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年代的宣传队队长

作者:瀑川  于 2022-2-24 00:5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6评论

 

荒谬年代的宣传队队长  (选自 《依稀梦清华》)

 

 

196810月中的一个晚上,工宣队的老师傅刘涌甫到八号楼宿舍来找我(当时我是工物系大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建议我着手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立即找人筹备起来。

很快,人就凑齐了。我当队长兼二胡伴奏,物00的金元负责思想工作,周大地任副队长,兼手风琴伴奏。系里配给了我们一架意大利的索普拉尼,大月牙手风琴。物05班的封君先、贺祥庆、徐凯英、杨秀金四个女同学个头差不多,擅长表演唱和舞蹈;物0的王鹏亮、王毓钟、沈黎洪和物00的王德怀、王连赫等参与男部表演唱和舞蹈。物00的王玉民说快板,王三平、莫莉担当女生伴唱。王苑祥吹笛子,郑永泰拉板胡和捧笙。系里的实验员陈必贤吹唢呐。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组成了一支小分队,并且创作了几个节目。5班的四个女同学和王德怀等编了一个舞蹈《敬爱的毛主席》。以一首内蒙风格的赞歌为曲加上动作,歌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王鹏亮和王玉民编了群口快板 “一串红,串串红”,以系里的一个负过伤的转业军人王明瑞同志为题材,密切配合了系里整党工作。里边有一句“提起老张这块疤,说的我心里火辣辣。”

王鹏亮还写了一首女声表演唱:“工人宣传队进清华,给咱们带来了毛主席的书。”这首歌成了小分队的代表作,不到一年,就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惜那时,没有版权,也没人知道那是王鹏亮的作品。王后来又借用豫剧的风格写了首男女声表演唱“张师傅登讲台”也很受欢迎。

  我们有时在系里开会时演出,有时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演出。每当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都彻夜不眠,搞创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锣鼓、乐器到附近的东升人民公社去宣传,读最高指示。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过周末,母亲为我烙饼炒菜,我刚吃了一半,就听到收音机里说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马上放下筷子,对母亲说“不行,我得回学校去搞宣传。”当我骑到小西天(师范大学附近)的时候,一个脚凳子大腿掉了,天色已晚,没地方去修理。我灵机一动, 把车存到了附近工艺美术工厂的车棚里。然后,乘31路汽车,赶回工物系馆。此时全系的人正在听军代表讲话,庆祝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会后,我和小分队的同学一起连夜编写宣传节目。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的人为什么像着了魔一样,每天沉浸在狂热之中,用了似乎没有穷尽的精力去歌颂党,歌颂领袖。为了毛主席,赴汤蹈火不辞,刀锯鼎镬不惧。毛主席说过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成物质。可那时,也没有多少物质提供给我们,只有每月三十斤的定量,我们却能激励出这么旺盛的精力和火一样的热情。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那个年代,人格遭到扭曲,人性遭到挤压。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把七亿人脑中的硬盘全部格式化(Format),一个个都成了机械人,他们的言行都严格遵照毛主席制定的佛传(FORTRAN)程序。以至于三十几年后,重庆还有千万人热情奔放地唱红歌,为文革招魂。在那个年代,就是被诬陷为反革命的人,也会以为自己真的反了革命;当他们摘掉帽子的时候,还会感激涕零。在那个年代,人就是饿瘪了肚子,也会举起红宝书,放声高歌:“我TM吃饱了,撑得慌!”你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凝聚出的那么一股子劲儿,连气功大师都会觉着有点邪乎。

40多年以后,抚今思昔,我觉得我当时简直就是个疯子,一个革命的疯子,一个忘记自我的疯子。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死心塌地跟党走的人却非但入不了党,还要在两年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差一点被逼自杀。真叫活该!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误会,还是无情的讽刺。最后,阴差阳错,我这个当年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狂热信徒却居然把户口和粮食关系(除了档案)都转到了“美帝国主义”那边。

