轨。心里还真有点瘆得慌,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到昆明后住在云南大学,伙食很好。早晨吃的是江米饭蘸白糖,比北京馒头咸菜要强多了。由于运动局面尚未展开,能做的事也不多,不得不怀着闲情逸致,游山逛水。此时我遇见了自控系0字班 的朱云久(附中同学),我们一起参观了龙门。俯瞰滇池,雄奇壮阔,叹为观止。两三日后,由于钱粮用完,打算乘车到武汉,到国华家取钱。

 

我和国华乘车先到了长沙,住到位于新开铺的财政金融学校。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到韶山,参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买了几枚纪念章,心情十分激动,加深了对主席的热爱。

 

下午,返回长沙,可是没赶上公共汽车,只好先搭火车去株洲。火车上,有几个湖南老乡大声唱着花鼓戏,十分热闹。在这样的相对论坐标系里只觉得不一会儿,就到了株洲。株洲到长沙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可是北上的学生太多,车厢里人满为患,连窗子都打不开。眼看天色已黑,我们不想在站台过夜。

 

我和国华急中生智,分别坐在了火车两个相邻的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各自找来一根木棍挡在门口的两个扶手之间,以免滑落。那时的火车门外有两层台阶,行车时也不收进来。我俩约定,不时相互呼叫着名字,防止因为困倦而摔下车去。就这样,我们在车外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伴随着车轮与铁轨间有节奏的轰鸣,领略着飞驰的火车卷起的狂风,欣赏着铁道边上枯燥乏味的夜景,大约在夜里11点钟,回到了新开铺的住处。休息一个晚上,再去武汉取钱。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长沙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人,秩序混乱,根本没有选择到何处去的余地,我俩好不容易挤进一个车厢。火车开动以后,才知道是去南昌的。想下车已不可能,只好凭天由命,既来之,则安之。没想到这个偶然的搭错车,却让我与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结下了不解之缘。

 

列车经过萍乡、宜春、樟树、向塘,把我们带到了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出站后,我们被安排到市郊的一座小学校里,条件不好,睡稻草铺。而且,离市中心距离较远,参加运动不方便。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了八一大道附近的江西医学院。

 

196610月,江西的文化革命运动刚刚有些起色,但由于保守势力太强,运动难于开展。江西省委操纵着一个庞大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对造反派围追堵截,迫害得十分厉害。为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只拉出几个劳模来支撑门面。

 

要想在运动中发挥作用,必须组织起来,我同同班何国华、清华机械系的李令全,决定成立一个战斗队,命名为“首都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我和李令全共同起草了一个数百字的宣言,由南昌东湖印刷厂印制,在全市范围内散发张贴。内容无非是一些标语口号式的呐喊疾呼,里边有一句是“首都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的大炮打响了,我们是来造反的,造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反。”

 

随后,我又写了《一致南昌市工人的公开信》和《再致南昌市工人的公开信》,宣传文化革命的重大意义,表明我们的基本观点,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由东湖印刷厂承印。可惜这些底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专案组没收。这纸宣言和两封公开信,让不少当地民众知道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南昌的组织“炮打司令部兵团”。凭借这个组织,我们多次去找江西省委秘书长王泽民同志,寻求物质上的支持。拿着他的批条,我们到南昌市百货公司领取了两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手摇油印机和一个手提式扩音喇叭。

 

局面开展起来后,何国华离开江西返回北京。没想到炮打司令部兵团迅速壮大,汇聚了来自北京的清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地质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邮电学院、农业机械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多所高校,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声势最浩大的时候,成员有近百人。

 

来自清华的有李令全、孙传耀、涂兆林、佟允宪、王毓钟、吴小祖、刘孝标、金国栋、及江西老表蒋南峰、黄赣寿、虞士尧、邓海金、陈群秀、龚建国、罗保林、欧阳忠谋等;来自北大的有历史系的张泉田、哲学系的王素荣; 来自音乐学院的有家在南昌的程明榕及附中的倪子龙、南宫华玲等;来自地质学院的有李勉荣、陈、毕等;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有李志良、田丰、王文惠、王千里等;来自外语学院的有徐春青等,他是位调干生;来自邮电学院的有汤道娥、刘金定等;来自北京的中学生有孙德荣、孟李玲等;来自上海的中学生有李明健、黄敏等。

 

