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1976

    1976年算是文革中的多事之秋，也算是十年浩劫的尾声。

一月八号，周恩来总理去世，接下来就是批邓，后来又有四五事件和残酷镇压。7月6号，朱德总司令去世，20天后发生了唐山大地震，9月8日，毛泽东辞世，10月6号，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这一年，200号出了林兰事件，清华开运动会，动员报名支援西藏。

一代名相周恩来逝世后，举国哀悼，无不伤痛，舍不得让这么一位为国家心力交瘁的总理骤然离去。出殡那天，十里长街，由东往西，直到八宝山，数十万市民站立两侧，自发地聚到一起，到处是低声的哭泣。这些人里有带着红领巾的儿童，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男有女，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一位带着眼镜的男子，在总理灵车驰过的刹那，不自禁地抽搐了一下，怀里的孩子也一头扑向父亲的肩膀，为肃穆哀伤的画面添加了动人的一笔。孩子也许不知道他是人民的总理，但是，他知道离去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里，这样的情景并不多见。而我们这代人却被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深深地感动，见证了人民对总理的由衷的爱戴。

直到几十年后，当人们了解到更多的实事和开始独立思考后，他们才对所谓“贤相”有了本质性的了解。

周恩来去世后，单位里又是大字报，又是传闻。大字报铺天盖地，周恩来成了百姓关注的中心。街头巷尾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周恩来的汽车在府右街碰倒了一个骑车的人，停车后，周问那人受伤没有，还把大衣披到他的身上；周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换把新椅子，周都要先坐一坐，怕椅子不结实；困难时期，火车上的服务人员端上一碟他平素喜爱的炸花生豆，他连忙挥了挥手，撤了下去。当时还有个 诗朗诵《中南海的灯光》，感人至深。

然而，与来自百姓的自发敬仰和悲伤相比，官方的反应却是不寻常的冷淡。首先，毛泽东没去参加这个跟他多年不离不弃的股肱之臣的追悼会。各级领导也在阻止群众参加悼念活动。清华200号有几个工农兵学员要到城里去送花圈，党委知道后，马上派车把他们追回。210教研组有个姓刘的教师，当时正在农场锻炼。周末回来时他跟大家说，和他们一起劳动的有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叫王若水，大家请他回去后汇集材料，系统介绍一下总理的生平。王一口应承。过了一周刘老师再回到教研组时，大家都想听听人民日报的内参。刘说：“王若水回到农场后，三缄其口，不敢再提周恩来的事情。”

毛泽东，按林副主席的话说，乃是几千年才能出上一位的伟大领袖。他是个振臂一挥山呼万岁的英雄。可惜，三个儿子丢了一个，死了一个，还剩一个又体弱多病。毛从外姓选人接班实出无奈。因而，对身边的这些人，尤其是近臣，总是狐疑猜测.以致积怨过多，不得不一个个除之而后快。

刘少奇自60年代当上国家主席，羽翼渐丰，与毛泽东政见开始偏远，迫使毛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不惜举国动乱，把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铲除。刘倒下去后，把毛捧到神坛的林彪在九大被钦定为接班人。两年多后被毛逼走，折戟沉沙。林死后，周恩来成为毛旁最显眼的人物，因而日子愈来越不好过，毛借口批孔老二，批宋江把矛头指到周的身上。但周却扮演一头专心拉磨的驴子，在谩骂和皮鞭下默默地劳作，直到倒在磨旁。当惯了顺民的百姓除了对他的盲目爱戴，还多少带有几分同情。

文革后，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高调极左，倒行逆施，人人惶恐度日多有抱怨。这种反差加深了百姓对周恩来的怀念。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读祭文，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并且隐含着对遭受迫害的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邓小平。有一首五言绝句被广为传咏，“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客观地反映了老百姓饱受压抑又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