1969年春,工物系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原来的大联委。大概因为我是大联委的委员,工宣队让我主持了全系大会。出现在全系的师生员工面前,我有些紧张,上来就读我写的贺词,“轻风煦煦送春来,清华园里红花开。”一句话还没念完,下边就有人嚷着:“还没读毛主席语录哪!”我连忙掏出语录本,请大家翻到某某页。读完后,又有人说,还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哪。我又赶紧挥动着语录本和会众一起祝愿。程序上乱了套,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总算把发言稿读完,散会以后,我十分忧虑,以为捅了个大漏子。工宣队还没找我,先行 一步写了份检讨,检查我对主席感情不深,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工宣队派李成顺老师傅帮助我。李师傅为人和善仔细,他没有训斥我,而是帮我一行一行的审阅检讨材料。当他说这几行可以删掉时,我立即用笔打个叉。李师傅连忙阻止,说:“不能这么做,你要是把“毛主席”三个字叉了,那可就是大问题了。”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感谢李师傅诚心诚意的提醒。从那以后,我修改检查时,不再画叉。在李师傅的帮助下,总算没遇到大麻烦。

1969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大代表大会期间,举国上下欢呼雀跃。为了宣传这后来负面评价很多的“九大”,我们也卖了不少力气。除了系里献礼活动,还有不少文艺表演。工物系的教工宣传队在杨启述等人的组织下,编导了舞蹈“高不过喜马拉雅山”,歌舞采用西藏风格。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腰鼓队,边舞边敲腰鼓,气氛热烈。我们学生小分队也积极配合,敲锣打鼓迎九大。我按照边区十唱的曲子,填了新词“长江大桥起长虹,蘑菇云冲上九重霄。”陈必贤编了个锣鼓调,由打击乐、唢呐、笙、笛、板胡等乐器组成,一边在街上行走,一边演奏,有点像农村办红白喜事的怯吹,起到了欢庆效果。

我们宣传队多数是学生,只有陈必贤是实验员,听说他与赵一曼烈士有亲戚关系,但从来没听他提过。他戴副黑框近视镜,年纪不大,头发已灰白,很有艺术才华,会演奏二胡、京胡、唢呐。他还与王鹏亮一起创作过表演唱“推起小车跑得欢”,其中有句台词是“搅拌机哗哗响,彻底改变旧思想。”

实验员在清华是个特殊阶层。清华以双肩挑干部和教师为主体,这些人大部分是清华牌,连政治课老师、街道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从清华毕业。此外,还有行政人员、工人,以及中专毕业的实验员。这些中专生如果被分到工厂,大多可以当上技术员,乃至工程师。可是分到清华这样的单位,只能算小知识分子,做些辅助性工作。虽然有的实验员能力很强,能独当一面,但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六元。对一个十年工龄,三十多岁的人的确低了一点,有的因此连对象都找不到。很不幸,必贤就属于这一群体。他虽然在创作和演出时都很积极认真,甚至克服胃病的干扰,但平时话却不多。因为他不是学生,作为队长,我对他也不够关心。可一个穷学生,我就是关心,又能怎样哪?

1969年夏,工物、无线电等系一起步行到位于羊坊的后白虎涧大队参加麦收劳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场院里脱粒,扬场。晚上,访贫问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认识了党支部的许书记,一年以后还从200号步行到白虎涧劳动一天。许书记曾经带着我们,来到山里的杏树林,各种各样的大白杏、大红杏,捡软的,可着劲儿地吃。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这么多的杏,开心得很。

生产队有个年轻的技术员,长得很英俊。有一年,他不愿意离开女朋友,为逃避参军入伍,自己切断了一根手指,留下莫大的遗憾。 一天下午,他用一块沥青来润滑脱粒机的皮带轮,沥青被甩了出来,直射到我的短裤上,从此,这条短裤挂上了一块黑斑,我还是穿了好几年。因为我上了六年大学,只有两条短裤,夏天离不开。劳动快结束时,我们与社员们一起准备了文艺演出,除了队里的保留节目外,我还自拉自唱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提篮小卖”。最后是几十人的大合唱: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指挥,我自报奋勇,担当了这一工作。

1969年的9月,我们物0 和物00两个年级的学生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去劳动锻炼。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分配到锻工车间。里边有几个汽锤,半吨和一吨的。 班组里有十几个师傅。我们和师傅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下班后,在车间的浴池里一起洗澡。师傅也没把我们当外人,开玩笑也不回避。当我们浑身是汗,站到大风扇前去吹风时,师傅就拦着我们说:“现在舒服,老了以后会中病。”赵师傅住了医院去作动脉曲张的手术,我和何国华一起到人民医院去看他。