当地的中学生双胞胎陈纯仁、纯义也常来帮助。常来的当地人还有医学院的赵玲(吴晓祖的表妹),和一位工人刘锦生。炮打司令部兵团成里不久后,进行了民主选举,我和李志良被选为头头。北大的张泉田是共产党员,被选为政委,负责思想工作。清华无线电系6字班的蒋南峰被选为参谋长。后来又有了清华动农系汽7 的金国栋负责帐目。这支队伍有组织,有纪律,经常开展集体活动。一百来号人的队伍整整齐齐,走在街上时唱着革命歌曲,喊着革命口号,十分壮观。后来,我们又配备了一台宣传车,在一辆卡车上装上高音喇叭,一台柴油发电机,影响渐大,声势渐为显赫。柴油发电机由农机学院的朋友操作。

                     

南昌市还活跃着另外几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斗队,人数较多的有首都红卫兵第十二大队,成员来自北京商学院、对外贸易学院、轻工业学院等,带的是调干生老张,年纪较大。年纪较轻的负责人是外贸学院日语系的马得利。出于好奇,我请她帮我翻译个日文名字,おういか(欧乌伊喀),但从来没使用过。后来连日本朋友也喜欢叫我的汉语名字。

 

这支队伍属于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在北京算是保守派。到了外地,他们也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同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没有门户之见。

 

还有一支小分队来自北京戏剧学院,有10几个人,带队的是导演系的魏阳。成员有刘勇、杨恕等。这支战斗队以文艺宣传为主,准备了一台一个小时的文艺节目,魏阳跟南峰较熟,跟清华学生间来往密切,相互支援。

 

稍后,又来了一支北航红旗的小分队,也是10几个人,领队的是安徽蚌阜人自动控制专业的徐从和。从和处事爽快大器,成了我的好朋友,相互联系了多年,后来到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工作。

 

这几支战斗队虽然来自不同的院校,但来往密切,相互呼应,为推动江西省的文化革命运动共同做出了努力。我们同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江西省大中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也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的首领是江西工学院的蔡方根,中学生的领头人是倪根菊。倪根菊泼辣活跃,身先士卒,后来还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去过北京。常在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办公的有陆玲娣和江大的蔡清泉等。南昌市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是江西医学院的车文枢。车文枢老谋深算,深居简出,我不记得同他见过面。除了这些学生造反派,我们还经常同工厂里的造反派往来,比如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南昌柴油机厂等,代表人物有文革、涂烈、王雨霓等。此外联系密切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南昌分社(王兆麟)和省公安厅等。

 

炮打司令部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是到江西省委同保守派辩论,并且,要出了被化纤厂扣留的和我同年级的孙传耀同学,他比我们早些到达南昌参加运动。传耀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他被救出来以后,成了兵团的主力和我的朋友。

 

还有一次大行动是批斗公安厅长周可用,我们把他放到宣传车上,几个人押着他,喊口号,让他交待问题。高音喇叭沿着南昌的主要街道轰然作响,围观者众多。周厅长对运动抵触情绪很大,态度蛮横,满不在乎。然而,陪斗的侦察科长王振江倒是笑脸相迎,在卡车上一边吸烟,一边同红卫兵小将谈吐自如,似乎对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什么实质的东西都没有揭发,是根老油条。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后来,我们同周厅长的司机还有过一些往来,搭乘过周的座骑伏尔加牌轿车。这种苏制轿车的前挡板稍向前倾,像一只跑鹿,后来改名为拉德,与波兰的华沙属同一级别。。

 

我们准备揪斗省委书记杨尚奎时,找遍了省委大院和江西宾馆,就是见不着他。一天半夜,我们几股力量联合行动,到滨江饭店搜寻。我在底层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杨尚奎同志。他有60多岁,头发灰白,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但是态度和蔼,没有任何敌对情绪,像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他不想和运动对抗,只是对运动有些恐惧。 把他揪出来后,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造反?”,老人家用浓厚的赣南话说:“他们都造俄地反,俄还能造谁地反。”听起来有些可笑。

 

杨尚奎由赣南打游击起家,在省委大院有座小洋楼,听说,他曾把农村的老父接来过,但老人过不惯舒服日子,回老家去了。杨书记的夫人叫水静,年轻漂亮,早先许配给南昌市文化局的局长,局长忍痛割爱,把水静让给了杨书记。我看不出杨尚奎是个走资派,最多也不过是个贪图享受,养尊处优型的干部。陪同杨尚奎被揪斗的还有省委工交书记白栋材,他是个来自陕北的干部,不苟言笑,像个精明干练的领导。

 