四五事件后的星期一，我们回到200号的那天夜里，党委组织了全体职工围绕虎峪村的大游行，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革命的口号声划破夜空，惊醒了村民。顿时让人感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哀怨肃杀阴森恐怖的气氛。第二天，基层单位开会，让去过天安门或抄写过诗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划清界线。领导鼓励大胆揭发，不放过一个坏人。受到表扬的有政治教师刘元亮，他揭发了他的妹妹；51班学生孙冬纪，干部子弟，揭发了她的父亲。他们成了大义灭亲的榜样。

那天下午，抱着好奇心理我骑着自行车，从人大会堂和广场间经过，还从背后看见两个220 教研组的老师。由于我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有了经验，你越老实交待，他们越说你还有问题。我如果说路过，他们肯定会怀疑我去了广场，抄了诗，于是我又会陷入被动。我就是不说，反正你也不能凭空诬陷。周末回家，听说北京抓了一批广场闹事的反革命。

四五事件后，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批邓的高潮。清华大学在迟群、谢静宜的率领下成了批邓的急先锋，校党委常委可以破格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在传达会议的精神时，说邓小平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年轻的常委荣泳霖同志说邓：“ 死猪不怕开水烫。”教研组的小组会上，人人表态过关，批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有个刚从二机部九院调来的女技术员，人很和气，就是不爱说话。她会上不发言，散会就走。领导要找她谈话。几天后，她从几十米高的渡槽上跳了下去，结束了生命。当然有可能因为她有抑郁病，禁不住任何精神压力。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文化革命中，该说话时你不说，该表态时你不表，也是政治问题。俗话说，你不找政治，政治会找你。

这一年，清华开了校运会，运动会由胡健同志主持。他宣布“国家体委庄则栋同志也来参加，让我们表示热烈的”，说到这里大家满以为下边的两个字是“欢迎”，没想到他老先生却说“祝贺 ”。莫名其妙，你家开大会，向人家庄则栋祝贺什么呀。胡健是河南人，原为清华党委第三把手，和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属38式干部。文革前，在一次学毛选的动员大会，他说了个“人事处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事处的人当时懵住了，“清华那么多部门单位，干嘛非让人事处去活学活用？”后来才知道，秘书在写稿时偷了个懒，把“人人事事处处”里的第二个字人、事、处用两点省略了，胡建没看清这三个省略号。

胡健曾在1968年年底获得解放。他在全校大会上，用快板的方式作了深刻检查。他说：“我也曾挑着扁担送公粮，我也曾走在和工农结合的大道上。刘少奇，蒋南翔，一个狐狸一个狼，给我一只罗马表，派笔 ，……”轰动很大。后来，听说他在绵阳分校 651 主持工作时，主张用干打垒的方式盖房，结果招来个歇后语“ 清华大学盖房—胡建”。76年，在动员支援西藏的大会上，他和他的女儿傅东妮同时表决心，当然两人都没去成。胡健在批邓中态度坚决。四人帮被逮捕后，他又下了岗，因福得祸。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78年间，他到蓝旗营的一个早点部去买油饼。

清华还有个歇后语“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刘冰（溜冰）”， 这事跟刘冰倒没有直接关系。这一年，刘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反映清华的两霸迟群、谢静宜的专横跋扈作风。毛主席见到后批了一句话，“刘冰告迟群、小谢，矛头对的是我。”一下子刘冰捅了马蜂窝，在清华被批个狗血喷头。当他的检查还未彻底的时候，四人帮失 势。刘冰又被重新起用，到兰州大学做党委书记，又可谓因祸得福。在文革中，事态变化之快，神鬼莫测，让人迎接不暇。 结果常常出人意料，今朝座上客，明日阶下囚。整个国家像赌博一样，把注押对了，你就会飞黄腾达；押错了，只好愿赌服输。

随着批邓的深入与推广，深得中央宠爱的清华200号03820工程遇到了麻烦。国防科委代表林兰打了报告，参了清华一本。200号地势高，地处北京上水上风位置，不适于建造大型核反应堆，这会威胁北京的安全。一把利剑捅到了200号的痛处。

