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得三春晖

作者:瀑川  于 2022-2-25 02: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2评论

 

报得三春晖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

 

    196912月,工宣队通知30多个尚未毕业的学生,说有重要任务,性质保密。这些出身工农家庭的青年当时正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听到重要任物,个个心情激动。连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一起爬上黄河大卡车,顶着朔风,来到200号。

清华大学200号,又称试验化工厂,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原子能 工业基地,1960年建于昌平南口附近的虎峪村。200号有2000千瓦游泳池式轻水堆和一座零功率反应堆。还有一座156工厂生产用于荧光粉的同位素钷141

1969200号共有5个连队,分别为堆工、材料、监测、放射化学和后勤。我被分配到4连。四连分三个班,一班生产鉭电容、固体组件;二班研制用于反应堆检测的核子仪器;三班的任务是研制用于巡回检测的计算机。我分在核子仪器班。

由于清华200号房子有限,4连暂时安排在北京大学200号,与清华200号有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200号的军宣队的常务主任是邓代表,业务主管是校史展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吕应中教授。医务室有两个大夫一个护士,昵称分别是吴一趟、周对付和小糊弄。因为200号离城里较远,职工每星期六下午乘班车到西四北边的平安里,星期一上午再乘班车回来。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我们这30多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从劳动锻炼的北京重型电机厂,直接来到200号。当晚8341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军代表张跃忠同志做动员报告。我们要参与的是国防科委的一个保密工程,代号03820。工程的核心是建一座高温金属堆,兼有发电和增殖的功能。

我国铀矿储量有限,但是钍矿丰富。同位素钍232 俘获一个热中子后,经过两次倍塔衰变成为可裂变的同位素铀233,后者可以像铀235一样用作核燃料。美国曾计划十年拿下这个项目,花了不少钱后半路下马。我们预备花10万元人民币,奋斗半年,保证七一把核电送到天安门。张主任鼓励我们要敢打必胜,完成中央首长亲自批准的光荣任务。

虽然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但为能投身于如此伟大的任务而感到光荣。4连的工宣队代表是金师傅和孟师傅,不久又换成了贾师傅和李师傅 ,他们都是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军代表是海军战士王贺宇,办公室主任是工宣队员张文贵师傅。连队的主要成分是教师和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学生,职称新工人。还有几个行政人员、试验员和工人,当然少不了食堂做饭的大师傅。我们这些新工人大多和军宣队、工宣队站在一边。在教师队伍中,搞核电子学的有张万铸、屈建石、范天民、钱永庚、王志坤、杨自觉等;搞探测器和计量防护的有安继刚、刘桂林、张志康、张日清、徐四大、张静一、曲长芝等;搞计算机的有刘文雅等;搞半导体的有熊大清、陈显鄂、靳东明等。业务连长是邸生才。

我和孙传耀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是安装通风管道,做了几天钣金工。我们来到清华大学,住在5号楼。时值一月,天寒地冻,但是楼里没有暖气。晚上睡觉时不得不重上三床棉被,那还冻得直哆嗦。白天我们到工物系的807厂,在几位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把马口铁皮弯成管道。我们还学会了用铣床制作通风口的可调门阀。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教师还有谭彩云老师,湖南人,研究生毕业。谭老师人很好,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吸烟。

从清华完成任务回到连队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关于基建方针的争论。新工人何元金贴了一张大字报《从水磨石做文章》,批评连队领导求大求洋,要在实验室里铺上水磨石地面。这是新工人第一次发出他们的声音。不久新工人又和工宣队一起批判大权旁落的现象。当班、连的领导在讨论业务时,工宣队的师傅插不上嘴,他们认为被剥夺了发言权。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同情师傅的处境。可是这个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既然不懂业务,怎么能有发言权哪。不久金、孟二位师傅被调回工厂,换来了瘦高个的贾师傅和矮个头的小李师傅。