南昌柴油机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汪明远被保守派抓走了,为了声援南柴造反派,营救汪明远,首都红卫兵各个组织连同当地红卫兵一起在南柴厂门口静坐一夜,含着热泪,共同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直到凌晨。后来听说,汪被收买,当了叛徒。我们白白浪费了一夜的时间。

 

化纤厂的书记李森结怨颇多,同清华同学孙传耀也是对头。她虽然官职不高,但是她丈夫乃是江西省军区政委林忠照,非同小可。那时的红卫兵居然吃了豹子胆,我们纠集了十几个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军区大院林忠照的住所,抓走了李森。几个警卫员和秘书跟我们据理力争,企图阻止这次行动。可是,那个时节,军人见了红卫兵,有理也说不清。为了防止警卫员打电话求救,我把电话听筒的电线用力扯断。回想起来,当时的作为与绑匪无异,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钱财,没有任何个人目的。

 

我们把李森关进江西拖拉机厂的一座小楼里,配备两名工人轮流看管,勒令她检查交代镇压造反派的罪行。李森骄横跋扈,满不在乎,还象泼妇一样胡闹。后来见我们也不会拿她怎样,随即平息下来,还能吃饭喝水。抓人容易看人难,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没人能负得起责任。关了两天,我们就把她放了回去。这次行动虽然没有多大的成果,但是毕竟长了造反派的志气,煞了保守派的威风。对南昌市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首都红卫兵遭遇了两起流血事件。炮打司令部兵团 的几个中学生和一组革命军人子弟起了口角,有个中学生肚子上挨了一刀,住进了医院。也不知谁付的押金和手术费,也许医院根本就没要钱。我们去看过他几次,伤好后, 把他和他的同学送上开往上海的38次列车,继而回到北京。还有一次,中央戏剧学院的小分队遇到了保守派的围攻,有个女学生被刀子在脸上割了个口子,缝了好几针。

 

一天下午, 我到一个工厂访问后回到市区,刚刚过了八一大桥,就发现气氛不对,工人纠察队人山人海地把江西医学院围个水泄不通。我正要急着回去看个究竟,有几个纠察队员一下子认出了我,“他是红三司的,别让他跑了。”我知道这时已是插翅难飞,在劫难逃, 只好凭天由命,任人摆布。开始,有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还有人揪我的耳朵,我对他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讲理,可以辩论。”

 

他们把我带到附近一个汽车运输队的传达室中,有几个人看管着我。有人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还没吃。于是,他们端过一罐米饭和一份菜给我,既来之,则安之。尽管前途未卜,吃饱了肚子再说。我那顿不寻常的晚餐吃得还很香,很痛快。

 

过了个把小时,他们调用了好几辆卡车,车上站满了赤卫队员,把我放到中间的一辆,让我在人群中间蹲下来,不得向四处张望。凭着摇摇晃晃的感觉,我知道卡车上了山路。大约一个小时,车队停了下来,赤卫队员把我带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子。我坐在前边,面对着上百名来自南昌各个工厂的工人。 开始时,他们对我厉声指责训喝,我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竭力克制对立情绪,并表示有不同的意见,愿意同他们讨论。我讲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危害,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伟大运动,让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还表明,不同意把广大的工人兄弟叫做“臭老保”,应当密切联系,多作交流。

 

由于夜深天凉,有几个人找了一大把松枝,放到大屋子的中间,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带来一丝暖意,气氛也渐渐缓和。一个小时后,又有人送来几笸箩热呼呼的肉包子当夜宵,大家边吃边说。到了后半夜,有位工人师傅立起身来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是坐我的车来的,我有责任把他送回去。”他的要求得到了众人的同意。分手时,有好几个工人还记下我的住址,有个油脂化工厂的后来还真登门找过我。在回来的路上,送我回去的那位师傅让我坐进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跟我边走边聊。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魏安恒,还知道了这个地方是梅岭。

 

魏师傅一直把我送进江西医学院,为我的这次“宾诺奇欧历险记”画上了安全的句号。后来,我又去那个运输公司看望过魏师傅,送给他一本马恩列斯语录。我虽然怀着很深的谢意,魏师傅却不以为然,只认为这是他应当做的事情,施惠于人又不图报答,这就是平凡中的伟大。

 

回到住所,天已快亮,大家也在担心我的去向。炮打司令部兵团的办公室和宿舍被搅得乱七八糟,农机学院的几个高个子同学甚至难受得哭了起来。这是我们在江医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洗劫,好在人员没有受到伤害。

 

天凉了。几天后我便回京去取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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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7 回复 light12 2022-2-21 06:06
邪恶的文化大革命
3 回复 reflexes 2022-2-21 20:40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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