接下来，除了批邓，还得批林兰， 把他打成右倾翻案的代表。这个工程自1969年上马，在以吕应中同志为首的一批核工程专家的带领下，预计花上10万元人民币建成，1970年7月1日向党献礼—送电天安门。工程的核心是建造一个钍增殖堆，用钍232俘获热中子来产生铀233，一种和铀235一样的同位素可用座核燃料。中国的钍资源丰厚。美国人原来想用十年而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完成。这个建议得到了从周总理到康生等中央首长的支持。因为原计划的高温金属堆难度大，后来改用了气冷堆。

到了1976年，820工程还没有成功。在安装电线杆时还砸死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这次碰到林兰的挑衅，清华试验化工厂恼羞成怒，上纲上线，对林兰一通穷追猛打。为此他们建了个高塔，让放射性的铟114同位素在塔顶烧化，使之扩散到大气当中。每日出车把小青工和复员军人送往北京的各个角落，每人捧个盘子，回收空气中的放射性铟114的样品。力图用事实反驳林兰的谬论。我当时在教学单位，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离开200号后，再也没打听过03820的下落。

7月28日子时，老百姓正在熟睡，忽然感到大地铿铿作响，床在大幅度地晃动。 我知道这是地震， 本能地分开双膝，在孩子的上边用手撑着，怕万一屋顶塌了，伤着孩子。地震很快停止，人们惶惶恐恐、乱乱哄哄，走上街头，拿着小板凳坐在离楼房较远的天坛马路的边上，担心大震再次发生。从半夜坐到凌晨，天又下起了大雨。 我把一件雨衣披在患有半身不遂的老父亲身上，还要打着雨伞。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住了，不知所措，不敢回家。后来，听说地震中心在唐山，死了几十万人。北京距离较远，死了几个人。

本来，那天我应当去平安里乘班车赶回200号。可是遇到了地震，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不能离开。那时也没电话，反正领导知道地震，也用不着请假了。雨停了，我用竹竿、木条和塑料布搭了个临时小棚子，用板凳和铺板支了个炕，让二位老人过夜。我和我妻子坐着打个盹儿。有天黄昏，我在天坛马路上往东望去，见到一个硕大的椭圆形黄里透红的月亮不住地闪动，似乎有种预感。因为在文革中，清华有人在大字报上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把江青同志比作月亮。因为毛主席的缘故，她才发光。

几天后，旧邻居老环子骑着3轮车在街上转，捡了不少碎砖头。我从天桥的山货莊买了几领炕席和一卷油毡，在简易楼前搭了个稍微正规一点的地震棚。两周后，人们恐惧消除，开始搬回楼内。不过从此时起，北京掀起了在楼前屋后搭小棚子的热潮，用来缓解拥挤窄小的住房条件。结果，使得本来就不那么整齐的居民区，变成了犬牙交错的贫民窟。安排好后，我回200号工作。200号的领导为了关心群众生活，发放了一批木材给家住城里的职工，并且派卡车送到家门口。我也分到了一些，不过没有用到地震棚上，打了几件家具。

一天下午，我正在200号的宿舍看书，忽然听到广播说有重要新闻。随着，有个工农兵学员在楼道里大声喊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了！”大约四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了一年间听了3次的哀乐，一次是给康生，一次给周恩来，还有一次给了朱德。那低音号和长号的沉重冗长的节奏，让人感到肃穆阴沉。2（高八度）-7-6-5-6—，6--1—5—3—2----。旋律由高到低，节奏由缓到慢。人们意识到，又一个“伟大的”人物倒下去了。这种声势叫人感到地在哀泣，山在呼啸，江河欲止，大海欲嚎。今天这首哀乐奏给了毛泽东，我们喊了多年万岁的毛泽东，我们天天祝他万寿无疆的毛泽东。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不知所措，善良质朴的中国人除了悲伤就是哭泣。一个时代的巨人，一位万民跪拜臣服的暴君终于走了。