我参与的第二件工作是制作钽电容,把一张钽箔置于真空的玻璃罩的下方,高温加热到两三千度,钽原子在真空中溅射到介质载体。当另一面也铺盖一层钽原子后,就可以做成电容器了。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是实验员黑子,我跟着他学。

接着我又和教师曲长芝、同学何元金到城里参观几家电子仪器厂,学习印刷线路板的制作工艺。按土办法,用沥青在印刷线路板的铜皮上描出电子线路,然后放到三氯化铁液体中,把没被沥青涂抹的铜皮腐蚀掉。正规的做法则需要照相、制版、光刻等工序。

有一次三氯化铁液体用光了,教师王泽民给我一个没盖的10升玻璃瓶,要我徒步到清华200号的库房去灌三氯化铁。我用胳膊肘夹着玻璃瓶,在荒郊野外边走边唱歌,走了一个小时。灌好三氯化铁走回北大200号的实验室后,我发现裤子多了几个小洞,翻毛皮鞋上也抠出了几个圆点。原来,那空瓶子原本不是空的,里边还有残余的三氯化铁。我没意识这点滴的液体还能流了出来,腐蚀了我的裤子和皮鞋。那个年代对安全生产不大重视,几乎没有条例。有一次连队里丢了氰化钠,两三天后才找到。我还学会用纯铜做点焊机的两个电极,懂得了退火工艺。把铜棒加热烧红后,马上放进水中,冷却后再拿出来,铜质变软,容易加工。

19704月的一个上午,北航朋友徐从和去哈尔滨工作路过北京。他打电话要见我。办公室主任张文贵师傅听到了,知道我要进城会友。偏巧班里要派我到西直门外头堆村的钢铁研究院去买镍皮,用作裂变室探测器的电极。于是我又到办公室找张师傅要介绍信,他悍然拒绝了我的要求。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公私融化论,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去进城会朋友。我只好把班长拉来,说明急需镍皮,他才答应。

张师傅尖嘴猴腮,留一小撮胡须,像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赃官孙振山。他脾气古怪。有一次,他拒绝开支票向一家绘图公司付款。没多久他就被调回新华印刷厂。有位老师从外地出差回来,到新华印刷厂办事。他看见张师傅正在低着头扫街,连忙上前去问寒问暖,汇报工作。旁边过来一个戴红袖章的把他拉到一边,斥责他为什么和张套近乎? 并且告诉他说:“他是大流氓!”原来,张师傅和四连的两个女职工发生过男女关系。

四连党支部书记是吴绪模,团支部书记栗乃志,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委员有金元 、刘桂来、蔡建新,以及实验员田宜屯。栗乃志还推荐我当了200号的团委委员,团委书记是工化系的张凤莲。值得一提的是栗乃志,他是物001班的学生,比我低一级,和我一样在文革初期参加了“清华井冈山”。他还参与了清华的百日武斗,在5-30 攻占东区浴室中负伤。中共九大后,按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他成了纳新的共产党员。继而青云直上,当了清华大学的党委委员。在新工人里,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了,自然也唯他马首是瞻。

因为都在井冈山团派里干过,他和我在性格上也合得来,对我比较关照。 那时宣传队要搞什么运动,都会先通过校团委,再逐层下达到以新工人为主体的团支部。在某种意义上,新工人成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打手,栗乃志和我自然也在其中。这些人在运动中首当其冲,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不知什么原因,栗乃志和军代表小王也不大和睦。

 

那时候连队三天两头搞运动,一会反右倾,一会反保守,一会反歪风邪气。每次差不多都会揪出三五个整顿对象,在百十来人的连队里约占5%,符合毛主席说的95% 是好人的基本原则。至于运动的对象,有时是知识分子干部,有时是教师,有时是实验员,有时甚至是食堂的大师傅。每次运动,新工人都是冲锋在前。除了搞运动,我们也开展过行军活动。几个人在星期天凑在一起,背着被包,带着干粮,到野外爬山跋涉,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几个去过十三陵,到过沟崖。那里有个老君庙,算是名胜。可惜经过几年文革的洗劫,里边空空荡荡,只在墙上依稀留下几条革命标语。 