那时,上面要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在工厂的小土坡下挖猫耳洞,同班的严斌刨得最深。忽然,跨的一声,洞口坍塌。师傅和我们都急了,拼命地刨土。还好,土层不厚,一会儿,严斌就露出身形,完好无缺。出来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镜还在里边哪。”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刘凤歧师傅家住龙潭湖,离我家很近,跟我交了朋友。有好多年,我们一直相互看望、拜访。他还把他的外甥女介绍给我处对象,可惜她嫌我太土气,没有成功。后来,刘师傅又帮我介绍了一个第二毛纺厂的,还是没看上我这土老帽。刘师傅为此甚为遗憾,但我很感谢他,毕竟为我尽心了。

这几个月,我们积极开展了文艺创作,编写了在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快板,我谱写了女生表演唱“四好红花遍地开”。歌词是:“四好红花遍地开,毛泽东思想放光彩,林副主席发号召,四个第一记心怀,全连一片新面貌,四好五好花向阳开。”王鹏亮在《工人宣传队进清华》的女生表演唱里加了男声部(低音),在原来的欢快热情的旋律后,又烘托上雄浑壮阔的气势,进一步表达了青年学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工人阶级学习,彻底改造旧思想的决心。王鹏亮是个人才,可惜没得到发挥的机会。否则,他的作品和名气不会比东方歌舞团的郭峰差。

那年3月,北疆军情紧张,孙玉国的连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击退击毁了老毛子的坦克。后来中央军委发布一号命令,备战备荒为人民,部分清华院系搬迁到三线的绵阳651分校。配合形势,我们在厂里演了枪杆诗,由于不需伴奏,乐队和前台表演的男同学全部出动。我受了抬举,当了领诵。本来的顺序是,100米,不打;50米,不打。结果我先说了50米,后来又说100米,让跟诗的朋友发了会儿愣,出了点差错,但表演还是正常结束。除了京剧清唱,我只上过两回台,一个是和王裕民一起说快板,我每说一句都点一下头,有些呆板紧张,但没有忘词。这次枪杆诗事件还出了个纰漏。看来,我的舞台经验太差。还好,我的主要职责是伴奏。

我们班的姜韬同学在斗私批修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来清华的时候,母亲做了一件黑棉袄给他,他怕人笑话,把小黑棉袄放到了箱底,不好意思穿出来。当时正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使得劳动人民子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姜韬这个思想的暴露成了好典型。可是当工宣队的王茂元师傅知道了我们的意图后,让我们不要把它编成节目,因为他对姜韬有不好的印象。我们又不想放过这个题材,只好说,我们指的不是姜韬,而是更为一般的故事。后来还是得到了工宣队的批准。

王毓钟演师傅,王连赫演徒弟。师傅带着花镜一针一针地为儿子缝袄,徒弟令听者师傅的教导。把父母情和阶级爱一起融合到戏里。比赵本山和潘长江的小品也差不到哪儿去。当时我们在北重厂,到哪里去借这件棉袄哪?忘了是谁,指着我说:“他这件就行。”我猛然意识到,我一直把我妈妈为我亲手缝的这件中式黑袄穿在身上,连个外罩都没有。真是踏破铁鞋没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下子,道具问题也解决了。演出小品那个晚上,上边是满天星斗,下边是群情激动,还挺有气氛。回想起来,为什么放着穿着黑袄的不演,而去演那个把黑袄放到箱底的呢?那是因为,当时注重的是思想改造,要突出转变二字。姜韬同学的事例所表现的正是这个转变。

12月初的一天下午,工宣队从在厂的三百名学生里挑出几十个开了个会,说有紧急任务,明天下午动身奔赴新的岗位,工作保密。那时的青年学生象解放军一样,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对于工作性质,地点连想都不去想。我没有什么顾虑,只是舍不得离开共同战斗了一年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而,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小集体要服从大集体。我买了一盒大前门牌香烟,晚上和大家聚在一起告别。同学们唱了一首西藏歌曲:“不敬青稞酒 ,不打酥油茶”, 让我有泪不得轻弹。第二天,我连人带自行车一起装到了黄河大卡车上,离开了北重厂。

到了北京大学200号以后,置身于苍翠的群山,面对空荡的校园,按耐不住万千思绪,我不禁想到宣传队的队友们,想到我们曾经共同战斗在农田、工地和车间。当晚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寄到北重。还记得第一段是:

“那飞驰的黄河,迎着朔朔的北风,把我带到了我的第十八故乡。别了,师傅们,别了,同志们,别了,战友们。虽然遥隔百里之外,然而战友们的心声依然在我耳边萦绕回响,千叮咛,万嘱咐, 给我力量。一颗颗火热的心暖我胸膛,鼓励我昂首阔步,奔向前方。”结尾时引用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今朝战前饮滴卢,他日白令赏龙灯。”

两周以后的一个下午,工宣队通知我,工物系小分队要去新华印刷厂汇报演出,要我参加这个行动。我听了以后,兴奋得不得了,晚饭后,骑着我那辆生产牌的旧自行车从昌平的旧县,花了三个小时,来到清华。那天晚上,没有住处,就和王毓钟挤在一个单人床上。这时,宣传队已经扩大,加上了军乐伴奏,由沈黎洪的小低音、魏义祥的次中音、杜建昌的黑管、杨杜良的长号,再加上我这二把刀的小号。演员阵容也扩大了,增加了卢振民,沈文龙,聂洪生等。              

那天压轴的节目是合唱“毛主席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谁知道这段话是不是毛说的,反正那时候觉着鼓舞,真以为自己在“伟大的时代”,参加了“伟大的斗争”。哪知道到头来不过是为荒谬的“继续革命理论”当吹鼓手。忽悠了自己,也忽悠了别人。

回想起那个年代,我又是编又是演,又是吹又是拉,又是唱,又是跳,可以说是拳打脚踢,真是精力充沛。不遗余力,像是上了发条一样,狂热有加。

文化革命中,除了糊里糊涂地起哄架秧子以外,我只做过两件提得起来的事情,一个是筹建了清华井冈山驻赣联络站,经受过枪林弹雨,舍死忘生,没少卖力气,结果被当成阶级敌人往死里打;另一个就是组织宣传队,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散狂热,发激情。领袖让喊的时候,我喊了,让叫的时候,我叫了。光辉也好,暗淡也罢,毕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逝去的时代印记。人在年轻无知的时候干些荒唐的事情,大概上帝可以原谅。可是如今想起来确实荒诞可笑,都不好意思让子孙们知道。如果现在,新华印刷厂的刘涌甫师傅再来找我搞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NO SIR!”

二十多岁的人,精力充沛,热血沸腾,求知欲望强烈,那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龄。本来,我可以学会两门外语,本来,我可以去学得许多有用的课程。可是,我却失去了自我,投身到一场虚幻盲目的造神运动。如果没有我们这类人,国家会更安稳,老百姓也会更宁静。我们用了满腔的热血,对社会做了几年的负功。当然,我不过是一只蝼蚁,担当不起任何罪责,承担不起任何骂名。我能做的只有自我认知,自我检讨,不能再轻易接受任何诱惑与鼓动。当初,我没有任何的私心与杂念,自认为那时是纯洁的奉献与牺牲。最后,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还当了几年反革命。我曾经甘心做了一个奔走呼号的马前卒,最后明白了那是被人利用,被人欺骗和戏弄。这或许就是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一个失去过灵魂的人的忏悔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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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

4 回复 reflexes 2022-2-24 03:16
一直都在跟读,赞
2 回复 meistersinger 2022-2-24 05:21
老学长讲的很多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您文章里提到的很多人是曾经的邻居或是同学的父母。
3 回复 晓临 2022-2-24 08:0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当年的文艺宣传队宣传不了多少毛泽东思想,却为普通民众带来了一点娱乐。先说50米后说100米的情形很有趣,也许敌军冲到五十米还不见抗击,因而疑惧退缩,退了一百米之后再跑回来挨打呢。
2 回复 Polar_bear 2022-2-24 11:27
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有事实,有人物,有反思,赞!
4 回复 瀑川 2022-2-24 12:51
谢谢学长们的鼓励,千万不可小看党的宣传。尤其是崛起中的新一代,面对
丰厚的物质条件,更容易被欺骗。
我们只有30斤定量,没有任何补贴,完全是自愿,去为虚幻的共产奉献青春。

了青春。
3 回复 successful 2022-2-24 16:19
瀑川: 谢谢学长们的鼓励,千万不可小看党的宣传。尤其是崛起中的新一代,面对
丰厚的物质条件,更容易被欺骗。
我们只有30斤定量,没有任何补贴,完全是自愿,去为虚幻
真实的历史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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