毛泽东离去后，诚如他老人家所言，地球还是要继续转下去，只不过中国的形势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老实说，跟着毛主席在文革中滚了一身泥的我，把政治已经看穿，对文革已经厌烦。毛主席早死一天，中国就会早消停 一天。周恩来死后，我曾掉过眼泪。这次毛去世，我却没那么伤痛，只是感到愕然惆怅，大概是因为惯性。

毛的追悼会是在天安门开的，只有表现好的职工才能参加。我在电视里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吐沫一页一页地翻着讲稿。不过当时中国急需一个新的领袖，也顾不上去评头论足。何况华国锋是个厚道人，不搞特殊化。他曾经步行到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在高干层里这已经很不一般的了。

毛主席死后的几天，我在前门大街的副食店里，看到货价上的二锅头酒的瓶子都转了180度角，把红色的标签朝里放去。有点像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说的，把红萝卜放到蓝套里来卖，好在我不是酒糟鼻子，没在街上挨几鞭子。不过挨鞭子的还是大有人在。毛主席去世的当天200号就抓了个反革命。他那天晚上买了一瓶酒和一斤肉，一个人美滋滋地喝了起来。党委把这种举动当成了阶级仇恨和反攻倒算。回家后，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的支部书记，因为女儿来家探亲备了酒肉，大吃大喝一番。她被人告发，丢了党票。

1976年，江青和以她为首的四人帮显得更加活跃。死去了他们日夜诅咒的周恩来，撂到了死不改悔的邓小平，他们感到踌躇满志，成功在即。江青到大兴县去骑马，江青在推广亲自设计的唐裙，江青在鼓动多种文冠（管）果（国），江青 还找了外国记者，撰写《红都女皇》。好一个忙忙碌碌四处奔走的第一夫人。这一年，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电影《决裂》后，又推出了一部《反击》。更加粗制滥造，重弹阶级斗争的旧曲。里边写了几个走资派的后代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和最后的反扑。

1976年9月30日，江青要到清华的200号作报告，恰逢十一前开始的长假。党委规定，只有家里揭不开锅等着工资的人才可以在中午进城回家，其余的要等到首长报告后才能离开。我加入了揭不开锅的行列。过完十一回到200号后，零零星星听到了一些江青讲话的内容。她身上带把剪子，随时准备拼命。她身上带了几千块钱，预防天有不测风云。那天，除了跟200号食堂要了几根葱，厨师、厨具、和饭菜都随首长车队而来。我们组有个姓谢的党员干部，听了江的讲话后当时表示：“顿觉开朗，一扫悲观情绪。要跟着首长干革命。”一个星期后，四人帮倒了台，他又说：“对江早有察觉。” 可见其水平之高，后来这位高人被调回高级党校作教员去了。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逮捕了王、张、江、姚， 为国为民除了大害。市民们自发地到街上游行，为打倒四人帮而高兴，为甩掉了一条精神枷锁而轻松。西单商场卖螃蟹时，都说：“仨公一母”。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教学人员和学生又搬回了清华。6年里， 搬来搬去，折腾了三次，全凭领导一句话。

为了除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不惜倾全国之力，自下而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又出了王、关、戚，又出了杨、余、傅，又出了陈再道，甚至又出了林彪。然而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还是豢养了四人帮，他们思想极端，心地险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让7亿人民陷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长达十年之久。斗来斗去，没完没了，这就是毛泽东的其乐无穷。运动连轴转，整人坑人不断，按照毛95% 的大众都是好人的估计，每次运动、清查都要凑上5%。只弄得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如今，四人帮受到惩处，实乃罪有应得，老百姓总算是出了口长气。然而，诚如571 工程所说，科学教育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中国大船航行到一个新的历史拐点。