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外,连队经常开展大会战。即事先订个目标,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辅助人员,都几天几夜不睡觉,拼死拼活要把这东西搞出来。食堂的大师傅也不闲着,夜里1点钟抬着大桶来送夜宵。每人一碗煮挂面,还要卧上两个鸡蛋。

有个赶制电子放大器的教师,困得一头倒在试验室的桌子下睡着了。示波器上一见到信号,马上准备锣鼓,到200号党委报喜。那时的科研工作完全是在革命热情的激励下进行的。报喜后,信号又没了,还得重来。71日到了,送电到天安门的事还没踪影,领导只好改口,推迟到101日。

按照毛主席学农学工的五七指示,连队自己种菜。大家挎个篮子,分头走出实验室到田边地头去拾粪,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天下午,连队安排大家拿着铁桶从地沟里掏臭水当肥料。为了 掏得更快,栗乃志、张良驹、何元金和我先后跳到下水道里,装满一桶污水后举起来,递给上边的人。这四个人应当说一不嫌脏,二不怕臭了。可是半年以后,没有一个在清查运动中逃脱,全都挨整,激烈的运动以栗乃志的自杀达到高潮。掏完脏水后,我用了半块肥皂,还觉得没洗干净。好几天,都觉着身上有股油腥味。回想起来,那时我真的做了的一件蠢事。万一中毒或患上皮肤病,那可是一生的不幸。为了几桶污水,真的划不来。

820工程需要一大批劳动力。1970 200号招进了一大批初中毕业生,即小青工 ,大部分是女孩。我们四连进了10多个。其中有清华校党委副书记胡建的女儿傅东妮。这些青工分配到不同的班组和食堂。大部分青工分配到计算机组,为内存穿磁芯。还有几个到固体组建生产线。

随后又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招进一批复员转业军人。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革命的大熔炉。然而当他们复员到地方后,却出了不少问题。先是部分复员军人与小青工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导致好几个小青工坠胎。有一个女青工,同时和几个复员军人发生关系,那几个人合起来给她买了块手表。另一个复员军人不知真情,要和这个青工谈恋爱。按着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他找到这个青工。但他发现还有好几个男人和她在一起纠缠时,恼羞成怒,把这事报告给军代表。

文革中人人自危,诚惶诚恐,然而在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行为越轨。有一位姓陈的物理教师,已婚,在200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清华本部的一位女教师建立了两性关系。后来女老师的丈夫也加入行列,组成二龙一凤。大概就是当今网上常说的3P。三个人正玩在兴头上时,女的提出离婚,要嫁给陈老师。她丈夫不同意,于是把奸情捅了出来。三个人都受到处分。五连(放射化学)的一个老师,妻子是军官。他在清华和一个女实验员有往来,还到万寿山的昆明湖去划船。被别人揭发,犯了破坏军婚的错误,被点名批判。

除了男女问题,复员军人里还发生过几起偷窃事件。他们有不少人都成了司机,偷东西也方便。有一回,200号党委收到一封某人民公社的感谢信,感谢支援他们一批钢管,于是党委知道这批钢管被偷出去卖了。200号属于放射性试验室,有不少用来屏蔽核辐射的铅砖。有的复员军人偷了铅块回家做成钓鱼的坠儿,赚点外快。

有一次,他们偷了台电机放在自行车上。出大门时电机掉了下来。站岗的军人问,谁让他们拿的。他们报了吕主任的大名。

这些人偷东西偷红了眼,还打算要偷金属铀,“听说那玩意儿经烧,一公斤能顶2000吨煤 呢。”我们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在部队里都是胸戴红花的五好战士,一到地方就变得男盗女娼了呢?大概因为部队的规章与气氛把他们的本性掩盖了。一旦换了个环境,各种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小青工自身也出了不少问题,有个男孩参加拦路抢劫被送进监狱。有个见了男人就捂脸怕羞的女孩,伙同男朋友以假谈恋爱去诈骗钱财。由于200号的工作人员周末才能回家,文艺生活又很单调,个别知识分子也同小青工建立或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200号被搞得乌烟瘴气。

19704 月,我们这些新工人正式毕业留校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工资 46元。心里激动万分,父亲和母亲为了让我念书,吃了那么多苦,盼了26年。现在我总算有了回报的机会。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乘班车到了平安里,和栗乃志一起往南走到西单商场。他买了他家爱吃的面包干,我为父亲买了2斤蛋糕,2斤红香蕉苹果,给母亲花1.25元买了一盒大中华香烟。那是我一生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刻。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已经68岁,患有偏瘫症,母亲身体健康,也已67岁。眼看着别人的孩子10几岁就能挣钱养家,他们却勒紧腰带,克服困难,让我完成高等教育。当他们见到这迟来的回报时,欣喜万分。对着邻居不住地说:“这是我儿子买的。”

我在整党时结交的工人朋友,工物系807厂的老师傅王保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星期天上午,我来到王师傅在清华园新林院的住家。然后,他把我带到了他的邻居,土建系的一个教授。我见到教授夫人和她的女儿,人都很和善,经济条件比我家强得多。这个女孩从小在农村长大,挺朴实,高中毕业后到延安地区支边插队。谈了20分钟后,王师傅请我到他家吃韭菜馅饺子。回去后,我犹豫了几天,给那位教授家写了封信,觉得我当时是团支部副书记,而且是劳动人民出身,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对象,门不当户不对。极左思想使我推掉了这门亲事。这是我见的第一个对象,因为我的不同意而告终。

7月,栗乃志告诉我,组织上准备发展我入党,下礼拜发给我入党志愿书。我听后十分激动,跟党走了这么多年,上高中时就开始申请,终于要成为光荣的一员了。想到此,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着,盼着举手宣誓的那天,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周末我回家看望父母,告诉了他们我要入党的事,他们似乎不那么兴奋。过了会儿,我发现对面一堵破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方的名字已被撕掉。只留下几个如青洪帮一类的字样。我问母亲,这是不是别人贴给父亲的。母亲勉强地摇摇头, 表示否认。于是,我又到已经搬迁的赵大爷家去询问,他说是贴给我父亲的。怎么办?是暂时不告诉组织,入了党当再说;还是如实告诉组织,等待组织的决定。我选择了后者。

星期一到200号,我马上把此事告诉了栗乃志,他又转给党支部。党支部进行了调查,决定的结果也没跟我说。几个星期后,我问栗乃志志愿书的事,他说:“你着急啦?”栗乃志是个坚持原则不以个人情谊为第一的人,我入党的事情就这样黄掉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正因为我没有入党,没有所谓的政治生命,所以背上的包袱不够大,以至在来年的运动中犹豫不决,错过了自杀的机会。

那年人民日报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连队组织了认真学习讨论,有个复员军人说,巴黎公社 是在大炼钢铁时成立的。不久连里选派了几个人到江西鲤鱼洲57农场去劳动锻炼,从新工人里去的有我的朋友孙传耀和杨宝华等。幸好我没被选派,躲过血吸虫的威胁。

1970年,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尤其是理工科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和工人宣传队一起占领上层建筑。根据毛指示,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无须考试,学制三年。连队里除了老教师、新工人、实验员、复员军人和小青工等,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即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提出了上管改口号,即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他们才是大学的主人。知识分子成了改造的对象。

到四连的学生有的来自海军,有的来自陆军,如昌平的防化兵。有的来自二机部所属工厂,如北京的综合仪器厂(261),西安的262厂,兰州的404厂。 还有一批来自内蒙和东北的农垦兵团和农村。因为是直接选派,不经考试,里边有不少干部子弟,如南海舰队司令杨梅生的儿子,海军参谋长潘炎的女儿。有的本人是四届人大代表,如来自山东兖州的孙海燕。有的是生产队长的孩子。

学员中最老的50多岁,最年轻的有十七八岁。学生到来后,我被分到了教学组,大部分时间和工农兵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学生的经验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有的是小学。 有的来自电子车间,有的来自电镀,有的来自食堂,有的来自技术科。我们这批新工人在年龄上离工农兵学员较近,思想感情上也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相互间关系较好。学生进校不久,我们就组织过一次步行到八达岭的军训活动。半夜出发,下午返回。那是我第二次登上长城。

四连了来了几位基础课的教师。清华的大部分教师、干部都是清华牌的,即清华毕业。这几个老师却都是杂牌军。教英语的郑金安,郑州大学毕业。教物理的范汝言北师大毕业。教数学的武继玉河北大学毕业。这三个人除学科不同外,性格也差别很大。郑金安憨直爽快,不拘小节。郑是河南人,说话带豫剧味。见面爱跟人说,他的小孩是林巧稚接生的。

星期一早上,他经常赶不上班车,坐公共汽车到站后得走一个小时。有一次,他在半路拦截了军管会主任张耀中的上海牌小轿车。连队开会对他点名批评。在给学生讲定语从句式,他把连接词THAT 说成 搞对象时需要的介绍人,也让工宣队大为恼火。范汝盐老师思想活跃,口无遮拦,爱开玩笑,也爱发牢骚。讲力的单位达因时,他比喻苍蝇叮在脸上的力是一个达因。英国女皇的脚的长度是一个英尺。听说他后来也挨了整。武继玉是党员,刻板老成,循规蹈矩,说话嗓门很高。他曾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当微积分教材,讲给学生。

由于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较差,老师讲课时得强调感性认识,需要与实际生活中事物比较,从而树立起物理概念。讲电容器时,要比喻成水容器,装水的东西。做实验时,有个学员碰倒了一个电解电容,马上要把它扶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别让里边的水洒出来。”机械系有个老矿工孙师傅买饭票时,在单子上写了20元。卖饭票的对他说要大写,他就在表上写了个大点的20。办事员还让他大写,他急了,“得要写得多大呀?”一位教师在给孙师傅讲课时,过于急躁,摔了根粉笔,成了被批判的典型。

我在辅导一个海军学员时,他不知道16的开方是多少。我问他,几乘几能得到16,他说28。怎么也想不到44也是8。他不知道什么是平方。这位学员毕业后分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不久,红旗杂志出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一把大锉捅破了微积分的窗户纸》。当你把一块方铁锉成一块圆饼时,你每挫一下都是一小段直线,最后形成的总体是一个圆。有人说清华园墙里开花墙外红。            

那年除了跳进下水道,我还做过一件错事。那就是给范天民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在教学组的讨论会上,需要给学生讲一堂关于变压器的课。我觉得这是件简单的事情,就自报奋勇来讲这堂课。范老师说,还是让老教师王泽民讲吧。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右倾保守,于是给范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堂课我还是讲了,还编了个口诀,“电生磁,磁生电,变压得用交流电。圈数电压成正比,功率出入无增减(近似)。”

后来我逐渐发现,范老师是位正直的人,实事求是,敢于表明自己的主张,从来不怕人家说右倾或者左倾。他虽然是党员,但对整人的事从来没有兴趣。我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好多熟脸的人都横眉怒目,逼我交代。范老师却从未给我白眼。他不光业务好,身体也很健壮,喜欢体操、游泳、滑冰。30岁以后他才结婚,夫人在精神上有点遗传的问题。他们两个虽然各自生理正常,但是因为相互间的抗体而不能生育,没几年就离婚了。此后范老师先后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和乙型肝炎,长期在家休息。93年回国时,我到他在劲松的住所看望过他。后来听说已经去世,享年71岁。虽然我的大字报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一个老好人,真对不住他,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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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2 回复 successful 2022-2-25 10:06
根据当年1967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5月份的一个有关于66 67 68 三届毕业生,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全部提前毕业分配. 不知道你们为何到69年才分配?
3 回复 瀑川 2022-2-25 22:49
64年入学清华原定六年毕业,后改为5年半。我们实际上在70年4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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